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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忏悔录的写作 情境与意图（第2页）

三、《忏悔录》的写作背景

写作前后，卢梭身心常受触动：交往障碍、制度压迫、反复的病痛、流亡的生活。紧迫的语境里有冲不破的艰难，他无力改观，甚至不知道怎么回事，尽是被动、惶恐与无助。

首先是文学共和国的是非。1756年，《百科全书》第七卷刊载达朗贝尔的“日内瓦”词条，批评加尔文教的一些牧师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又为戏剧辩护，“若在法律约束下，戏剧不会让风俗堕落”，他呼吁在日内瓦建剧场：

在日内瓦，人们不能忍受戏剧，不是不赞赏戏剧，而是害怕演员在年轻人中间传播装扮、挥霍与下流的趣味。严厉的法律能否限制演员的行为，杜绝其中的弊端？这样，日内瓦既能演戏，又有好风俗。戏剧能提升公民品性，使之有细腻的感受和优雅情感。[201]

关于戏剧与风俗的关系，之前的欧洲思想界已有过争论，包括“卡法罗事件”（AffaireCaffaro）。天主教会禁止信徒阅读戏剧，或去剧院观看，防止舞台上的人体、**和暴烈的情感破坏心灵的安宁，“戏剧家的才华不是美德，而是邪恶”。但在1694年，卡法罗（F。Caffaro）的《一封神学家的信》极力为戏剧辩护：“圣经里没有明确反对戏剧的论断，戏剧是普通人的娱乐，是语言与行为的恰当配合，若加以规范，就不会败坏风俗，也不会亵渎上帝……人的精神会疲劳，就像劳作后的身体一样，需要放松。”[202]随后，索邦神学院予以反驳，博叙埃神父在《论戏剧的信》（Lettressurlesspectacles）和《关于戏剧的思考》（Maximesetréflexionssurlaédie）里否定卡法罗的论断。1694—1697年，十余位各界人士参与争论，双方相持不下。[203]表面上，这是场文艺争论，实际上是关于宗教道德的争论，以前不受质疑的教会权力在世俗生活中不再有绝对的控制力。

卢梭与达朗贝尔的争论不仅是宗教、文艺或道德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涉及社会阶层的矛盾，即日内瓦上城人（贵族）和下城人（平民）的对立。[204]卢梭看到“日内瓦”词条后，猜测达朗贝尔可能与贵族联合，就用三星期写完《关于戏剧问题致达朗贝尔的信》，否定了戏剧的道德意义，尤其是日内瓦这样的小城市，如何承受戏剧造成的堕落？

卢梭对戏剧的怒气也与伏尔泰有关。伏尔泰定居瑞士费尔奈后，在庄园舞台上演戏，包括《扎伊尔》（Za?re）、《浪子回头》（L’Enfantprodigue）、《祖利姆》（Zulime），并在舞台上扮演其中的角色，台词采纳古典主义的壮美风格，英国青年爱德华·吉本在欧洲游历时路过费尔奈，沉迷于伏尔泰的风格，几乎一场不落，“自童年起我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开始逊色”[205]。伏尔泰认同古典主义风格，素来不接受卢梭的新思想，视之为极端的疯子，“写了部拙劣的戏剧后就出来反对戏剧，批判养育他的法国，找了几个烂木桶，就像第欧根尼一样躲在里面骂……他对我说过：日内瓦为您提供避难地，您却败坏了它”[206]。1764年卢梭出版《山中来信》后，伏尔泰骂他没良心，丢弃孩子，**无耻：

人们可怜疯子，若其疯癫变暴烈，就要吊死他，宽容是美德，忍让这样的疯癫是恶德……疯癫使之亵渎耶稣基督，竟敢说福音书是粗鲁下流、大逆不道的作品，让孩子弃绝父母……身为基督徒却想毁坏基督教，他不只亵渎宗教，是背叛……十足的伪君子。如此批评不为过……有学问的人会与同侪相争吗？正直的人，谁会陷于错误的热情，隐晦地批判有美德的人？我们愤怒却有些脸红地说，他身上有**留下的可怕痕迹，伪装成江湖艺人，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他的恶使母亲丧命，抛弃善良人的职分，将亲生的孩子扔在育婴院门口，失却自然的情感，丢弃荣誉与宗教感受。[207]

其次是作品给卢梭惹下的麻烦。1762年前后，他想放弃写作，隐遁山林，为此计算过稿费是否能应付开支。是年5月《爱弥儿》出版后，他陷入为多方势力迫害的境地，巴黎神学院斥责他妄图与宗教界争夺民众心灵，巴黎高等法院斥责他宣扬自然宗教，“教育年轻人时推广罪恶的体系”[208]。6月1日，索邦大学以否认神迹和启示为由，查禁《爱弥儿》，以之为“怪异的作品，作者奇怪高傲，要推翻最神圣的真理，风俗中最纯净的规则和世俗政治中最基本的道理……作者想毁坏养育他的摇篮”[209]。6月11日，高等法院当众焚烧此书，并要监禁作者。6月23日，阿姆斯特丹市政当局禁止《爱弥儿》出版，“因其有自然神论和斯宾诺莎的思想元素”[210]。日内瓦小议会也予以谴责：“《社会契约论》的政府理论冲击了日内瓦的体制，《爱弥儿》传播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神论，他的言行背离资产阶级的职分。”[211]在险境中，卢梭致信巴黎大主教博蒙，叙述他的写作生涯、一贯的道德原则，以及作为日内瓦新教徒所具有的宗教观：

如果您只是批判我的书，我任凭您怎么说，您不只如此，还攻击我的人格，羞辱我，您在人群中越有权威，越不允许我沉默不语。[212]

申辩难有效用，不能阻止天主教会的通缉令。1762年7月9日，卢梭从新教城市伯尔尼逃往纳沙泰尔，暂居于汝拉山麓，荒凉偏僻，交通不畅，才得以安顿下来。但平静的日子过了不久，纷扰又来了。8月20日，日内瓦公民代表团为卢梭的境遇鸣不平，引起公民与贵族阶层的对立，日内瓦有权力专断的现象，二十六人构成的小议会无根无据就否定公民的提议权，贵族文人特罗尚（J。-R。Tron）出版《乡间来信》（Lettresécritesdelae），为这样的行为辩护。情急之下，公民求助于卢梭，由他撰文反驳《乡间来信》。1763年10月至1764年5月，卢梭完成《山中来信》，批评小议会专权：

他们不顾及我的健康和艰难处境，就下达逮捕我的命令，用辱骂坏人的语言对待我。这些先生没有宽容心，难道也没有公正心？两百人议会的设立，是为削弱小议会的权力，结果却强化了它的权力……两百人议会徒有其名。[213]

日内瓦贵族阶层暴跳如雷，顺势取消卢梭的公民身份。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1763年5月26日，与查普里（MarcChappuis）叙旧时，他说自己为此“陷于最激烈的痛苦，但又无可奈何”[214]。1765年1月，《山中来信》在荷兰海牙被焚毁，在伯尔尼和巴黎遭查禁，卢梭在莫第埃乡间忍受谩骂。最坏的事发生于1765年9月6日深夜，冰雹般的石头砸向他的屋子，躲避不及，腿部受伤。9月10日，卢梭逃往圣皮埃尔岛，在那里享受了短暂的清静：

假如有这样的境界，心灵无须瞻前顾后，就能找到它能寄托、凝聚它全部力量的牢固基础，时间对之已不起作用，现在的一刻永远持续，既不显示它的绵延，又不留下更替的痕迹。心中无匮乏又无享受，不觉得苦也不觉得乐，无所求无所惧，只感到自身的存在，单凭这个感觉就足以充实心灵。只要这种境界持续下去，身处其中的人是幸福的，这不是从生活乐趣里获得的不完全的、微弱的、相对的幸福，而是不会让心灵空虚，充分而圆满的幸福。[215]

四面受敌，卢梭的幸福是乌有的幻影，转瞬即逝。1765年10月10日，伯尔尼安全委员会下达驱逐令，他只好去英国，在那里他织造了一幅阴谋图，涉及哲学界、医学界、神学界，跨越普鲁士、瑞士、法国和英国，阴谋家的监视无孔不入，“迈的每一步都有人数着，手指头动一下就有人记录”。时值欧陆的“英国热”，法国的科学理论和商业实践受此影响，卢梭的英国之行却留下疯癫的名号，英国人不解，法国人对之有怨言。卢梭不得不反驳，法官、哲学家、教士、才子、作家都恨他，普通民众不理解他，瑞士、日内瓦给他增添痛苦，这是《忏悔录》的心理背景：“在我所处的位置，要写书，也是维护声誉，揭露那些污损我的骗子，使之无地自容。”

关于文本的身体背景：1763年，卢梭的健康一度变坏；1765年仍未好转，牙疼、腹胀、严重失眠、记忆力减退；1766年病得厉害，眼神不好。病痛发作时的身体话语进入《忏悔录》，包括剧烈耳鸣、心脏狂跳、消化困难、腹胀便秘、一劳作就大汗淋漓。他怀疑心脏上长了肉瘤，惶惶不安，“我得了更严重的病，那就是治病癖，读过书的人难以避免”[216]。1770年2月完成草稿后不久，他致信圣日耳曼（Saint-Germain，龙骑兵团上尉），说自己已厌弃人世的艰辛：“我在这世界难得快乐，若能选择生活，我选择死亡。”[217]对于卢梭的困境，论敌却说他性情乖张，既然不为同代人理解，他寄希望于后代人：“时间能揭开幕布，我的回忆录若传到后世，它会替我说话，人们就明白我为什么沉默。”

卢梭在进退无路时思考生命的世俗意义，开启了新的写作时代，依附于神的人格开始解脱，人性复苏了，但它仍处于枷锁下。所谓的“枷锁”，是指身体病痛对精神的压迫，以及恶风俗对人性的阻抑。“卢梭与疾病”是创造现代知识的二元结构，这个结构是一个流动的思想空间，18世纪的人对之有些陌生，这个空间里的观念是新的，其中有现代历史观和独立人格。

四、《忏悔录》与时代精神

“忏悔录”属于欧洲神学传统，“忏悔”可解释为承认或认罪，“忏悔的过程是与上帝和解的契约”[218]。忏悔者如实地叙述其一生，坦白罪业，歌颂神的伟大。“忏悔录”是一个人在晚年实践那个契约的最后环节，是宗教行为，不是个体精神世界里的私事。“自传”和“回忆录”是现代人对往事的回顾，作者寻求的是自我认同，或历史评判，语境里不再有绝对的力量。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严格意义的“忏悔录”，不论是书写风格，还是忏悔的动机，但文艺复兴之后，“忏悔的虔诚性因人而异，个人主义越来越明显”[219]。有些人会从阐述上帝律法的一端转向描述个体生活与救赎灵魂的另一端，但上帝仍不受质疑，不受冒犯。17世纪法国冉森派的思想堡垒波尔-罗亚尔（Port-Royal）修道院诸位先生的作品就是如此，既敬畏上帝，又对尘世的名利有所图。[220]同样，1879—1882年，托尔斯泰的《忏悔录》记述世俗生活见闻，以及心灵皈依上帝的始末，他敢于质疑教会代表上帝权力的合理性，极力维护上帝的威严。

18世纪，批判圣经已是流行的修辞，上帝创造了善，也衍生了恶，坚持正义的未必得生命，追求恶的未必自取灭亡。卢梭是当时宗教个人主义化的典型，他不再向个体精神之外的至高力量忏悔，而是以雄辩的修辞构造了独立的精神空间，让上帝以他的方式评判：“我们落入深渊，便向上帝祈祷，为什么你把我造得这样软弱？上帝不管我们怎样辩解，只对我们的良心说，我是把你造得太软弱了。”[221]1776年，卢梭冲动之下责备上帝参与了阴谋，有极不公正的作为。[222]在“纳沙泰尔序言”里，卢梭向读者澄清真相，在巴黎手稿中，他将审判权赋予读者：“说真话在我，说公道话在读者。”[223]他愿意为之展示一切，包括病痛之苦和情感经历：

读过的人会发现我所有的爱情奇遇，漫长的序幕后，最有希望的只不过吻一下手而已，他们一定会大笑。读者，请你们不要弄错，在这种以吻一次手结束的爱情里，我得到的快乐比你们以吻手为开始的恋爱要多。[224]

但卢梭的自我意识有些极端，若有读者质疑他的善良，就会受其责难：

请你（读者）再找出一个六岁的孩子，他能被小说吸引……甚至感动得流出泪来，如果你能找出来，我就认错。我的品德不受怀疑，如果谁还相信我是坏人，他就理应是被掐死的坏人。[225]

在卢梭的语境里，“忏悔”的词义有了变化。，卢梭强调“坦白”的含义，为读者塑造真诚的语境，一种现代叙事方式，这意味着“忏悔录”向现代“自传”的过渡。起初，他不确定怎么写，这一点暗示他对写作风格的革新是下意识的行为。关于“自传”（auto-bio-graphie），“自身—生活—书写”，即一个人写自己的一生，法国学者勒热讷（Lejeune）对之做了定义：“当某个人强调他的生活，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的作品称为自传。”[226]后来，他在《自传契约》里对之有所修订：“一个真实的人以自身生活为素材，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强调个性。”[227]两个定义的主体要素没有变化：语言是叙事性的散文体，涉及个人生活和个性历史，叙述者和人物要统一，回顾的视角。而“回忆录”是现代历史意识的衍生物，写作者从记忆中寻找他的历史地位，他是耳闻所见的陈述者，也是故往人与事的评判者，总之，他要在那个已经消失的空间里发现个体的意义，要重建公共记忆的结构。

若区别三类体裁，要看是谁在写，为谁而写，以及语境的开放性。“忏悔录”的语境是地狱、炼狱和天堂构成的精神国度，信徒向上帝坦白，目的是救赎，不顾及现代公共舆论，也就不具备大众阅读史与出版史的分析视角。“回忆录”和“自传”是为后代人写的，让作者名声传世，或为以前的言行辩护，有展示自我的天性，语境开放，其中有一个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谱系。“忏悔录”除了赞颂上帝的功业就是为自己赎罪，不会有读者的影子，“回忆录”和“自传”的作者知道读者的评判功能，读者也知道作者的目的。待之出版，时代变化赋予了审美意义，读者有了兴趣，“回忆录”和“自传”得以进入大众阅读史，由此开始了在人类集体记忆中的旅行。“回忆录”和“自传”的区别在于前一类的公开性更强，后一类也会进入公共空间，但它有远离公共空间的愿望，在半开半闭的私人空间里自我反省。但这样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个人生前的交往越多，在公共空间的影响力越大，他的“自传”会趋同于“回忆录”。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嘉梅里（V。Jamerey，1695—1775）的《回忆录》和切利尼（B。i，1500—1571）的《自传》能说明三类体裁的区别。《忏悔录》各卷开篇和结束多赞美上帝，时时顶礼膜拜，卷一引《旧约·诗篇》的颂词：“主，你是伟大的，你应受一切赞美；你有无上的能力，无限的智慧。”[228]讲述尘世的罪业，坦白得越真诚，渴望救赎的心情越迫切：“主，你愿意我回忆往事并向你忏悔，请你看看我的心，你把我胶粘于死亡中的灵魂洗拔出来，希望它从此依附于你。”[229]奥古斯丁讲述了他与一群青年人深夜偷梨喂猪的故事，那是因为“他的心跌落深渊，邪恶的灵魂挣脱了主的挟持自讨灭亡……追逐耻辱”[230]。这就避开了一个神学争论：恶是不是上帝创造的？奥古斯丁时刻面对的是上帝：“圣父，请您看，请您重视，请您俞允。”[231]现代人阅读时会有些不耐烦，因为那不是为他们写的，是为作者心中至善至美的上帝，控制个体自由精神的绝对力量。所以，这部作品缺少现代历史意识，冷落现代人。

法国古物学家嘉梅里的《回忆录》（MémoiredeValentinJamerey-Duval）完成于1747年，开篇有朴实的现代感：“我生在法国的一个小地方，那里曾是富裕的小镇，但严厉的统治使之凋敝，盐税、赋税过重，它像很多地方一样蒙受厄运，到处是贫困低矮的茅草屋……。”[232]之后，他坦诚叙述艰难的童年、流浪岁月、自学成才之路，以及作为大学教授的经历。1695年，他生于阿托奈（Arthonnay），五年后父亲去世，家境艰难。1708年，母亲携他及其妹妹改嫁，因受不住继父的粗鲁，他离家出走，四处流浪。在托内尔（Tonnerre）受伤，骨头断过，得到当地农夫和教士的照顾，伤愈后又去漂泊，沿途为人养鸡放羊，跟同伴学写字，在隐士的居住地生活时阅读地理、天文书籍。后在利奥波尔（Leopold）公爵的提携下看管图书，公爵赏识他的才华，他得以入读耶稣会学校，学成后担任卢奈维尔科学院（AcadémiedeLunéville）的古代史教授。

切利尼的《自传》成书于1562年，他用的是佛罗伦萨方言，“纯净诙谐，有独创性，简直无法翻译”，内容涉及童年岁月的大小事。切利尼多才多艺，精通诗文、绘画、雕刻，喜欢新奇与冒险。他的交往对象不分身份等级，有威严的教皇，有权倾一时的贵族，有流连于放纵虚空的人。行文中有人物对话，未必真实，却符合“特定条件下虚构”的自传特征。[233]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宗教权力式微，世俗法律体系尚未成形，切利尼的“我”不受传统信仰约束，也不受市民法限制，既有世俗意义的生命力，也有野蛮的气质，为所欲为，没有负罪感：

得知安尼巴莱欠下我家多少债之后，我十分气愤……我是天性易怒的人……离开官署，怒气冲冲赶回作坊，拿了一把匕首，匆匆赶到敌人住处，他们正等着吃午饭。我一露面，那个挑起是非的年轻的盖拉尔向我扑过来。我向他的胸口刺了一刀，穿过他的马甲与短外衣，恰巧碰到他的衬衣，他没受一点伤。可我的手进去了，也听到衣服被捅破的声音，我以为已杀死他……他们全家觉得末日审判已来临，一起跪下，顾不得体面，尖叫求饶。[234]

切基诺（切利尼的弟弟）的徒弟贝尔蒂诺被巡逻队杀害，切基诺知道后大吼一声，十里之外都能听到，得知是一个帽子上插蓝羽毛的人干的，他握着剑冲向巡逻队，那个人猝不及防，剑就刺进肚子，另一个人点了火绳枪，击中切基诺的右膝盖。切利尼得知后飞奔而来，听到弟弟说：“我的好哥哥，不要让我的厄运搅乱你的心。”切基诺救治无效，去世前对切利尼说了三声“再见”。切利尼以最高的荣誉将之埋葬于教堂墓地，之后密切注意那个人，就像他是自己所热恋的姑娘。一天晚上，他持剑站在门口，切利尼潜行到其身边，要砍他的头，他飞快地转过身，剑砍在左肩，他摇晃着身子，撒腿就跑，切利尼几步追上，剑砍在脖子上，用力猛，几乎拔不出来。教皇得知后传唤切利尼，眼中的凶恶几乎让他灵魂出窍，但看到他的作品，教皇变了脸色，“一个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有这样的成就，了不起”，继而说：“切利尼，现在你的病治好了，要当心你的命。”切利尼不久又杀了人，教皇知道后说：“像他那样在一门艺术里独一无二的人不受法律约束，尤其是他，我知道他没有错。”[235]

卢梭没有奥古斯丁的虔诚，不像嘉梅里那样平静地陈述个人的历史，缺少切利尼的疯狂与洒脱，他更关注自己的心理，其中有现代风格，有神学遗存，也有一点反叛陈规的冲动。与其说卢梭不再虔诚，不如说他转而相信自己的判断。除了丝带的故事，《忏悔录》里还有两件事，一是关于丢弃的孩子，卢梭无法甩掉愧疚感，便自我反省：“我的错误在于我无力抚养他们，才交由国家抚养……我以为这是做了一个公民和慈父的分内事，我把我看作柏拉图共和国的一分子。”[236]二是反驳蒙泰古（Montaigu）伯爵，他是卢梭在法国驻威尼斯使馆工作时的上司，卢梭力求讲明真相，批评蒙泰古霸道，有违普遍的正义。[237]这一结论在开始写时已预设好，证明思路水到渠成，蒙泰古后来走霉运，卢梭觉得他理所应得。

[1]L。-J。Courtois，LeSéjourdeJ。-J。Rousseaueerre（1766-1767），lettresetdoédits，ASJJR，TomeVI，Paris，1910；M。Peoples，“LaQuerelleRousseau-Hume，”ASJJR，Tomedix-huitième，Genève，1927-1928。

[2]D。Edmonds，J。Eidinow，Rousseau’sDog：TwoGreatThiWarintheAgeofE，Ecco，2006；R。Zaretsky，J。T。Scott，Thephilosophers’quarrel，Rousseau，HumeasofHumaanding，YaleUyPress，2009。

&desregistresduParlement，9juin1762，eXI，p。266。

[4]M。Peoples，“LaQuerelleRousseau-Hume，”ASJJR，Tomedix-huitième，p。7。

[5]RousseauàtessedeBoufflers-Rouverel，eXII，p。217。

[6]卢梭：《新爱洛漪丝》，第1册，伊信译，第304页。

[7]RousseauàG。Keith，eXVII，p。137；RousseauàM。-M。Rey，eXXVII，p。10；P。-P。Plan，J。-J。Rousseauratéparlesgazettesdesontemps，p。59。

[8]Leseild’EtatdeelàFrédéricII，roidePrusse，17décembre1765，eXXVIII，p。56；F。-H。d’IvernoisàRousseau，30Xbre1765，eXXVIII，p。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