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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卢梭变形记（第1页）

结论卢梭变形记

一

“一七六六年的卢梭”是法国旧制度晚期的风俗画，包含一个人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空间里的多种境遇。1750年《论科学与艺术》获奖后，卢梭是有才华的论战者，又被人视作诡辩家；《新爱洛漪丝》和《爱弥儿》出版后，他是不朽的作家，也有人指责他是思想异端。1766年因与英国文人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矛盾，他的形象不再取决于写作风格，而是报刊舆论里的道德评判，以及空泛的好奇。他对纷乱的意见无能为力，就想退出文学共和国，但争议更多，他已是舆论的玩偶。1778年卢梭去世后，一个政治化和宗教化的人格出现了，与之相关的是一套解释性的话语体系，法国人称之为“卢梭主义”（Rousseauisme）。[1]卢梭的形象生前失控，是因为他的病痛超出了时代医学的解释力。医学实验和理论基础有欠缺，庸医谋财害命，江湖郎中到处行骗，卢梭耗尽财力不能治愈，又不被人理解，他为此痛恨医生和医学。这是1750年后卢梭反科学立场的直接原因，而在科学理性已成为意识形态的年代，反科学的言论让他的形象更复杂。1766年，他的精神出了问题，道德评价的介入扭曲了他的身体话语，剥夺了他的辩解资格，在困境与恶意中，他觉得人心不古，世俗生活难以捉摸，对社会风俗的批判更严厉。论敌却说他露出了真面目，而普通人觉得他的写作风格变了，真实坦诚，比其他作家更易接近。

卢梭与其解释者无法融通，解释者之间也难有共识，一些人鄙夷的却为另一些人赞赏，双方各执一端。在对立中，旧制度的弊端引起的心理失衡有了肆意表达的出口，在混乱的舆论中，他的形象一次次分裂，一切似乎与之有关，却与之无关。他看着自己的形象，一个捉摸不定的变体，他希望它赶快离开是非之地，倏忽间又来了一个新的。1766年之前的卢梭是启蒙者，开放理智，注重体系精神，之后的卢梭是浪漫派，敏感沉静，又有人文关怀。法国革命前后又有两个卢梭，一个是生命意义的，一个是政治意义的。第一次转变源于残酷的生命体验，从启蒙者到浪漫派尽管是被动的，却是卢梭的选择；第二次转变已脱离他的意志，生前他是病人、启蒙者、戏剧家，去世后，尤其在革命时代，这些身份为人忽视，取而代之的是立法者、革命之父。在美德专制的年代，他的批判者沉默不敢言，热月政变后他们开始反击，卢梭旋即是革命暴力的鼓惑者。

法国革命最大程度上影响了卢梭的形象，它出现于国民公会辩论、报刊杂志、私人通信和街谈巷议里。1790年1月，杜切尼（Bonneau-Due）的描述有些夸大，但不是无中生有：“所有人都在读卢梭，仰慕他。”[2]他的政治理念是1793年《人权宣言》的思想基础，他的美德观与平等观成了革命意识形态，并在政治恐怖时代甚嚣尘上，“人们不会忘记马拉动员群众时手拿《社会契约论》的样子”[3]。争论中，有人说他反对君主制，“《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十二章是明确的证据”，有人说他赞成君主制，“若身在革命时代，他会同意颁布法令，督促法国政府实行君主制”[4]。有人说他是保守的贵族，“卢梭从未发表类似革命标语的言论，他主张民主制度适合小国家，不适于法国，若亲历革命，他会在贵族一边”[5]。革命派以之为精神之父，他们之间却相互矛盾，“罗兰夫人的卢梭观是吉伦特派的，追求自由，罗伯斯庇尔的卢梭观是雅各宾式的，注重平等，巴贝夫的卢梭观是共产主义的，向往理想社会”[6]。此情景符合法国史学家奥祖夫的评论：任何简单纯粹的复制中可能有背叛。[7]

普通人对于卢梭的理解同样是变动的。1789年攻克巴士底狱不久，民众在巴黎的圣苏尔皮斯（Saint-Sulpice）广场为战斗中死去的人祷告，主持仪式的牧师因故未到，一个律师上台即席发言，他将卢梭看作“为人仰慕的贤哲”[8]。1790年，一个青年写了部《教理问答》，要去亚洲宣传卢梭的原则，卢梭是一个宗教化的人格：

谁握有真理？上帝。

……

谁是上帝真正的先知？卢梭。[9]

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卢梭，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卢梭，一个人青年时代的卢梭观与中年时代、老年时代的也会不同，所以法国政治话语里有保皇的卢梭、保守的卢梭、反革命的卢梭，有敌视专制的卢梭、倡导共和的卢梭、赞扬革命的卢梭。1794年9月15日，拉卡纳尔在一篇报告中同情他的遭遇，“贫困、流浪，受日内瓦贵族迫害，仍关心人的自由”，但出人意料的是拉卡纳尔建议政府收回之前对他的赞誉，因为那有违正义。[10]丹特莱格伯爵年轻时不喜欢耶稣会的教育方式，毕业后像卢梭一样是自我教育者，十八岁时买到《新爱洛漪丝》，像那个时代的人一样，沉浸于它的魅力。他对同伴谎称自己病了，闭门不出，八天读了三遍，“只有这本书的人物能吸引我，我甚至忘了谁是作者，第三遍快读完时，我想知道是谁写的，‘让-雅克·卢梭’，我返回书店，问卖书先生是否有卢梭的其他书，我都买”[11]。丹特莱格本来就对现实不满，尤其是**的宫廷，受卢梭的影响后更激进，一度有刺杀暴君的狂热；但革命暴力让他心生悲观，他不再批判君主专制，要回归旧制度，并以卢梭的思想阻止革命。之后他又批判《社会契约论》，“革命家不要从中找建设现代政治制度的良策”；1793年逃离法国后，丹特莱格是王权代理人，保皇派的要员，直到1812年去世。[12]

夏多布里昂（1768—1848）又是一例。从1797年的《论法国革命》、1805年的《勒内》到1841的《墓外回忆录》，他由对卢梭的赞扬演变为刻意去遗忘，或是憎恨。[13]《勒内》写一个青年人在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见闻，其中有卢梭的风格：“多么幸福的野蛮人！要是我也能享受你们的平静该多好！我走遍了这么多地方，收获甚微，而你们坐在橡树下，无忧虑地打发岁月。”[14]时至晚年，夏多布里昂否定了年轻时的理想：“我怀着恐惧把一本本《论法国革命》扔进火里，好像那是犯罪工具，如果能毁掉这部著作，我会毁掉它。”[15]在《墓外回忆录》里，对于卢梭生活过的圣皮埃尔岛，夏多布里昂不再有去缅怀的愿望，而是回避它。

法国旧制度晚期的混乱中有一个历史问题：启蒙与革命在什么条件下有助于新制度的草创，或者说“启蒙—革命—现代国家”的逻辑如何才成立？18世纪的法国历史未提供理想的答案，启蒙本质上是否定旧习俗的语言革命和思想革命，却受到旧风俗和旧话语的排挤。旧制度已失去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革命能打碎百弊丛生的制度。1789年的激进行动取代了言语论辩，启蒙思想有了实践的可能，但暴力革命里有诗意，有重生的愿望，有破坏一切的怒气，在汹涌的意见与粗鲁的举动里，个人命运无常，民族精神愈加混乱。里尔丹侯爵生活在乱的时代，并承受了乱的后果。他素来敬重卢梭，1778年5月不顾教会和世俗权力阻挠，在领地上为之提供避难所；卢梭在埃莫农维尔时，里尔丹让自己的孩子跟随他学习植物学，时常邀请他来家中进餐。1778年7月初卢梭去世后，他在领地的白杨岛上为之修建墓地，次年写了一首悼念诗：

在安静的树荫下，

有让-雅克·卢梭的遗体，

友谊立起了墓碑。

在所有敏感的心灵里，

已为这个能感知一切的圣人，

树立永恒的纪念碑。[16]

雅各宾派上台后，里尔丹瞬间沦为卢梭的背叛者。在迁墓问题上，他触逆了革命家马拉的固执想象。激进派以为那些去埃莫农维尔祭拜卢梭的贵族和有钱人玷污了革命理念，1791年，陆续有人向国民公会请愿，将卢梭的墓移入先贤祠。里尔丹不同意，卢梭向他表达过两个遗愿：去世后由医生解剖遗体，确定病灶所在；远离腐朽之地，安葬于大自然，以天空为穹顶。迁墓一事，里尔丹认为违背逝者遗愿，也就是“违背自然法、公民法、宗教法和人的权利”[17]。而马拉坚持迁墓，卢梭葬在埃莫农维尔，国家叛徒、堕落者和丑陋的作家都能参观，有违卢梭的荣耀身份——“真理与自由的先知”“堕落风俗的复仇者”“人道主义的捍卫者”“民族神圣权力的复兴者”[18]。所以，卢梭的墓地不再是地理方位是否优越、或是否遵循逝者遗愿的问题，而是保卫革命与反对革命的问题。里尔丹未意识到政治风向的变化，一个贵族家庭的荣耀在动**的时局里坠落。

革命政府决定迁墓前，特蕾兹曾对拜访埃莫农维尔的人说卢梭适得其所，但陡然间她改变了立场，否认卢梭希望安葬于此，转而指责里尔丹说谎：“我对里尔丹先生的不当之处和缺乏谦逊的态度很生气。”[19]特蕾兹的转变是否迫于政治压力不得而知，但里尔丹一家人的命运从此凄凉，甚至是悲惨。1793年8月13日，埃莫农维尔市政官来到里尔丹家族的城堡，问他们是否坚持爱国立场，商谈不理想，市政官决定限制一家人的活动，在城堡大门贴了封条。里尔丹的两个女儿瓦希（Vassy）夫人和巴巴塔纳（PugetdeBarbantane）夫人遭到羁押，关在巴黎北部小镇桑里斯（Senlis），8月15日转移到尚第里（tilly），1794年年初又转移到巴黎的监狱。期间，瓦希不能与十岁的孩子见面。里尔丹四个儿子的命运同样起伏不定，阿玛布尔（Amable）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被关在圣日耳曼（Saint-Germain-des-Près），1793年离世，其他人也被收押。[20]现在虽未发现关于里尔丹心理变化的档案，后人多少想象得到他在世事无常中的恐慌与迷茫。

恐怖时代结束后，一家人境遇好转。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三个儿子陆续出狱，分别在军队、市政和公共服务机构谋生计，同年8月31日，在素来敬仰卢梭、有共和热情的演员朱利（MarieJoly）的帮助下，瓦希夫人获释，针对里尔丹一家的法令于共和二年热月22日（1794年8月9日）取消。[21]卢梭去世不久，里尔丹曾在属地上热情接待到访的客人，领他们参观卢梭活动的地方，介绍他的事迹，由此被誉为“美德保护人”，移墓事件后，他不再以此自居。家破人亡，领地被没收，庄园遭破坏，他时而在友人家避难，试着忘记革命初期心中的希望与热情。[22]在以公正的名义制造的混乱里，一个本会在现代历史里留下名分的家族就这样消亡了，里尔丹的消息在档案里也不见了，他可能躲在了癫狂的时代精神看不见他的地方。

里尔丹家族的遭遇是卢梭思想流行时代的事，同样《百科全书》的保护人、开明大臣马勒泽尔布的遭遇也说明这套话语有失人道。卢梭生前将马勒泽尔布视为理解自己的人，1762年1月，接连给他写了四封信，马勒泽尔布欣然接受他的情感风格。在现代研究界，这四封信是卢梭三部自传的序曲，以及现代主体话语的起源。革命时代，因在国民公会为路易十六辩护，及其任书报总监时的审查措施，马勒泽尔布被判处死刑，时年七十三岁（1712年12月—1794年4月）。热月政变后，革命道德的疯狂潮流瞬间退却，1794年年底，《好人杂志》（Almanasdebien）发表文章《让-雅克和马勒泽尔布的对话》，质疑对马勒泽尔布的死刑判决，指责卢梭的信徒对其精神导师的背叛：

卢梭：如果一个罪人以其鲜血为自己赎罪，这可以理解……一个正直有美德的人，年逾古稀，有普世关怀，却遭杀戮，当作何解？

马勒泽尔布：苏格拉底不是饮下了毒芹汁？西塞罗不是有我一样的命运？

……

卢梭：一个盲人掉进沟里，没什么让人吃惊的，但18世纪在人群中传播的智慧洪流，难道没有使他们变得善良、公正？

马勒泽尔布劝卢梭沉默，他没有理会，接着说：一切都已颠倒，难道不该纠正？走的路已偏离正道，难道不应为他们指明另一条？他们若相互残杀，就是向导的错？

……

卢梭：说实话，您认为那些罗伯斯庇尔们、圣鞠斯特们、艾尔莫（Hermert）们、卡里埃（Carrier）们，他们读过《社会契约论》吗？……我说过为了自由，非要遍地流血，从成堆的尸体上跨越？[23]

这篇对话是对革命时代有悖于人道主义暴行的批判，又是热月政变后对于卢梭思想的新解释：抵制政治暴力，反对激进民主。同样提出质疑的还有英国人伯克，针对1789年10月6日民众强迫王室从凡尔赛迁往巴黎时的暴力事件，以及教会和公共机构所遭受的破坏，伯克向一位法国国民公会议员抗议：“如果卢梭还活着，在清醒时刻，他会不会为门徒的狂热而震惊？”[24]1798年，杜索尔提及两个问题，质疑同胞的鲁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