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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文学共和国的主题（第2页）

文学共和国里的域外游记是流动的思想景观，物象变换的速度虽不会快于马的奔跑，仍在欧洲人的心里激起对远方的兴致。但开拓者难掩占有的欲求，沙尔勒瓦踏上北美土地时，长久以来沉浸在天国与地狱中的人突然发现了广阔的新世界，呼吸顿时轻快，继之而来的是征服的快感：“一大片比法国还要广阔的土地为法国占有了。”[53]殖民主义是启蒙时代不光彩的思想倾向，与普世道德相悖，多数欧洲学者至今在回避。

四、科学

17—18世纪的科学培育了世俗精神。首先是平等，科学研究者是平等的，面对古代诗艺，他们不再自卑，对于世俗生活中的事理，人人可以质疑，敢于挑战经院哲学的权威及其专断风格，“这是对精神高贵者的重重一击”[54]。其次是自我批判精神，“人的理解力会从特殊的东西冒失地飞向普遍性的原理，这是不妥的，要在理解力的翅膀上系以重物，以免它跳跃和飞翔”[55]。最后是珍视人的世俗身份，独立思考，不盲从。吉尔伯特（W。Gilbert）在《磁石论》（DeMage）中，要求“自由推理，自由发表学说”；培根维护现代人的自信，尤其是面对古人的名望和鸿篇巨制时，“这类作品数量多，但若去除寓言、古代事例、松散的论证、语言学研究和只适于闲谈而无益于学问进展的材料，就所剩无几”[56]。

英格兰科学界在现代经验主义的指导下成就斐然，法国的科学精神也在形成，对于自然的观察丰富了各类科学的研究素材，物理、化学、医学、机械、水力的新发现时时刊登在报刊上。1679年，皮卡尔（Picard）神父主编报纸《时代知识》，后更名为《天体运动知识》，1685年由勒菲弗尔（Lefebvre）负责，1702年由利奥塔（Lieutaud）负责，1730年由高丹（Godin）负责，1735年改由马拉第（Maraldi）负责，代际相承，坚持到1759年，前后84期。其中一例是借助月球运动研究地球经度，观察者记录每天的数据，包括春分时节太阳的运动、半日弧、时角。[57]与专业研究相应的是科学普及潮流，罗莱（Jea）从布维中学（CollègedeBeauvais）毕业后来到巴黎，建了一个物理实验室，因其灵巧的手艺受到克莱蒙（t）伯爵赏识。1728年，罗莱进入克莱蒙主持的艺术协会（SociétédesArts），那是一群力求融合文学、科学和机械技术的热心者，他由此进入巴黎学术界，不久受雇于植物学家莱奥姆，负责看管他的实验室。1734年，罗莱与其合作者杜菲（Dufay）赴英国学习电学知识，在伦敦结识科学家德萨古里（J。T。Desaguliers），自1713年，德萨古里坚持为公众演示电学实验，他的科学热情鼓舞了罗莱。1735年回法国后，罗莱在巴黎开设物理公开课，1736年授课地点转移到马扎然中学（CollègedeMazarin）附近洛克马里（Locmaria）侯爵的家里。到1738年，演示仪器有345件，很多人慕名而来，听众里有小孩、老人，有女士、贵族，包括旁第维（Penthièvre）公爵和夏尔特（Chartres）公爵。[58]普雷乌斯特主编的《赞成与反对报》（LePourettre）一直跟踪罗莱的公开课：“他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其中的因果关系是全新的……一位女士从课程里发现了强有力的理性，能指导她的言行。”[59]

法国学者的兴致无所不在，一度有掌握人类全部知识的雄心。《化学年鉴》报道与化学相关的各类技艺和所有发现，包括冶金学、染色、制药工艺。1749年8月，《数学与物理学普世辞典》出版，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着手编纂《百科全书》，“发现知识的普遍原则，借此推演出所有定量”[60]。1789年前，科学革命的观念在法国普及，现代意义的科学公共领域已然形成，社会动乱时，它会滑向道德语境，科学要承担净化风俗的责任。

五、商业

18世纪的商业实践，尤其是海外贸易要有冒险精神，还需要无止境的技术创新、完善的航海设备和专业人才。而它给人带来的是开放视野，挑战既存的世界观，由此是变革的力量，要除去有碍于流通的陈规陋习，商业与权力的关系变得比国王与权力的关系更近。德莱顿（J。Dryden）在《奇迹之年》中歌颂富庶的航海图景：“帆船驶向富庶的商贸之地，遥远的地方结成联盟，寰宇之内变为一座城池，一人获益，全体获益，吾辈就此向天涯海角出发。”[61]四处游**的现代经济人出现后，符合商业运作的规范随之而来。风雨路上，教会法规形同虚设，艰难开拓，陌路相逢，只有诚心诚意才能买卖。1769年，罗伯逊（W。Robertson）在《欧洲社会的进步》（AViewressofSoEurope）中说，商业带来的是“井然的秩序、公平的法律和健全的人性”[62]。

英国和荷兰的商人、投资者、银行家淡化政治或宗教信念的差异，一心经营世界贸易，“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交易所里，拜火教徒、巴尼安派信徒（婆罗门教派）、希腊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徒、贵格会教徒往来交易，不会动刀子”。商业改良风俗，塑造现代精神，法国诗人让-巴蒂斯特·卢梭（Jean-BaptisteRousseau，1671—1741）在荷兰旅行时记录了新的时代风貌：

帆船驶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卸货，周围是豪华建筑，证券所、银行、印度公司的旅馆，运河边是阔气的房子，井然有序，气氛富足，没有乞丐，没有穷人，有的是踏踏实实的商人和容光焕发的资产者。这是外国人眼中的阿姆斯特丹，他们以为荷兰是优美胜地，纯真而自由，富足却质朴，有威严无奴役，有财富无**，有高贵与责任却不傲慢。[63]

相对而言，法国商业滞后，捐税重，谷物交易不繁荣，眼见邻国商业进步与自由精神相辅相助，法国人呼吁革故鼎新，雷纳尔（Raynal）倡导商业自由，“因为成功的商业是宽容的女儿，写商业历史就是写人类的政治史和哲学史”[64]。1726—1728年，伏尔泰在英避难时，观察到商业不会败坏风俗，却能改良风俗，英国人富裕自由，自由能扩展商业，国家威望随之壮大：

贵族知道国王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摆出庄严的神色，在大臣候见室里却表演着奴颜屈膝。商人能让国家富裕，他在办公室对苏特拉和开罗发号施令，对世界的幸福有所贡献。[65]

法国西部各省，包括吉伦特、布列塔尼、卢瓦尔等，以及南部临近地中海的地区长期以来经营海外贸易，比其他地区有更多的商业自由。那里的学者呼吁更自由的制度，相关书籍、报刊和征文比赛接连出现，涉及商业历史与理论、商业辞典的编纂。1757年1月，临近大西洋的卢瓦尔省的维尔纳乌圣母院（Notre-DamedeVilleneuve）的神父致信古尔内（Gournay）领导的商业委员会（erce）：“我们有幸向诸位先生呈交蒙托顿先生的《农业、商业和工艺备忘录》（MémoiredeM。Montaudriculture，lesArts&leerce），蒙托顿提议建立一个协会，促进这些产业的进步，古尔内认可这个计划，我们与他想的一样，没有什么机构比它更有益于外省的发展。”[66]1764年1月14日，吉伦特省的巴卡兰（IsaacdeBa）向波尔多科学院提交备忘录《关于民族之间商业自由的矛盾》。1765年9月，《农业、商业和金融报》发表变革谷物交易的文章《一个公民关于允许外国人参与法国谷物出口运费竞争的思考》。[67]

有改革的声音，就有守旧的力量。商业、奢华与风俗的关系一度是文学共和国的辩论主题，“1750—1760年的争论尤其激烈”[68]。一派赞成商业，在未有商业与奢华之前，“土地只是战场，少数人适当奢华，会让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生活有保障，否则他们会因担心乞讨度日而萎靡不振”。另一派以为商业能激发新的乐趣和需求，“虽然能确立现代财富观念和法律体系，但其中的风险会威胁国家的稳固”。[69]英国思想界在争论中形成共识，即奢华有助于社会进步，而法国思想界在革命前没有为商业找到世俗道德的通行证。1791年，第耶里（Thiery）解释卢梭批判商业的原因，因为他注意到“一切在腐化堕落，根源是商业之恶”[70]。

18世纪初，苏格兰人约翰·劳（JohnLaw，1671—1729）在法国主导的经济改革彻底失败，投机狂热尽现，此事影响了法国人对于商业活动的理解。约翰·劳是现代早期的金融冒险家，曾出版《论货币与贸易》，1720年法语版发行。[71]他希望以贸易增加财富的想法不错，但以纸币流通量作为衡量国家财富的观点却有害无益。路易十四晚期，由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损耗，宫廷财政亏空，因奥尔良公爵推荐，劳担任财政大臣，打破土地垄断，废止道路运河通行费，振兴海外贸易，组建法国第一家银行。之后成立密西西比公司，主导北美殖民地的开发，以发行纸币的方式帮助王室缓解财政危机。密西西比公司股价持续上涨，认购者多，约翰·劳规定购买者要先买法国国债，以国债购股票，后来又规定以旧股购买新股，发行依然顺利。1718年，他觉得股价上涨不可持续，就超量发行货币，物价失控。1720年密西西比公司垮台，银行出现挤兑风波，7月17日，12人或15人死于拥挤，遗体又被众人踩踏，约翰·劳被人谴责挖空了法国，将财富输向国外。[72]他仓皇逃往比利时，很多人为此负债累累，或进监狱，或进济贫院。[73]约翰·劳在法国报刊里被人讽刺，商业改革，尤其是金融制度建设受抵制，直到1800年拿破仑组建法兰西银行，法国现代经济体系才见雏形。

对于教会，土地收益足以维持权力体系，而世界贸易，尤其是对异域风俗的感知威胁到权威者的说教，它惯以商业缺陷予以否定。实际上，那是戴面具的道德家的短视。金融冒险的苦果，旧制度特权阶层的保守，以及暴力革命延缓了法国的商业变革。

六、农业

农业问题在启蒙思想中发出的是低沉的声音，它不像科学、商业那样与自由、平等、独立等现代观念密切相关，农业的思想意义在于它与美德、质朴风俗的天然关系。在拉丁语里，关于农耕的词语有高贵之意，人们称赞人时会说他是“好农民”“好庄稼人”。古罗马的老加图（Cato）说农业耕作孕育勇敢与坚强，农耕生活稳定，不被人忌恨，最无不满之念，他的沉静与肃穆源于农耕生活的滋养：

翻耕橄榄园，耕得最勤的人会将最纤细的根挑出来，如果耕得不好，树根露出来，长得粗大，橄榄树的力量会损耗在根部。

为使牛健壮，让厌食的牛爱吃，要在饲料上撒橄榄油渣，先少撒，待牛习惯后，再加多，有时可将油渣与水对半搅和喂牛，每隔四五天喂一次，牛的身体更好，不易得病。[74]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赞扬乡村风景的美丽和生活的愉快，他对于农业有老加图、贺拉斯和维吉尔的古典情结，“耕作这个原始职业为人爱悦，一个农民从劳作中获得生活物资，是真正的主人，独立于世界”，“农业要受特别对待，社会资本首先投入农业，然后是制造业、对外贸易，这是事物的自然顺序”。而法国人对于农业不只有超然的情感，还有变革的愿望。农业关乎各阶层的生计，“教会的十一税、贵族领地的繁荣与十一税、第三等级和食利者的财富”。但旧制度晚期农业问题多，农民欠缺良好的耕作规则，作物产量低，收成不稳，谷贱伤民，课税重，遇到荒年流民遍野，格勒诺布尔地区多次发生动乱（1725年、1737年、1739年、1752年、1764年、1765年、1766年、1767年、1768年），布列塔尼的问题同样多，“最不关心农业的人也注意到农业的萧条”[75]。乡村景致不再淳朴迷人，到处是孤立无援的人，每逢危机就涌入城市，城市无力容纳，一批流浪者出现了。在启蒙文学中，他们是有理想的远游者，可现实中与之相关的是饥饿、暴乱与死亡。1689年拉布吕耶尔经过乡间时已察觉到危机，“以农业为生的人不再有尊严，一群田地里的野兽，毫无血色，快被太阳烤干，他们有清晰的嗓音，直起身子露出脸，却是人”。既然农业不是稳妥的生计，大量农田就被抛荒，布列塔尼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无人耕种，传统乡绅和新晋者相互轻视，委身其下的农民心里也有怨气。[76]18世纪，法国农业落后于英国，法国人对于各地的土壤种类、气候特点、作物分布及其播种期、收获期等问题没有统一的认识，几个世纪以来国家政策不知如何鼓励农业。关于改良农业的作品，包括杜哈麦尔（Duhamel）的《土地耕种》（Culturedesterres）、拉萨尔（LaSalle）的《人工牧场》（Prairiesartificielles）、帕图罗（Patullo）的《论土壤的改良》（Essaisurl’Amélioratioerres）等，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读过，更没有农民读，为此，有人呼吁在各省主要城市设立农业学校（Ecoled’Agriculture）一类的机构，系统地传授耕作的技艺，改善农业状况。[77]

对农业问题的忽视是旧制度的隐患，在田间耕作的人不受旧制度眷顾，为此努力的哲学家也不受眷顾。鉴于此，重农学派的前期人物布瓦吉贝尔（Boisguillebert）思考变革的良策，他首先从道德意义上为之辩护，“农业是荣耀的职业”，又在实践意义上提出改善的方法，“减轻税负、提高谷价、允许谷物自由贸易”[78]。系统阐述重农理念的是魁奈，他的《谷物论》提及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原则：

第一条：工业劳动不会增加财富。

第六条：有大规模农作物贸易的国家能维持该国的手工业贸易。

第十四条：相互贸易时，出卖最必需和最有用商品的国家，比出卖奢侈品的国家更有优势。[79]

18世纪中期，魁奈担任宫廷医生，在凡尔赛宫组织沙龙，时常论及农业，吸引了各阶层的人士，包括：米拉波，旧制度晚期的没落贵族；莫尔莱（A），百科全书派的中坚力量，1785年入选法兰西学院，负责编纂法语辞典；还有1774—1776年担任海军大臣和财政总监的杜尔格，他有意融通农业理论与耕作实践。1761年12月，杜尔格完成《下诺曼底地区小麦种植备忘录》，介绍小麦种类和特点，提供改良农业的具体知识。[80]重农学派与旧制度、文学共和国的特殊关系使之能在自由批判与保守观念间盘桓，不至于受压制，也不会受无端冷落。

1761年3月1日，法国皇家农业协会（SociétéRoyaled’Agriculture）成立，贵族成员占35%，教士18%，第三等级36%，另有10%难以考订身份的人，他们与资产阶级的相似处更多。[81]该协会创办《资料汇编》，传播关于农业经济的知识，1785年更名为《农业、乡村与家庭经济备忘录》，在法国三十二个地区指定通讯员，他们的理念借助学术会议、报刊杂志对外发表，农民通过集体订阅的杂志对其有所了解。[82]外省农业社团相继建立，其中之一是奥尔良皇家农业协会（SociétéRoyaled’Agricultured’Orléans），“擅长研究经济科学的普遍原则”[83]。18世纪后期，这些协会主导耕地与村庄实地测量，这是对国家地理面貌的认知。卢梭素来重视农业，尤其是在道德意义上，农业离朴素的美德要近一些：“所有技艺里最值得尊敬的是农业，炼铁第二，木工第三。农业是历史最悠久的职业，讲究诚实，最有益于人，是人类所从事的最高尚的职业。”[84]

七、教育改革

经院教育是为培养神职人员，在工业化时代早期，这类教育不实用，又压抑人性，因其一贯宣扬人有原罪的观念，要靠全心全意服从上帝才能得救。孔多塞回忆童年经历时，批判教育枯燥无味，偏离现实，“整整六年学习拉丁文，仅能了解一点地理和历史知识，以及演讲和写作的技巧”[85]。这是一个人的抱怨，又是一代人的不满，老式教育延缓了健全人格的成长，他在中学毕业时仍有哺乳期的天真眼神，不知如何应对艰难的生活。18世纪初，耶稣会对教育有所变通，注重法语教学，为学生提供新式科学仪器，但仍过于重视古典知识。特拉松神父（Terrasson，1670—1750）曾任法国皇家中学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师，不满于荷马的不良影响与亚里士多德的粗浅理论。

让受教育的人思想健全，若有可能，再将之培育为世界性的人，在一切方面完善的人。

不是在某一领域异常博学，而是让人了解不同种类的知识。

注重美德教育，在潜移默化中传授美德。

实行统一制度，设立公立学校，制定统一的学习标准。

除启发心智，要以教育振兴民族。[87]

倡导改革的有两派，一派以孔多塞、狄德罗和卡拉德尔（Caradeul）为代表，发展实用教育、公共教育或国民教育，培养公民意识，注重国家的现实需求。孔多塞希望传播数学、自然史和化学知识，推进伦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根据商业的规则改良教育。[88]1763年3月24日，沙罗代（LaChalotais）向雷恩议会提交报告，认为“教育为国家所有，为国家所办，为国家服务，以实用性为目的，独立于教会，教师应为世俗人士，最好是普通信徒”，所谓国民教育，首要目标是让人最大限度地施展才华，在交往中确立平等的关系，最终实现法律意义的平等。[89]根据狄德罗的规划，在初等教育阶段，传授美德和爱国主义，要适合孩子的心智，在高等教育阶段，大学无所区别地向所有孩子开放，教师要掌握所有科学的基础知识，“之所以无所区别，是因为天才与美德，更容易出自茅草屋，而非宫殿”[90]。1770年，科耶（Coyer）的《公共教育规划》（Pland’édupublique）支持公共教育；1785年，戈斯兰（Gosselin）主张“教育要合乎各行业的需求，又有地域特色”[91]。

另一派看重自然教育，以卢梭和爱尔维修为代表。此类教育关注孩子的心智和身体，饮食适中，辅以体育锻炼，培育健全的人格，“自然是理想的导师，与之接触能感悟它的美德与真理”[92]。终因其过于理想，对社会的理解不符实际，这一派的教育理念无从推广。在现实中，孩子的成长，除受惠于学校课程和教师的理念，还有家庭环境与生活见闻，要依靠普遍的风俗，包括好制度、好老师、好父母，各种因素之间要有良好的融通，才能养育好孩子。一个社会的教育出了问题，有人自然而然地想到变革教育，但变革范围若限于学校，那可能是个伪命题。

法国革命前，尽管讨论热烈，有人甚至想以教育改革取代政治改革，但在僵化的制度下实践不容易。长久争论，歧义横生，实践的可能性更小。面向普通人的教育有所改观，却不成体系，“正面作用不及负面影响”，时兴的私人教育只能满足少数富裕家庭的需求，公共教育对于国家最迫切，却发展缓慢。[93]最大限度的教育改革开始于革命时代，1794年，担任公共教育委员会（itédel’Instrupublique）委员的拉卡纳尔（J。Lakanal）向国民公会提交报告，希望建立高等师范教育体系，10月30日国民公会通过法令：“在巴黎设立师范学院，所有共和团体以及受过实用科学教育的公民，希望它在各行各业有经验的教师的指导下传授教育艺术。”[94]1794年9月28日，在兰布拉迪（J。-E。Lamblardie）、芒日（G。Monge）和卡诺（L。ot）的努力下，公共工程学校（Etraledestravauxpublics）成立，一年后更名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为新生共和国培育工程师。该校的教育理念受惠于1748年在麦兹里（Mézières）设立的皇家人才学校（EcoleroyaleduGénie），课程包括绘图、数学、静力学、流体学、切割技术、用测高仪和指南针调查城市建筑等。就读于巴黎公共工程学校的学生首先学习数学，培养分析能力，根据图像学和几何学描述物体（石头断面特点、劈木头的技巧、简单机械与复杂机械的原理），熟悉建筑学（运河和桥梁建设、煤矿工程、楼宇施工、加固与装饰），掌握切割术、绘画技艺，之后学习物理学，包括物质（固体、**、气体）属性，第一年侧重理论学习，第二年专注于实践。[95]

法国革命前的百余年，报刊前言里出现最多的是“公众”（public），他们不写作，却能评判是非，他们的注视无处不在，与作者有同等地位。作者有创造的愿望，公众掌握评判的标准。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前言》中说：“我以狄德罗的名义将这篇前言再次呈现给公众……为阐述这项事业的性质，我们向公众说了很多，包括编写成功有哪些益处，每一部分如何分工，主编有何职责。”[96]《农业、商业、金融报》在创刊前言中让公众自由评判：“若对一篇文章不满意，之后的就别读了，若满意再读下去。”[97]《文学选编》尽力回复读者的来信，重视他们的感受：“对于赞扬，我们受益，对于批评，我们感谢，从不怀疑他们的好意。”[98]在文字世界里，本该属于“国王”的地方，“公众”取而代之，并有主权者的力量，不理会神学和世俗权威。[99]公众阅读是现代出版史的一个主题，但出版史的相关分析还不够深入，因为阅读是一个有政治意义的问题，阅读习惯普及到哪里，哪里就更有可能进入政治空间。

普遍的阅读习惯在现代社会是代议制的基础。个体政治常识的培育除了靠公开辩论，还需要广泛的阅读，而政治常识走向政治共识同样靠阅读习惯，所以喜欢阅读是良好的政治品质。读者若觉得这样说有问题，不妨去看一看伟大政治家的阅读经历，他们的性情决定读什么书，他们在读书时最大限度地完善自由独立的品格，这种完善是在私人空间，不受外界干扰，他的判断力更深刻。而对于普通人，那首先是自我教育，并有从私人生活走入公共空间的可能。所以，有远见的政治家会尽力保护民众的阅读习惯，因其知道在眼睛与文字之间有一个理性世界和情感世界，这个私人空间能抵御那些转瞬即逝、却有破坏力的流言。但维持民族阅读空间的难度很大，它需要开放的政治意识，不让人与生存境遇脱节，现实感与历史感有良好的平衡，同时有批判的精神，拒绝模仿，不受制于权威。中世纪的教会一直压制民众的阅读习惯，教士受制于圣经文本，不知疲倦地考据、解释、辩护；科学界受制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体系，人的创造力萎缩，在现代历史上留下一个“黑暗的时代”“蒙昧的时代”。18世纪，法国人的阅读习惯在改变，泛泛而读取代了精读，但旧制度一直在干扰民众的阅读方向，并希望不受文学共和国话语体系的挑战，实际上这是法国现代政治的灾难。在受到监视的舆论里，公众的阅读能力得不到引导与培育，在公共事务里就不一定是明智的裁判，少数识字的人会从报刊文章中寻找信息，但多数人单凭无根据的传言参与讨论，为此，公众被分成了两类，一类只关心无聊的争吵，没有公正心，“不能阅读的公众的判断力不如阅读公众那样准确”[100]。

以下是18世纪“公众”（public）的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