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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急性间歇紫质症（第1页）

第二节急性间歇紫质症

1974年，法国人邦苏桑（Bensoussan）断定卢梭患有急性间歇紫质症（Pu?Ie）。紫质症起因于人体紫质（又称卟啉，Porphyria）的代谢异常，紫质借助于特定酶的催化为人体制造血基质，一旦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紫质会在体内积累，因其对身体器官，特别对神经组织有毒性[23]，患者会出现腹部症状（便秘、呕吐）、神经症状（疼痛、四肢麻痹、说话困难）和精神问题（抑郁、被害妄想）。邦苏桑参考医学研究，兼顾卢梭思想的多面性，包括现实生活中的依赖感与对独立生活的渴望，希望得到他人的爱戴与一次次的寻求隐居，对美德的热爱与现实中的无力，爱怜小孩子却丢弃自己的孩子。[24]邦苏桑重新理解卢梭的身心问题，质疑政治化的解读方式，“他的历史形象与阅读方式有关，也涉及病痛与思想的关系，这是思想界所忽视的”[25]。

卢梭思想的统一性历来争论不断。1782年，狄德罗在《尼禄与克罗德的统治》（EssaisurlesrégnesdeClaudeetdeNéron）里批评他言行矛盾。[26]革命年代，这一问题又被提起，1789年的《卢梭颂歌》将他的矛盾视为天才的标志或写作的新方向，能突破人类精神的限度，“一个人从相反角度考虑问题才能打破神秘的崇拜，不然哥伦布就不会发现新世界”；1790年的另一篇《卢梭颂歌》却视之为荒谬的尝试。[27]法国革命后，在关乎国家政治道路的辩论中，这一问题受左右之争的影响，右派思想家丹纳（H。Tai）指责卢梭思想分裂，进而否定以革命改变社会的合理性，而卡西尔（E。Cassirer）努力维护他的思想的一致性，1912年，巴黎高师学者朗松（G。Lanson）在《卢梭研究会年鉴》上为他辩护：

那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在（不同的）人生境遇里进展，受所有外界变化的影响，也受情感波动、外在激励或阻碍所引起的错乱的影响……他是情感化的人，有想象力，又是幻想与欲望的玩偶，自尊心强、爱好享乐、热情浪漫、渴望冒险、抗拒规则、不愿牺牲、行动力不足，能放弃不能争取……坦诚、高傲、腼腆、多疑，对于迟来的上流生活，他既兴奋又不愿忍受。[28]

根据邦苏桑的研究，卢梭的症状如下（带*标记的为笔者补充）：

表1-1卢梭的身体症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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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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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卢梭的神经问题（运动神经、感觉神经、中枢神经和感觉器官及括约肌）[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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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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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卢梭的精神病症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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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家沃登斯多姆（Waldenstr?m）统计了急性间歇紫质症发作时各类症状的出现概率，对于诊断卢梭的病有参考意义[32]：

表1-4间歇性紫质症发作时各类症状出现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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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苏桑的解读并非确定无疑，却是新方式，希腊医生安德鲁斯索斯（Androutsos）据此解释卢梭的尿潴留，加多（Gardou）赞许他以多重证据确诊卢梭的病。[33]另一方面，邦苏桑的诊断又受质疑。首先，他依据的是杜福尔（Dufour）编辑的《卢梭通信集》，未参考牛津大学《卢梭通信全集》（以下简称《全集》）。[34]《全集》收编的信件和档案共计8386件，能复原历史场景，杜福尔只收集了4148封信件，关于卢梭的情节有断裂。其次，紫质症患者的尿液在光化学反应后呈红色、紫色、琥珀色或红褐色，卢梭未提及这个问题，所以邦苏桑的诊断缺少直接证据，即检测尿液中是否含有过量的卟啉。[35]再次，发烧、腹疼、呕吐等并非紫质症所特有，也可能是其他疾病的症状，如酒精中毒、受凉、劳累过度等。[36]最后，邦苏桑提到卢梭家族成员的存活率：祖父大卫·卢梭二十四岁时娶了苏珊（Suzaier），生育十四个子女，三儿三女存活。[37]18世纪婴儿的存活率普遍不高，半数孩子十岁前夭折，所以此类事实不是卢梭母系家族患病的确切证据。

由于论证的缺陷，邦苏桑的结论未获得广泛认同。法兰西学院院士、日内瓦大学医学博士斯塔罗宾斯基（JeanStarobinski）不了解邦苏桑的研究。1961年，斯塔罗宾斯基发表短论《卢梭的病》：“他的才华、对病痛的诉说与对死亡的态度，让他的人格成了一个谜；‘卢梭的病’是有风险的问题，如果要对之有所断言，我们会让历史文献证明我们希望看到的，但这个问题不会有实质的进展。”随后，他列举了多位医生的诊断：忧郁症（Pinel，1800），郁闷的偏执狂（Esquirol，1830），自甘堕落（Morel，1880），被害妄想症（M?bius，1889），精神衰弱（PierreMa，1900），强迫性、**性的神经衰弱，以及动脉硬化引起的大脑萎缩（Régis，1900），癚妄或极度兴奋（Sérieux&Capgras，1909），精神分裂症（Demole，1918），潜在的同性恋倾向（Lafue，1927），（尿毒症引起的）中毒性癚妄（Elosu，1929）。这些诊断让问题复杂得难以接近，所以斯塔罗宾斯基采取了保守的态度：“一个不在场的病人超出了研究范围，我们能做的是重视他的感受，复原他怎样观察病痛，批评他的人又是怎样描述的。”[38]1971年，斯塔罗宾斯基又出版《让-雅克·卢梭：透明与障碍》，对卢梭的病论述简略：“他的品性是思考来源，也是疯癫的原因，品性本身非病态，但过度或分裂就会导致病情发作。”[39]斯塔罗宾斯基承认他受疾病困扰，但拒绝解读故去之人的健康问题。2011年年初，我向他请教，提及邦苏桑的观点，他在回信中强调文本的意义：

先生：

我收到您的来信，但不能确切地回答所有的问题。我有一些作品要出版，已拖延很久。我不了解邦苏桑的研究，尤其要说明的是，我觉得根据现有的历史文献来研究，不能超越对卢梭身体问题做简单推测的阶段。要阅读文本，如果不读他的书信，就不能对隐蔽的病理生理问题做新的推测。证据出自文本，其他的一切都是难以证实的。一定要回归到卢梭谈论其身体和健康的方式上，不是去寻求事实意义上是什么情况。所谓“事实意义”，是根据我们当前的知识，这些知识仅以相似性或可能性为基础。真诚祝愿您的研究顺利。

让·斯塔罗宾斯基

2011年1月9日[40]

得益于索邦大学的卢梭专家拉米诺的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位疾病史专家克洛德·瓦克曼（ClaudeWa）。拉米诺熟悉我的研究计划，除了鼓励和赠书之外并未发表观点，2011年秋卢梭问题讨论会之后，他将我介绍给瓦克曼，之后我们多次见面，讨论过法国医学史的源流、个案研究的困难等问题。对于邦苏桑的结论，瓦克曼有所保留：“只有当患者的症状（身体、神经和精神问题）与紫质症完全吻合时才能确诊。”但得知英国医学界和史学界的研究经验后，他认为这一问题有继续研究的意义，“借助于坚持不懈的努力，科学才能进步”。

1950—1970年，《英国医学杂志》持续报道紫质症病例，法国有一批专著和博士论文，举办了三次研讨会（1960年、1962年、1963年），瑞士、德国和美国学者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对这类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具备了实验基础。[41]1966年，英国精神科医生麦克尔平（Mae）和亨特（Hunter）认定“疯子国王”乔治三世患有急性间歇紫质症，症状包括腹疼、**、身体僵直、灼热感、失声、视力模糊、心跳过速、多汗、失眠、幻觉等，一生中病情五次发作，每次发作后康复期很长。[42]对一个去世百余年的病人盖棺论定，两位医生极为谨慎，努力在临床经验与历史档案之间寻求确切的联系，查阅的资料包括英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维里斯（FrancisWillis，宫廷医生）47卷手稿，兰柏宫图书馆王后议事会的10箱档案（Queen’scilPapers，LambethPalaceLibrary），哈尔福德（H。Halford）的记录和贝克尔（G。Baker）的日记。[43]

之前，英国医学界对乔治三世的诊断不一，有躁郁症、短暂性精神错乱、癚妄性游走等。[44]麦克尔平和亨特的结论动摇了那些以反常的精神和脆弱的人格贬低英国国王的论断，并获得医学界的支持，“此类研究对医学和史学都有意义，他们有系统的医学史知识”，二人之前思考过历史上的疯癫问题，完成了资料汇编《三百年疯狂史》（ThreeHundredYearsofPsychiatry）。[45]1972年，英国史学家约翰·布鲁克（J。Brooke）重新撰写乔治三世的传记，讲述了一个国王在病痛中治国的故事，英国王室对之认同，威尔士王子为之作序，柏奈（Be）写了剧本《乔治王的疯癫》，后拍成电影。[46]乔治三世的历史形象得以改观：他诚实又肯吃苦，维护清教传统和宫廷的体面；他是急性子，意志坚定，以至于固执；喜欢收集植物标本，支持科学事业，创立了皇家学会展览；热爱艺术，礼遇文人，曾到约翰逊博士的阅览室拜访，鼓励科学进步，授予研究者年金。但他生于多事之秋，北美殖民地独立、法国革命、拿破仑当政等接踵而至，与中国外交关系提上日程，1787年、1793年、1816年三次遣使访华，但成果不多。他的疯癫为报刊所嘲讽，18世纪英国思想界对王室和政治权威的讽刺风格与此有关。

1776年7月，乔治三世即位十六年后，北美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但建国者讨伐的不是制定殖民政策的议会，而是乔治三世，“他的所作所为像暴君，不适合担当自由民族的首领”。美国史学家贝克尔（CarlBecker）视之为建国者的策略，他们强调国王暴政，是为掩盖不道义的叛乱：

《独立宣言》定本中没有“议会”一词，考虑到此前几十年的争议，不是国王引起的，是英国议会，这样的遗漏可谓意味深长……对于殖民地而言，英国议会权力的性质是什么，受到怎样的限制？这是问题的要害，《宣言》却未提及英国议会。[47]

贝克尔未追溯这一问题的原因，而威尔士王子认为问题在于殖民地的民众不了解他们的国王，“如果国王到北美视察一番，情况或许不一样”[48]。但也不尽然，乔治三世的病痛使他成为公共舆论中的丑角，君主威严不再，由此影响了英国的舆论风格和政治结构，国家权力向皮特任首相时的议会过渡。1969年，美国《时代周刊》刊登文章《遗传：皇室疾病》，介绍英国人的相关研究，而这启发了邦苏桑。[49]2009年，我读到了他的作品《卢梭的病》（1974年版），并想确证他至今是否还坚持原来的观点，但他二十年前已去世。之后，经由他的侄子南锡医院神经科医生达尼埃（Daniele），我联系到他的女儿芭贝特夫人（Babette），她证实自己的父亲生前对医学和史学的持续关注，及其受《时代周刊》启发的细节：

我父亲看到了《时代周刊》上一篇关于英国皇室疾病的文章，其中提到的症状与卢梭的问题相似。他进一步研究，并完成了《卢梭的病》。在卢梭问题上，他已经投入了三十多年，是杰出的研究者，他不是医生，也没有从医资格，但他对医学有兴趣，所以看到英国人的研究后能有所悟。因其独到的观察，日内瓦的卢梭研究会（我相信没有记错）认可了他的成就，并授予他荣誉。

邦苏桑不是对历史人物进行唐突诊断，他继承了法国的思想传统。法国医学界、史学界和文学界素来关怀故往人物的身心关系，而疯癫，尤其是那些有批判性或诗意的疯癫关乎现代人的处境，所以萨德、莫泊桑、凡·高、奈瓦尔（GerarddeNerval）曾是分析的对象。中世纪，疯癫是为人瞩目却又不想靠近的景观，疯人在游**中吐露的话语像先知的预言，糊涂无常，但他们受神的保护，来去自由。启蒙时代，现代理性改变了疯癫的内涵，它是与世俗道德不相容的病态，处于理性与非理性的边缘。1798年，巴黎比塞特（Bicêtre）医院的负责人皮内尔（Pinel）出版《疾病的哲学描述和医学分析》，1801年他在《对精神错乱的医学和哲学分析》里确定了疯癫的诊断标准。1802年，他根据在巴黎萨尔柏特里（Salpêtrière）医院的从医经验完成《临床医学》，从此被誉为“现代精神病学之父”。[50]皮内尔的研究是现代理性与疯癫分道扬镳的起点，疯子开始被视为现代意义上的病人，得到系统的治疗和道德关怀。科学理性窃取了现代话语权，疯癫只能归属于精神病院，它的广阔地域在理性的时代变得越来越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