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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第1页）

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

西夏史资料残缺不完，留给我们的历史面貌只有一个粗疏的轮廓，在许多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看法，未得解决。例如党项拓跋氏即西夏王室的族属，究竟是羌，还是鲜卑，就是关系到对西夏政权以至对西夏的历史文化能否作出正确估量的一个重大问题。又如：1038年拓跋元昊即夏景宗称帝，国号“大夏”，旋又改称“邦泥定国”，而传世实物证明西夏自称“白上国”。所谓邦泥定国及白上国等名，它们的实际意义究竟又是什么？这也是认识和研究西夏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探索和讨论的。

西夏王室所出的党项拓跋氏，其族属为何？汉籍向来存在两种说法：唐初撰成的《隋书》，最早为党项立传，称党项为羌，说“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党项传》，也都说党项是西羌别种，并指出“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而拓跋氏最强”。党项既是继西羌而兴起的另一支羌族，党项八部之一的拓跋氏，无疑也就是羌族了。但《宋》《辽》《金》三史的看法则不同。《辽史》卷一一五《西夏外记》称：“西夏本魏拓跋氏后，其地则赫连国也。”《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赞曰”中也记“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这无疑对《辽史》作了补充说明。《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载元昊进表说：“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他派贺九言赍《嫚书》也说：“元昊为众所推，盖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又何不可！”[1]在《宋史·夏国传》以及宋代其他历史文献中也未见加以否认，是则西夏君臣所述党项拓跋氏本属鲜卑的事实，似难仅以抬高门第，疑出伪造为理由[2]，即予否定。因为一般浅化部族，对于自己的家支世系照例都是能记得清清楚楚的，以往凉山彝族就是如此。鲜卑族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拓跋氏又富有政治经验和组织能力，自唐初拓跋赤辞以来的世系也基本完整[3]，怎好随意判定西夏统治者就回忆不起他们的祖先的出处呢？我的主张是：对党项共同体的族属，应当一分为二，即党项人民是羌族，而其中拓跋氏是鲜卑，前者是人数众多的被统治族，而后者则是统治族。以下申论六点理由：

1。早在元昊二百年前唐人林宝撰写的《元和姓纂》就说拓跋守寂是“东北蕃”，亦即鲜卑族；而拓跋守寂就是西夏王室的祖先。

唐代崇尚门阀，姓氏书流行，林宝又精于谱学，他在《元和姓纂》卷一○叙述拓跋氏说：“孝文帝迁洛阳，改为元氏。开元后，右监门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亦东北蕃也。孙乾晖银州刺史，侄澄岘今任银州刺史。”宋代郑樵《通志·氏族略》第五“代北复姓”条，也采录了这个说法，惟“东北蕃”作“北蕃”为异。林宝以当时人记当时事，必有根据，林宝生在元昊二百年前，就已经明白指出西夏先世的拓跋氏是属于“东北蕃”的鲜卑族，这怎么能说元昊为了抬高门第，伪造祖先历史呢！

2。鲜卑人进入羌族地区建立政权的有慕容氏吐谷浑，乞伏氏西秦，秃发氏南凉，是不乏其例的。拓跋氏在党项族中形成统治地位，其事相类；且从拓跋赤辞和吐谷浑的特殊亲昵关系及鲜卑族姓在西夏统治集团占有重要地位这一事实来看，把党项拓跋氏列入鲜卑族，将更能说明某些历史情况。

根据鲜卑族在我国中世纪历史上的表现，他们富有政治组织才干，活动力很强。我同意如下见解：“占了半个中国的北魏王朝，立国悠久的吐谷浑王国，五胡十六国中的前燕、西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还有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都以鲜卑人为主，诸国的建立，和鲜卑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4]必须指明的是，慕容氏的吐谷浑，乞伏氏的西秦和秃发氏的南凉，都是以少数鲜卑人在西部中国把分立散漫的羌族部落组织起来而建立割据政权的。《新唐书·吐蕃传》载南凉秃发利孤鹿之子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清代钱大昕认为秃发氏就是拓跋氏，引《隋书·经籍志》有《拓跋凉录》十卷为证，谓当是记秃发南凉事[5]。这说明鲜卑拓跋氏在羌族中早有活动。宋代邓名世在《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三八中记：“太和二十年正月丁卯，诏改元氏，自是拓跋氏降为庶姓，散在夷狄。”联系《金史·党项传》载罗世昌所说“元魏衰微，居松州者以旧姓为拓跋氏”的话进行探索，便不难理解这伙拓跋氏此后为什么被称为党项的缘故，因为松州当时是在吐谷浑的统治下，慕容氏为了加强统治地位，拓跋氏为了在羌族中发展势力，获得靠山和支持，互相利用，紧密勾结，是势所必然的。新、旧《唐书·党项传》均载：唐初党项大首领拓跋赤辞与吐谷浑王室通婚，在唐军进攻吐谷浑，浑主伏允战败危急，走投无路之际，拓跋赤辞挺身而出，甘为效死，忠贞不贰。如果他是被统治的羌族，关系当然不致亲昵如此。《新五代史·吐谷浑传》谓：“其大姓有慕容、拓跋、赫连等族。”从这里也可以得到启发，党项拓跋氏和吐谷浑的拓跋氏，实在很难说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后来，在西夏统治集团中有不少鲜卑族姓占据显贵地位。例如李继捧的祖母是孤独氏（《宋史·夏国传上》），西夏灭亡前夕位居太尉的元老重臣西壁讹答（《新元史·太祖纪》作鲜卑讹答，西壁为鲜卑别译），等即是。

由于拓跋氏在党项族中的统治地位，年深月久，巩固而发展，一般汉族人就视同党项，称之为党项拓跋氏，也是很自然的。宋人宇文之邵在他的《上神宗皇帝书》中说：“吐谷浑者，今之文、扶羌也。”[6]吐谷浑王室明明是鲜卑也被说成是羌族，其事正是相同的。

3。在党项共同体内部既有统治族拓跋氏与被统治族羌人的区分，虽年深月久，混合同化，矛盾之迹已不显著，但细加探索，双方对立的消息，仍然难以掩盖。

在史料残缺的情况下，党项内部统治者拓跋氏与被统治者羌族人民的对立矛盾痕迹，我们仍然可以从侧面中窥见一二。例如宋太宗曾向投附他的党项首领李继捧提问：“汝在夏州能制蕃部否？”继捧答曰：“诸族狡恶不可制，臣但羁縻而已。”[7]又继捧附宋，族叔绥州刺史李克宪不接受朝令，宋派袁继忠前往劝谕，便当面对李克宪说：“绥州孤立无援，若犹怀顾望，一旦兵临，羌人嗜利忘义，势涣心离，悔何及耶？”[8]若果拓跋氏不是与统治下的羌人族属有别，李继捧的答话便显得毫无民族自尊观念；而袁继忠的“劝谕”也简直成了“辱骂”了，这是很说不过去的。1094年夏崇宗乾顺所立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其汉文一面记有：“先后（按指夏惠宗秉常）之朝，西羌梗边，寇乎凉土。”我国近代第一个发现党项文的学者张澍，为甘肃武威人，关注西夏史事，他对本碑作过考释，认为“元昊上宋仁宗疏，自称：‘改大汉衣冠，制小蕃文字’”，而此“碑文一再斥言西羌”，“是羌、蕃必各自为族矣，而西夏不自承认为羌也”[9]。碑文中所指斥的西羌，有人说实际是吐蕃或西蕃，这点我也承认；但是西夏统治者果系羌族，岂有为吐蕃或西蕃隐讳，反而去诬蔑本民族之理！

4。文献所记，带有标志性的西夏风俗制度，多沿袭北方民族，而与羌俗有异。

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西夏风俗制度多带有北方民族的特色。五代以来西夏统治者向中原进献白鹰、白鹘和“海东青”等珍贵猎禽，以表政治上的归顺[10]；元昊称尊，自号“兀卒”（汉译“青天子”）[11]，北魏拓跋氏改姓“元”，元即玄，也就是青色，体现了北方各族，如匈奴、突厥、契丹、蒙古以及鲜卑等共有的尊天习俗[12]，他下“秃发令”，雷厉风行[13]；在军事上使用“铁鹞子”[14]，与金军的“拐子马”战术是相同的。据清人赵翼考证；“晋穆帝时，慕容恪击魏主冉闵，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铁锁连其马为方阵而前，遂破闵。”[15]这种特殊战术，又是从鲜卑传下来的。此外，西夏畜橐驼，行军携带浑脱、帐篷，都沿用北俗，而非羌俗所习。西夏人的生活形态颇有与吐谷浑相似者；邓少琴先生撰《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16]，主张木雅乡居民是西夏遗族，其“妇女皆着缯裙，翩迁多姿，头缨珠贝”，实与《晋书·吐谷浑传》所述相同。又《宋史·夏国传下》记西夏兵流行用诅咒以图制敌，“捉人马射之”，“或缚草人埋于地，众射而还”，这和《晋书·吐谷浑传》述吐延为羌首姜聪刺死，其子叶延“每旦缚草为姜聪之像哭射之”。连巫术信仰也颇相同。

5。党项拓跋氏有“弭药”的称号，吐蕃建国时已具较高文化水平，又魏、周时期北方贵族酋豪有以“弭药”及“弭俄突”命名之习，殆“弭药”称号所自出。这也说明党项拓跋氏应属鲜卑而非羌族。

《新唐书》和《旧唐书》之《党项传》，均载党项为吐蕃所逼，向内地迁徙，遗留下来的“皆为吐蕃役属，更名弭药”。从藏文史料考索，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一则弭药之名早见于吐蕃并占党项故地以前；二则弭药对吐蕃也绝不只是一种被奴役的关系，据《贤者喜宴》一书所记，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在建政过程中，就从弭药人吸取过工艺、历算以及建筑等方面的知识技术。在《安多政教史》中，著录有《木雅佛教史》和《木雅五贤者传》二书[17]，木雅为弭药别译，足见弭药人知识丰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对吐蕃的建政和强盛起过一定的作用，而当时浅化的羌族则不具备这种条件。又，唐嘉弘同志在所撰《论西夏拓跋氏、甲绒、吐蕃和羌人的族源关系》一文中指出，从《魏书·卢鲁元传》《北史·高车传》《周书·明帝纪》及《太祖本纪》和《北齐书·神武纪》中可以看到，不少酋豪贵族喜爱使用“弭俄”或“弭俄突”为名号，其初用于个人或族落，后来也作为地名。西夏拓跋氏称号“弭药”表现出完全相同的习惯。北宋时期，无论是吐蕃的唃厮啰政权或西域的于阗都称西夏为“缅药家”[18]，缅药即弭药。弭药的别译至多，使用的时间悠久，探本溯源，显然又与魏周时期流行的北俗一脉相承，而与羌族无关。

6。新近发现明代编的《河西译语》中的河西语（即党项语）含有颇大的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成分，与现代学者认为属于南方民族语言系统的西夏语差异很大，这种现象只有党项拓跋氏本是鲜卑族，才易得到合理解释。

语言是判别一个民族的族属的重要标志之一。过去学术界都把西夏语看作完全属于羌族的语言，王静如教授曾认为现今四川大金川一带流行的羌语和雅砻江以东、康定西北以敏里雅克（Meniak）山为中心的地区所流行的敏里雅（即弭药）语与西夏语有密切的亲缘关系[19]；美国学者洛佛（B。Laufer）认为近代印度支那语中的罗罗（彝）语、么些语和西夏语极为接近，因此赋予“西、罗、么”（Si-Lo-Mo）语的新名。这即是说，西夏语属于南方民族语言系统。西夏语既然是党项人所使用的语言，那包括党项拓跋氏在内的党项族完全属于南方民族系统也就是理所当然了。近年发现的《河西译语》，记录着1370年河西地区，即原西夏领域的一种党项语。冯蒸同志对它进行了考察，认为这种党项语固然是一种藏汉系语言，但它与藏语支和彝缅支的主要关系较少，而且使人感到奇怪的是：“这种党项语与西夏语颇不一致，异多同少。”[20]为什么有这种现象或事实发生呢？陈乃雄同志对这个问题作过研究，提出看法，认为西夏拓跋氏的族属如确系鲜卑，那他们的语言就必然带有鲜卑语因素，这样《河西译语》一书所记录的党项语中存在着阿尔泰语言成分就不难理解了[21]。

以上六证，是内在联系，互相补充的。党项拓跋氏的族属是鲜卑的结论如果能够成立的话，那我们在下面进行西夏国名的讨论也就会容易得多了。

关于西夏的国名问题，论者不乏其人，尚无公认的结论，值得继续探讨。文献上所记录的有关西夏的名号特多，约可归纳成五类：

1。党项。它是汉族给予的称呼而非自称，党项之兴在周、隋之际，其得名疑与宕昌羌有关[22]。我国其他兄弟民族称之为唐古、唐兀，表多数则加“特”字，实党项一名之异译。拓跋氏凭借党项势力而兴起并建立政权，故西夏遂得党项、唐古、唐兀等称号，实际乃指西夏的主体居民，而非国名。

2。弭药。党项拓跋氏以弭药为称号，流传时间悠久，别译极多，如木内、母纳、弥娥、缅药、木雅、密纳克等即是。初为人名或部落族姓之称号，继被用为部族居地以至王室、政权的称呼。旧刊《范文正公集》附有“西夏地形图”，在兴庆府侧列“木内”名，并注“西夏祖坟”四字；保存于江苏省苏州市的南宋王致远所刻的“地理图”碑石，在贺兰山及居延海左近，列碛西弥娥州；又吐蕃纪录《嘉喇卜经》载：“吐蕃东北有二州，一曰密纳克，一曰唐兀。”以上三例皆属地名。北宋时，吐蕃及于阗称西夏为缅药家，乃指王室或政权，也还不能说是国名。

3。河西。古代汉籍泛指黄河以西的地区为河西，亦称河右。唐置河西节度使，以凉州为治所，河西成为地区专名，流行益广。以河西作为西夏的别称，北宋时已开始，沈括《梦溪笔谈》卷九，记王鬷宝元中罢枢密使事，言“河西首领赵元昊叛”；南宋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二载：“宣和五年二月兀室杨璞到馆，谓赵良嗣曰：‘西京路疆土，非原约当割；若我家不取，待分与河西、毛褐室家，必得厚饷。’河西谓夏国，毛褐室谓鞑靼也。”至于后来元人称夏国为河西[23]，称西夏字为河西字[24]，当是沿袭宋、金人之旧称，而西夏人未尝自以河西为其国名。

4。夏与大夏。《宋》《辽》《金》三史分别有《夏国传》《西夏外记》《西夏传》，是以历史上夏与西夏之名最流行。如果以国名来说，自以称“夏”为正；至于称“大夏”，大字则表示尊高的状词。党项拓跋氏内迁，久居平夏地区（今陕北及内蒙古伊克昭盟南部），有平夏部之称。唐末，拓跋思恭建节夏州，赐姓李，封夏国公，负喁自固。世代相传，形成割据政权。宋乾德五年（967年），追封李彝殷为夏王[25]，契丹统和八年（990年），李继迁受封为夏国王[26]，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及重熙元年（1032年），又先后把夏国王的封号给予李德明和元昊[27]，这些事实说明以夏为国名，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至于元昊公开称帝，“国称大夏”，加一“大”字，不过表示升格；李范文同志“疑‘大夏’是由大夏河之名而来”[28]，似难成立。

从以上西夏称号的分析中，我认为只有“夏”和“白上”才能算是国名，前者得名沿自习惯，而后者出于西夏统治者元昊的自定，广泛流行于国内，更具有正式的性质。但在历史文献上很少反映，因此西夏称“白上国”的史实就长期被隐晦起来了。

我们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须得指出：在《宋》《辽》《金》三史中虽没有提到西夏称“白上国”这件事，可是《宋史·夏国传上》却把元昊称“邦泥定国”的记载存留下来；而且李焘《长编》、王称《东都事略》等书，均有相同记载[32]，资料来源当俱采自宋朝所修国史。《宋史·夏国传上》载：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元昊宣布做皇帝，“国称大夏”，此后夏、宋经过三次大战，由于宋军惨败，西夏亦困敝，彼此倾向议和，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派贺从勖赴宋，“犹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称臣”[33]。据此，元昊是在“国称大夏”之后五年，才改号邦泥定国的。次年媾和协议达成，宋以丰富的经济实惠（“岁赐”）换取元昊在政治上让步，以“夏国主”名号对宋称臣，但在实际上，元昊倔强如故，“帝其国中自若也”[34]。以此，宋朝虽仍称西夏为夏国，而西夏统治者自行其是，则称他自己所定的新国名即音读“邦泥定国”，“夏国”或“大夏国”的名称虽然仍依照习惯使用，但受到重视的程度是有逊色的。因此，我认为“夏国”和“邦泥定国”才是西夏的国名，按“名从主人”之义，“邦泥定国”（即“白上国”，解说见后）更应是正式的或法定的国名。

谈到这里，也许会使人产生疑问：“邦泥定”既是“白上国”，为什么前者在《宋史》里只有一次提到，而后者更是销声匿迹、无影无踪呢？我认为这是宋朝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利益，实行封锁消息之故。宋夏媾和前夕，庞籍知延州，元昊命其臣野利旺荣通信联系，宋仁宗叫庞籍回信，“使呼旺荣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称，使旺荣当之，则元昊不得臣矣。今其书自称“宁令”或“谟宁令”，皆其官名也，于义无嫌。’朝廷从之”[39]。20多年后也出现过相同的情况。程戡在延州，“夏人遣使入贡，僭汉官移文于州，称其国中官曰枢密。戡止令称使副不以官，称枢密曰‘领卢’，方许之”[40]。这就告诉我们，西夏以独立政权自居，称它的臣僚叫太尉叫枢密，宋朝认为有损尊严，受不了，便采取“掩耳盗铃”的办法，只许用蕃称而不用汉称。我们在《宋史·夏国传上》或《长编》记事里，在很长一段时期，西夏使臣所戴官称诸如“祖儒”“聿则”“吕宁”“昂星”“丁拏”“芭良”“鼎利”之类，都直书蕃称，不加解释，用意就在于不要人看懂。元昊称“邦泥定国”，情况相同，更是宋朝不愿让人知道的事，因此几百年来它就几乎成为“广陵散”了。

如上所述，“邦泥定”既然是“白上国”，那白上国的取义又是什么呢？

西夏以“白上”名国，我国最早研究西夏文的罗福苌和苏联学者聂历山，都曾主张“白上”是“白河之上游”的意思。这个白河在哪里？罗福苌说：“西夏立国西陲，居黄河上游，故曰河西。黄河发源水色不黄，或有白河之称，以对黑水也。夏人居白河之上游，故名之曰‘白上’，岂其然乎！”[41]说得惝恍游移，显属臆测；聂历山据西夏文《圣立义海》的资料，认为白河发源于雪山（按指祁连山），北流酒泉与黑水河合，入额济纳之居延海。聂历山在西夏人著的《月月娱诗》里找出“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两句，认为“白上”即白河上的简称[42]。于是这种主张就成为几十年来最流行最有影响的说法。近年李范文同志就这问题也作了考证，主张白河乃指岷山山麓之白水江，并加论断说：“白上即白河上游，《月月娱诗》的‘白河上’已成为西夏的专有名词，用来表示党项族的发祥地，以此名来作为国号，曰‘白上国’、‘白上大夏国’，这已经是很清楚的了。”[43]

但是，上述“白上”即“白上河”的说法，存在着不少破绽，我认为是经不住诘难的。

第一，西夏统治者元昊称帝时就明白宣称，自己是北魏后裔即鲜卑族，怎么在时隔五年之后改称“邦泥定国”即白上国时又说“白河上”是他祖宗的发祥地呢？如果说元昊是伪托高门，焉能不加掩饰，反而自行揭露！况且元昊是一个不甘平凡的人物，嫌拓跋氏族众太多了，便改姓嵬名，特示尊显[44]，在祖国大地上随处都有白河，岂愿以这种普泛的名称来作他的国号！因此，西夏（党项）人写的《月月娱诗》里的“白河上”是否还和“白上”的意义相合，已大可疑；退一步言，即使西夏（党项）人中有过认为白河上是他们祖先的发祥之地，那也只能是被统治的党项羌人的想法，并不代表西夏统治者的意见，而制定国名这样的大事，是绝对不会容许违背他们的意志和利益的。

第二，按照西夏语法采用“宾——动”形式，“白上”乃是“上白”的意思，所谓“白上国”译成汉义也就是“上白国”。“上”是崇尚、尊仰的意思。西夏人重视文字学，编有各类字书，不少人会撰写典雅堂皇的文章，元昊本人也是行家，如果把“白上”等同为“白河上”，从训诂学的角度来看，也犯了“增字解经”的毛病，是不足取的。

因此，我们认为，“白上”就是“上白”，也就是崇尚白色之意。这当然须得追问下去，西夏统治者到底怀有什么样的意图和目的，要大肆宣扬“上白”而且把它定为国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