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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1766年卢梭的转变（第1页）

第五节1766年卢梭的转变

——从启蒙者到浪漫派

1765年赴英途中，卢梭的心情不错，那是四面受困、突然看到希望时的快乐。1766年3—4月，他的心理变化却让人困惑，时至今日依旧难以说明他的感知与行为的确切联系。牛津学者莱瑞（Leigh）编辑卢梭通信时有过疑问：“我们不知道他独居时发生的事，也不知道带有现实色彩的噩梦是怎样形成的。总之，他成了个多疑敏感的人，用灵巧的思维将不相关的事联系在一起，觉得到处是坑害他的陷阱。”[252]那场争论对卢梭影响很大，之后，他对文学共和国的态度不同于以往，要与之划清界限：

十四年来，我不幸从事这一职业，却未染上它的陋习，嫉妒、算计、甜言蜜语，一刻不曾靠近我的心灵。我未因外界迫害和不幸的遭遇变刻薄，放弃这门职业时，我像开始那样心灵健全。[253]

1767年5月，回法国后，他与乔叟（EdmundJossop）仍说要远离文人界，这一行当违背他的性情，“我现在不再是文人，以前是，却给我带来不幸”[254]。而进入文学共和国前期，他刻意向人展示自己的喜好与音乐才能，在沙龙聚会时朗读诗歌，竭力维持公民的身份，而一路的遭遇让他体会到人心的晦暗。所谓的理想，不过是生存竞争的托词，所谓的荣誉，不过是投机者的猎物。

法国旧制度粗暴对待自由言论，所以触及敏感问题的作品多匿名出版，或用假名出版。1751年，伏尔泰在柏林出版《路易十四时代》，署名为弗朗切维尔（M。deFrancheville）；1775年，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里千方百计地隐藏自己，“手稿是在一位不具名的学者的藏书里发现的，根据马塔（Matha）先生的说法，写作者是已故的法兰西学院终身秘书米拉博（Mirabaud）”[255]。两个名字都是霍尔巴赫虚构的，虽说出版地在伦敦，但更有可能是阿姆斯特丹。而卢梭在每部作品里都署真名，惹下了祸患。1762年6月22日，法国御前会议企图缉捕他，他们很容易知道《爱弥儿》的作者是谁，他还写过哪些作品。[256]卢梭素来以为勇敢者才会如此，“正直的人要对他的书负责，我在本书（《新爱洛漪丝》）卷首署名，并非掠为己有”[257]。考虑到青年卢梭对名誉的渴求，不排除他是想让公众知道那是谁写的，他需要确定的身份，这对于一个在巴黎漂泊闯**、一无所有的日内瓦人尤其重要。然而，1766年5月后，他致信培鲁时彻底变了：“给公众一些时间，让他们忘掉我。”不久，他又对忘年之交、日内瓦同乡伊维农重复这样的愿望：

我不再让公众记着我，在我的余生里，他们不会听到我的消息……我现在很安宁，也会一直如此。为了让人把我忘记，我尽可能少写信。[258]

只有觉得自己被人忘记时，他才心境安宁。1767年，他甚至不再关心是否有人谈论他：

即使不把我忘记，无论对我是赞赏，还是诋毁，我都觉得无所谓，不闻不问，偶有所知，也不在意，简单纯朴的生活才好。[259]

卢梭在文学共和国里收入可观，困难中不乏友人相助，性情却无常，当时的人不理解，现代人也有些迷惑。巴黎高师学者李尔第（Lilti）同情他的境遇，远离沙龙，拒绝不平等的交往，是在否定虚假的礼仪，他这样做的根源是“作家主体意识或自治意识的觉醒”[260]。文学共和国是生存竞争的空间，确实有人退出，或是才华平淡，难以立足，包括那些只在报刊上出现一两次的作者，他们的行踪已难考证；或是经受不住牢狱之灾堕落为间谍，变身为旧制度的同谋也就意味着背叛了文学共和国；或是对公共舆论敬而远之，“公众的注视是让人难以克服的恐惧”[261]，卢梭休谟之争时，亚当·斯密力劝休谟不要进入公众视野，“那是在冒险，报纸上多是道听途说的小故事”[262]。旧制度之下，法国没有保护私人空间的法律，窥探隐私的愿望不可遏制，“安插间谍，收容奸细，偷拆漆印，截留书信……政治风俗就是这样”。1789年国民公会获悉美国《马萨诸塞州宣言》后才想在法律上有所改观：“共和国的成员在法律上有依靠，对于人身、财产与名誉的不公正行为，应无偿获得正义的保护。”[263]

所以，卢梭是第一个主动退出文学共和国的“公民”，之后他很少写信，也不再回信，尤其是对待不熟悉的人，他时常变更收信地址，回避不速之客。致信老朋友培鲁时，地址改为“MrsLup;DrakeUnion-don”，要求转信人“不要传播他的新地址，不要让人看他的信”[264]。从伦敦回巴黎后，他依旧藏匿住址，1767年7月，致信拉图尔夫人时告知的是孔代的地址“M。detàl’H?telleBlanc，ruedeCleryAParispourle”；致普尔兰（Portland）公爵夫人的信里不再写名字，也没有收信人的地址。[265]之后一年多，他不断变更名姓，用过雅克（Jacques）先生和勒努（Renou）先生，“我宁愿在他人的记忆中死去，希望您尽量少谈论我，不要向我的朋友提起我”[266]。在出版时，他慎之又慎，“一本书，尤其是好书，往往是作者的灾难”[267]。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处心积虑地挣名声，还写东西，但不为出版，无论什么内容，“不以我的名义，也不匿名出版，活着不出版，死后也不”[268]。但因迫于生计，1767年他又出版了《音乐辞典》，只是对公众的关注忐忑不安，以为那是不幸的事。[269]后来，他不堪舆论的扭曲屡次下笔反击，但对于自己的“回忆录”，他坚持去世后出版，他将草稿交由妻子保存时嘱托她1801年才可以打开。[270]

不再以写作为寄托，他热心于植物标本。在英国武通时，邻人罗宾逊（OwdJamesRobinson）、农夫伯顿（Burton）和苏尔特（Salt）小姐注意到他每天外出散步，回来时带一大把植物。[271]英国早期浪漫派布斯比是德比郡人，既是卢梭的朋友，也是其敬仰者，他同样观察到，卢梭每天穿着亚美尼亚族的长袍上山采标本。[272]回法国后，他在巴黎北郊的克里希（Clichy）隐居，只关心植物学，“没人问起他，没人拜访他，没人谈起他，命运剧变，几乎比任何人的经历都突然”[273]。1767年10月，沃波尔从法国返回英国后将这一情况转告休谟，以示安慰，沃波尔以之为“惨境”的却是卢梭刻意追求的。1768年6月27日，《秘密回忆报》报道：“他一天到晚采集标本，对外联系少，不说话，不写东西，特蕾兹对外人说她的丈夫烧了《忏悔录》的草稿。”不久，他又去多菲内（Dauphine）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采集，1770年7月22日，在朋友帮助下进入凡尔赛宫的国王花园。[274]

卢梭生命后期的藏书单说明他在去世前未改变1766年的性情。1778年春，他到巴黎北郊的埃莫农维尔定居，随身带有《普鲁塔克文集》（十二卷）、塔索著作（一卷），其余为植物学作品，包括哈勒里（AlbertHalleri）的《瑞士本土植物》、布封的《鸟类自然史》、奥布莱（Aublet）的《法属圭亚那的植物历史》、阿玛尼（Ammani）的《稀有植物》、图尔纳福尔（Tour）的《植物园结构》、亚当森（Adamson）的《植物族谱》、林奈（Linné）的《植物种类》《蔬菜种类》等。[275]卢梭对植物学的理解不同于当时的人，他们研究植物，是为发现自然的秘密，卢梭的“自然”不是理性意义的，是隐居时的情感归宿。与之相应，他的心境变了，像一个与世无争的老人，厌恶争斗与吵闹：

从前，我满怀热情地喜爱自由与平等，希望无拘无束地生活……拒绝朋友的礼物，为此经常引起矛盾；现在，我的喜好变了，相对于自由，我更爱平和……对于敌人也力求平和相处。[276]

1767年1月，他致信里格提（Riquetti）时提及之前的是非，后悔没有妥协：

如果我从劫难之始不跟命运对着干，而是做如今的决定，那些骇人听闻的阴谋诡计在我身上就不会有任何效果。[277]

身体病痛使之处于尴尬的道德境地，无端的讽刺压迫着精神，他觉得现实让人失望，写作风格不同于以往，由对理想国家的想象转向现实批判，关于公共事务的写作语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描述内心深处的孤独。1789年，艾斯切尼回忆与卢梭的交往，注意到卢梭的变化：

他出身贫寒，得不到求学机会，只能自学。孩童时代在出生的城市周围流浪……不断变更信仰、品味、习惯、职业、住所，性情害羞，不为人注意……成年后自谋生计，受人保护，也遭人误解。常犯错误，轻信多疑，是命运的玩偶；一生不安，担心有阴谋……试图断绝联系，以求平静。最后因精神失常不得不远离社会，愤怒悲伤，最后自我了结性命。[278]

卢梭退出文学共和国，不是因为文人的自治意识。生存境遇艰难，他无力维持费钱费时又费力的公共交往。1765年12月，逃亡路上病情复发，他猜测心脏有问题，难以继续赶路。[279]时值冬天，天气寒凉，病痛没有缓解的迹象，本想休息一个月，却被迫于12月9日赶赴巴黎，健康又恶化，“两三天出不了门”[280]。1766年1月到达伦敦后身体依然病着，2—3月，居无定所，与友人的通信里未提及健康，情况却不乐观；4月16日，身体很差，无力回信；5月3日，不能接待来访的客人。[281]长久以来，入睡困难，“夜，对于我真是残酷，身体承受的要比心灵承受的多得多，整夜失眠，心情悲观”[282]。5月底，他觉得死亡要来了，“可能来得急促”；6月间病情断断续续，“近三天身体很不舒服，今天尤甚”；7月10日，每写一行字都有可能死去。[283]整个8月，身体欠佳，情绪低迷，看不到希望，9月的天气又损及他的健康，博斯韦尔于10月15日来拜访，以为离别后再不会相见。[284]1767年年初，病痛依旧，他想给格拉夫通（Grafton）公爵写信，却无气力，卢梭不禁感叹艰难的境遇：

既无地位，又无财富，我老了，身体残疾，没人愿意理会我，受到迫害，为人憎恨，我总想做好事，往往事与愿违。[285]

1766年年初，卢梭已有被害妄想的倾向，他以为只有伏尔泰在用尽心机陷害他。到英国后，因语言障碍、舆论压力，以及居无定所的奔波感，自6月开始，卢梭性情起伏，坐立不安，“几乎难以相信他那怪异的敏感，当他为错误自责时，神经比心灵更容易混乱”[286]。而外界的批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厉，休谟后悔与之交往，休谟的朋友米拉尔（Millar）批评卢梭自我欣赏，以至于疯癫。[287]伏尔泰说他疯癫十足，“是极卑鄙的疯子”，愚蠢、高傲、忘恩负义，“如果他不是疯癫无礼，哲学家本可以扮演恰当的角色”[288]。日内瓦的自然学家博奈说他是因不幸和傲慢的性情才失去判断力，特罗尚对家人自始至终说他是疯子，德方夫人和达朗贝尔觉得他无耻，勒贝尔（Lepell）说这一类的疯狂有危险，“为了他和别人的安全，应将之关起来”[289]。杜潘（Dupan）批评他不可理喻，“以为全欧洲只关注他，不关注他就是他的敌人”[290]。同侪间的刻薄话语压垮了卢梭，也损害了文学共和国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