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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事件始末（第1页）

第一节事件始末

1762年5月，卢梭在法国的处境日益危险，6月22日国王御前会议决定：在凡尔赛宫的院子里撕毁并焚烧他的书，“书上标明的作者要予以逮捕，关押于巴黎高等法院监狱（PrisondelaciergerieduPalais）”。[3]卢梭辗转去了莫第埃村，1765年又被当地宗教势力驱逐，当时他有四个容身之处：普鲁士、荷兰、英国和萨克森-哥特（Saxe-Gotha）公国。英国不是理想的避难所，他对这片土地陌生，无论语言、风俗还是思想传统，因布弗莱伯爵夫人的努力，他最终去了那里。

1762年，卢梭被巴黎高等法院追捕时就有去英国的机会，布弗莱夫人致信休谟，请求他提供帮助，是年7月1日，休谟欣然应允：“我敬重他的美德与天才，愿为其服务，他在英格兰声誉良好，我希望英格兰人的优雅让他印象深刻。”[4]布弗莱夫人收到休谟的信后译成法文，转交卢梭，他刚在莫第埃村安顿妥当，借口旅途遥远没有答应。[5]他更喜欢住在瑞士的小村子，对英国的印象并不好：

法国若不是自由人的国家，也是人道的国家……法国人好客，保护外国人，甚至能容忍刺伤他们的真理，假如有人在伦敦敢于对英国人说那些在巴黎对法国人说的一半坏话，那里的人大概会用石头痛击他。[6]

1763年8月，卢梭四面受敌，他想过去苏格兰，投奔老朋友基斯伯爵（GeeKeith，任职于军队），后来不了了之。之后两年，在莫第埃的生活越发困难，教会不友好，普通信徒对其也有敌意。1765年6月，莫第埃召开教务会议，视之为“反基督者”。[7]这是教会法中严厉的判决，卢梭不得已开始了流亡岁月。为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普鲁士国王在路上派人保护，其他友人也尽其所能。[8]卢梭去了圣皮埃尔岛，一小块位于湖心的陆地，离瑞士新教城市纳沙泰尔不远，当地人称之为“土块岛”，但不久又被驱逐。

在欧洲大陆没有容身处，1765年10月17日卢梭致信培鲁：“到处受追捕，柏林太冷，我想去英国。”布弗莱夫人得知后，与英国驻法使馆秘书休谟联系，休谟与卢梭相约在巴黎见面，然后一起赴英。[9]对于这次旅行，卢梭多次犹豫，但也只好接受：“去英国的想法越来越吸引我，尤其想到与您（休谟）旅行的快乐。”[10]11月17日途经斯特拉斯堡，当地宗教势力对之警惕，普通人却热情欢迎。他就是否赴英避难一事询问一向尊敬的基斯，基斯说休谟是好人，“英国气候温和，法律健全，是成文法，而不是人在影响社会秩序”，并愿意资助路费。12月7日，另一位友人德吕兹也建议他去，“从各方面看，英国比普鲁士更适合”。[11]至此，卢梭从心底里接受了休谟的帮助：“您的善意里有对我的尊重，让我感动，最合适的回复是接受……五六天后我就出发，与您相见。”[12]12月9日上午七点，他从斯特拉斯堡上路，乘坐邮车，忍着病痛，日行三五十公里，16日晚抵达巴黎，落脚于圣西蒙（Saint-Simon）旅馆，因受孔第亲王（Prii）保护，很快获得法国通行证。期间，来访者如过江之鲫，休谟第一次体会到卢梭的名声，“法国人对他的喜爱，使任何人逊色”，休谟作为他的保护人觉得光荣，并为卢梭的朋友赞赏。[13]艰难的境遇已在他的心里留下阴影，日复一日地累积，没有缓解的良方。

避难路上，论敌的嘲讽不断。1766年1月4日，卢梭和休谟从巴黎启程赴英，因持有通行证，教会未阻挠。但沃波尔模仿普鲁士国王的语气，写了一封讽刺性十足的信（LettreduroidePrusse，以下简称伪信），发表于《圣詹姆斯纪事报》（St。James’sicle），传播极快，而这颠覆了卢梭对英国之行的美好想象：

亲爱的让-雅克：

你离弃了故国日内瓦，又被瑞士驱逐，那可是你在作品里极力颂扬的地方，法国把你列为通缉犯，到我这里来吧，我欣赏你的才能，乐意消遣你费时费力炮制的幻想。你让人到处谈论你那奇怪的秉性，这对君子而言不合时宜。你应该向敌人展示理智的一面，于你无害，却让他们气恼。你可在我的国家隐居，我愿意效劳，当然要有你的允许。你若执意拒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若自寻苦恼，恭请自便。我是国王，能让你享尽酸楚，而且我知道你的敌人所不知道的折磨人的手法。你若不再向人夸耀你的苦境，我就不迫害你了。

你的好朋友

弗里德里希[14]

这封信源于巴黎沙龙的闲谈。沃波尔生性桀骜，喜欢嘲讽政治和文学骗子。一天晚上，在若弗兰（Geoffrin）夫人家聚会，谈及卢梭的趣闻，说他多情、自相矛盾，沃波尔回家后记下了谈话内容，寄给爱尔维修和尼维农（Nivernois）公爵，他们为之润色语言，并建议发表。[15]休谟对此有所耳闻，曾要求沃波尔不要公开，至少在他和卢梭离开巴黎前别发表，沃波尔未听劝告，“信的抄本像野火一样越烧越旺”，经由英国的《圣詹姆斯纪事报》和法国的《秘密回忆报》转载后，情况更糟。[16]当时，亚当·斯密在巴黎游历，他在沙龙里目睹了热闹的情境，嬉笑怒骂不一。

赴英途中，卢梭还不知道这封信，但其他遭遇足以使之不快。从巴黎到加来港，途经沙朗（s）时，卢梭造访当地的本笃会图书馆，碰到管理员卡什（DomCachot），卡什与之谈起一本匿名小册子《日内瓦卢梭的抄袭》，它指责《社会契约论》不是原创的，卢梭觉得卡什阴险，“目光与莫第埃的牧师一样邪恶”[17]。1766年1月5日晚，在小镇罗伊（Roye）停驻，卢梭与休谟同住一室，睡梦中他仿佛听到休谟的呼喊：“我抓到让-雅克·卢梭了。”1月8日，一行人抵达加来港，海上风浪大，两天后登船，二十海里（约四十公里）航行了十二小时，卢梭始终在甲板上，不顾海浪和冷风的吹袭。1月13日，到达伦敦城，沿途见闻让人窒息，卢梭看到路边绞刑架上挂着受刑者的尸体。[18]无论那个人是否因罪孽或冤屈而死，权力的影子是抹不去的。初到伦敦，休谟向多人写信通报，他觉得完成了法国朋友的嘱托。[19]那时，他似乎对卢梭印象不错，愿与之生活一辈子，说他温和有礼貌，热心肠，像苏格拉底一样文雅持中。之前，休谟因其怀疑论被谴责无视信仰，此时因帮助卢梭得到一些人的宽容：“我是基督徒，有信仰，我原谅你对上帝的疏忽，只因为你照顾他。”[20]

温和友好的气氛之下，矛盾在积累。1766年1月23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和王后邀请卢梭参加宴会，他的狗“苏尔坦”狂吠不停，卢梭拒绝出席，最终在休谟和英国朋友的劝说下勉强参加，却引起各方不满。当晚，皇家剧院上演黑尔（AaronHill）的悲剧《扎拉》（Zara）和讽刺剧《莱特》（Lethe），国王和王后在卢梭包厢的正对面，“他听不懂英语，却又哭又笑”[21]。3月17日，休谟告诉卢梭，康维（way）将军想请他吃饭，他说自己病了，借故推辞。[22]休谟陪同卢梭渡海时，看到他始终在甲板上，不怕风浪，此时却脆弱不堪，不免怀疑他不真诚。

1750年，《论科学与艺术》的英文版发行后，英国人对卢梭很好奇。1762年后，作为受欧陆势力迫害的思想家，英国报刊的好奇心有增无减，热衷于他的风格和令人慨叹的遭遇。1765年1月，《绅士杂志》（Gentleman’sMagazine）报道荷兰政府对《山中来信》的处罚；9月24日，报道他在莫第埃差点被三个陌生人谋杀的传闻，“他们闯进屋子，但没有发现他”。事件的真实性有待考察，却说明卢梭已是舆论的主角。1766年1月10日，《英国纪事报》（Britishicle）说“所有人迫不及待地想见他”。[23]《新爱洛漪丝》和《爱弥儿》在英国风靡一时，《苏格兰杂志》（Sagazine）介绍作者生平，为他遭受迫害鸣冤，待其抵达，各地名人前来拜访，包括王储和约克公爵。[24]

不多日，卢梭厌烦了来客，搬到郊区齐斯维克（Chiswick）的一家杂货店。期间与休谟拜访伦敦城内哈利街（HarleyStreet）的画家罗姆塞（AllanRamsay），罗姆塞为休谟画了肖像，顺便为卢梭画了一幅（图2-1）；1766年3月13日或14日，罗姆塞的助手格赛（Gosset）拿着休谟的介绍信，为卢梭送画。[25]与1753年法国画家拉图尔（Q。deLaTour）的作品相比（图2-2），卢梭觉得自己在罗姆塞的画里显得精神紧张，于是猜测画家心怀恶意，贬低他在英国的形象：“我在画上显得粗野，面容像是（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休谟长着独眼巨人的脑袋，肖像上却有迷人的表情。”[26]更糟的是，他们的画像被人摆在一起展览（图2-3），卢梭觉得受到了刻意的侮辱：“你们赋予我如此柔和的线条，你们想画我，却枉费心机，画出来的只能是你们自己。”童年时代感到孤独，青年岁月备尝艰辛，中年时代又碰上了乱糟糟的风俗，卢梭心里缺乏安全感，在英国不久就觉得那里的人也在害他，肖像画是阴谋的开端，之后再巧妙地贬低他。这是卢梭与休谟间的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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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卢梭肖像，Rasmay画，17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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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卢梭肖像，LaTour画，17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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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公开展览的卢梭、休谟肖像组合画，1766年

1766年2月10日，特蕾兹在苏格兰青年博斯韦尔的陪同下到达伦敦，卢梭的住处尚无着落。休谟联系了达文波尔，他在距离伦敦不远的武通（Wootton）有房子，位于德比郡（Derby）与斯坦福郡（Standford）交界处。3月1日，卢梭在罗姆塞家与达文波尔见面，决定去那里。[27]3月18日，他与特蕾兹坐邮车经伦敦城去德比郡，22日下午到达武通——一个田野里的村庄，有一座哥特式的小教堂。看门人热情欢迎他们，但阴沉的天气持续了几个星期，卢梭不停抱怨，“春天很冷，或下雨或下雪，伴着烈风”[28]。无法出门，他便在屋里弹大键琴，给朋友写信，修改《忏悔录》，继续写二至四章，天气好就上山散步，采集植物标本。尽管不喜欢这里，他还是向休谟致谢，说愿意在此度过余生；又致信达文波尔：“武通太美了，我没有发现不足。”[29]除感激外，卢梭对休谟隐瞒邮车费用有所不满。休谟和达文波尔提前为他乘坐的邮车付了车费，谎称是免费的，他们知道卢梭没有钱，但有尊严，得知实情后，卢梭更加怀疑休谟的意图，想毁坏他的名声。[30]这是卢梭与休谟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源于英国报纸的无端讽刺。1766年4月1日，《圣詹姆斯纪事报》以英文和法文发表伪信，4月7日发表卢梭的学生“爱弥儿”的信，仍是沃波尔伪造的：

亲爱的老师：

一到这个国家，有人就对我说您精神失常……对一个跟您开玩笑的人（沃波尔）发怒，他只是给您提些好建议。我宁愿相信（这与您通常做法的）不一致，不是因为疯癫，而是您的策略……您不顾这个国家的趣味，想要他们谈论您……英国人诚实质朴，不矫饰，不会甜言蜜语，有良知，爱国爱自由，人人各得其所，从不关心文学争论的悲苦和游手好闲者的琐屑追求。

您应该相信普鲁士国王对别人借用他的名字（写信）不会生气，也不会对您穿的土耳其服装表达奉承之意。人们争相阅读您的作品，您却做了件从未有过的傻事，声称那个在巴黎编造笑话的人有英国同谋……愤怒让您变得荒唐，使嘲笑者第一次被冠以同谋的“罪名”。一旦此类的离奇事件构造出来，就没有什么更让哲学家心碎……若是有人发觉您的可笑之处，您还能心平气和地攻击宗教和政府，别人却是黑暗和恶毒的创造者与同谋？睁开眼吧，亲爱的老师，您以前有些蠢，现在可不了，正像您写的诗：面具落下，人是其是，英雄亦消失。

最后提醒您，那封信的作者不曾想让您难过，他本以为您会反过来愚弄他一番。为了不使您再次失去耐心，他只用礼数回应您的侮辱。

爱弥儿[31]

无度的讽刺扰乱了卢梭的心境。1766年3月9日他读到伪信，急切地想知道是谁写的，德比郡的青年布斯比对此有记录：“一天早晨，我发现卢梭怒气冲冲，他在一张伦敦的报纸上看到普鲁士国王的信。”[32]卢梭猜测是伏尔泰所为，后又怀疑达朗贝尔，休谟不置可否，却将消息转告达朗贝尔，这促使他力劝休谟发表《关于卢梭休谟之争的真诚简略的描述》（以下简称《告白》），因其不想被人指责。[33]培鲁告诉卢梭信是沃波尔写的，“外界都这样议论”，而沃波尔是英国驻法国使馆人员，休谟也在那里工作，模糊的关系是卢梭一系列猜想臆断的根据，沃波尔或达朗贝尔，“无论哪一个，他们是朋友”[34]。

在英国，卢梭的人身安全有保障，内心却不平静，他以为在交往中不受公正对待，一些施以援手的人在友情的面具下陷害他。1766年3月中旬，他说自己的信被人偷看，3月31日觉得陷入“江湖骗子的圈套”。[35]休谟就隐瞒伪信一事表达歉意，但卢梭不再信任他，4月初指责他耍弄骗子伎俩，“竟与小特罗尚和沃波尔交往”[36]。讽刺政治人物在英国已是民众习以为常的舆论风格，卢梭不适应，4月7日向《圣詹姆斯纪事报》写信抗议：

普鲁士国王的公开信夸张无度，在您身上看不到对国王应有的敬意，竟把一封充满恶意的信归于国王名下。只根据它的离奇与恶毒就知道不是国王写的，您竟敢签上国王的名字，就像您看着国王亲笔写的。先生，我得提醒您，这封让我心碎的信是在巴黎伪造的，杜撰人在英国有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