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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萨德问题（第1页）

第七节萨德问题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转型论不能解释1766年卢梭退出文学共和国的原因，与“卢梭问题”一样对哈贝马斯提出质疑的还有“萨德问题”。青年卢梭追求的名利，萨德不以为意，晚年卢梭所厌恶的，却是萨德要打碎的。年轻时，他为非作歹，不顾及家族荣誉，冒险挑战传统伦理，是品性顽劣，天生没有责任感与荣誉心，或家庭秩序错乱，父权与母权对立，还是时代风俗积弊多，善恶的界限已模糊？时至中年，数次牢狱之灾后，他是共和派的革命家，勇敢雄辩，对于现代政治有深入思考，前后迥异的人生境遇是因为什么？是他天生喜好动**，只有在动**里，心中的恶才会平静，才能活得像自己？他的故事起初是家庭悲剧，最后是民族精神的悲剧，其中有一个风俗、制度与人心的不断堕落的因果循环。

对于现代人，萨德是遥远的传说、旧制度的异类，他出身于一个有六百年谱系的贵族家庭。12世纪，他的远祖以商业起家。14世纪，一位女性前辈劳拉（LauredeSade）是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心中的女神，也受过但丁的赞誉：“理智与美德光彩照人。”15世纪，这个家族培养了两个主教，17世纪又有两个。1450—1716年受封八位骑士（比男爵低一等的贵族），另有多名上尉、市政官、外交官、修道院院长、教皇内侍主管。他们的族徽上有一只鹰、一颗金星，是外省最古老、最有名望的家族。1740年6月2日，萨德生于巴黎，他的母亲与波旁王室有血缘关系，父亲是军界和外交界的大人物，曾任布莱斯（Bresse）、布格（Bugey）、瓦罗梅（Valromey）、莱克斯（Gex）四省的总督，后任法国驻科隆公使、驻俄大使。萨德在一座古堡里长大，1663年12月，昂基安公爵（Enghien）的婚礼在此举行，莫里哀到场祝贺，为国王和王后上演《〈太太学堂〉的批评》和《凡尔赛即兴剧》，据当时社交名流塞维尼（Sévigné，1626-1696）公爵夫人记载：“那天的晚会极度奢华，花费两千路易。”[440]1793年，萨德忆及童年时光：“我与孔代亲王（L。J。deBourbon-dé，波旁公爵独生子，法国军界要员，革命后流亡国外，组织军队反攻）年龄相仿，经常一起玩，我傲慢无礼，不顾身份差别，有次做游戏争执起来，我给了他一顿拳头。”[441]少年时代，萨德入读路易大帝中学，三年后毕业，成绩平平。路易十五执政期间（1715—1774年），贵族青年轻浮懈怠，像流行病一样，有识之士深感担忧：

他们对过去没有留恋，对未来没有不安，在鲜花掩盖的悬崖边上快乐前行……所有时间用于社交与节日，享受快乐，担负宫廷和驻军的轻微职责，漫不经心地享受旧体制的便利，又感受到新风俗下的自由，两类道德准则恭维着我们的虚荣心，又放纵着寻求快乐的愿望。[442]

旧制度时代，贵族有向军队输送军官的传统，而父亲对于孩子是绝对的权威。1754年萨德从父愿加入国王卫队，因其祖上有军功，路易十五令其持步枪，一年后破格晋升少尉。[443]1756—1763年，七年战争期间，他在路易十六哥哥的率领下参战，担任勃艮第驻军上尉，有人说他异常疯狂，有人说他特别勇敢。但无可讳言，那时军队荣誉感日益消解，一伙贵族子弟，纪律涣散、训练松弛，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经常出入私人聚会，剧院为他们保留位子，萨德也结识了不少轻浮之徒，“欺诈、告密、做伪证，从事间谍勾当”，在**与伪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风俗里，他深陷其中：

我生于巴黎，在奢华与富贵中，自从我能思考，就觉得出身与命运能满足我的所有需求。有人说我愚蠢，我对此深信不疑，那些偏颇的讽刺让我变得自豪、愤怒又独断，一切得为我让路，整个世界要恭维我的任性。[444]

成年后，萨德有过二十九年的牢狱之灾，革命前多因**或对女性无礼。1763年10月29日晚，萨德强迫珍妮·泰斯塔（Jeaard）辱骂上帝、耶稣和圣玛丽，珍妮事后向巴黎警察局告发。马莱（LouisMarais）专职监视年轻贵族，逮捕了萨德，将他关入文森监狱，其父向国王求情，是年11月13日，他被释放，但要受警察监视。[445]1767年1月24日父亲去世后，萨德的心理开始失控，最严重的是1768年4月8日的阿尔科伊（Arcueil）事件，他将一个三十二岁的女人哄骗到位于阿尔科伊的别墅，谎言、胁迫、暴力，无所不用其极。趁他外出，这个可怜的女人逃了出去，并向皇后镇（B-La-Reine）元帅裁判团（负责军纪纠纷）长官贝尔纳迪（Bernardiere）报案，萨德岳父蒙特勒伊（Montreuil）一家得知后设法化解麻烦，巴黎高等法院法官布耶（Boyer）企图驳回那个受害女人的控诉，赔偿两千四百利弗尔了事。但国王得知后，将萨德收押于恩西兹（PierreEn-Cise）监狱，“这是法国18世纪最卑劣的罪行，法律若不能主持正义，以儆效尤，会给后代留下徇私枉法的坏典范”[446]。萨德不以为那是谋杀，而是冒险，放纵者的冒险、不信教者的冒险，但在普通人的眼里，那是贵族制的堕落，萨德是“恶的象征”，为人憎恨。[447]

表3-2萨德受囚禁时间表[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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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1790年是萨德遭受囚禁最长的一段，他的**触怒了岳母蒙特勒伊夫人，相继被关押于文森城堡、巴士底狱和夏朗东收容所。蒙特勒伊夫人野心勃勃，本来不同意萨德与女儿勒奈（Rereuil）的婚事，所以对他的伦理越界极为愤怒。[449]众叛亲离，无人搭救，他起初陷入绝望：“何时以上帝的名义，我能从活埋我的墓地里出来？没什么比我的命运更凄惨的，也没有什么能描述我的焦虑，眼泪与哭喊支撑着我，所有人都熟视无睹。”[450]他开始勤奋读书，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让他安静下来，“慢慢地读，生怕理解错误，劳拉（即萨德远祖）在我的脑袋里回旋，我像她的孩子”[451]。1779年2月，他有过一场幻梦：

临近半夜，我要睡去，劳拉忽然出现，我确实看见她了，她问我：“你为什么在尘世哀叹？”

我回答：“我所在的地方有很多错误、悲伤、麻烦……我的母亲，我的抽噎要将我窒息。”

她握住我沾满泪水的手，她也在流泪：“我住在一个你厌恶的世界，要向前看，我繁衍后代，直到你出世，不愿看到你不幸。”

因为我的落寞与对她的温情，我搂住她，希望留住她，跟随她，让她感受我的泪水。幻梦消散，给我留下的是悲伤。[452]

萨德的妻子勒奈禀性安静，时刻写信宽慰他，告诉他孩子的进步，说他出狱后会看到劳拉，感谢他在狱中翻译的诗歌，并不断地寄送书籍，帮他整理狱中手稿。托关系改善其生活条件——从“狗窝”转到大屋，为他寻医问药，又得忍受他的沉默、暴怒与埋怨：“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健康状况……你要保重，我一直这样要求你，因为这一点比我的生命还珍贵，尽力消解你的悲伤情绪，我才能看到你健康地出来。”[453]1779年7月14日来信：“你的孩子很好，他们努力弥补失去的时间，要为你的幸福做有用的事。亲爱的朋友，我拥抱你，轻轻地，这一次我给你寄来六卷的《希腊罗马名人传》（Hommesillustres），一根香肠，一块药膏，一瓶糖浸橘子，六块硬饼干，六块糖面饼干。”[454]1781年12月31日，萨德的小儿子路易（Louis-MariedeSade）来信：“亲爱的爸爸，新年在我的心里激起最温和、最崇敬的情感，希望您收下来自这个心灵的祝福，它不渴望别的，只求配得上父亲的温情，生为您的儿子我是幸福的。我何时能见到您，亲爱的爸爸？这一刻我等得不耐烦了！我何时能怀着崇敬之情拥抱您的双膝？”[455]1782年1月，勒奈来信告知女儿近况：“这是你女儿的画像……她还不会写字，所以我没有让她给你写信，她在学习，内心坚强，很快就记住一些词。”[456]（参考本节末文森城堡中萨德的藏书）

萨德在狱中时，家族领地管理松弛，勒奈与各级官员联络，寻求保护。1779年9月20日，她致信一位大臣，诉说忍受的不公：“先生，我一直为我丈夫缴纳监狱膳宿费，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但有人执意毁灭这个不幸的人，他本该有不同的命运……您若同情我的不幸，就别再加重我的痛苦。蛮横对待我的是主事官员S先生，他杜撰不公和诋毁的言辞……萨德的权利已受侵害，领地树林被砍伐，有人掳走田地上的牲畜，领地狩猎权为人默许。”[457]可半月后，她致信萨德，希望他开心：“亲爱的朋友，你让我准备一个书单，这是安布莱（Amblet，萨德的大儿子）写的，我让他好好写，以便你能认清：《女教皇让娜》（LaPapesseJeanne）、《法国旅行家》（Voyagerfrancais）、《卢梭手册》（LapetitebrochuredeRousseau）。我已致信梅斯尼（Mesny）医生，问他能否为你诊断。这一次给你寄十二块糖面饼干，三十块杏仁饼干。”[458]

这段时光是萨德转变的开始，他不再在现实中作恶，故意去伤害人，但要在思想世界里反叛。他以启蒙哲学、民族历史、戏剧作品自我教育，从中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写作色情小说。十二年里，他以之对抗死寂。若仅是个人癖好，在现代历史中，他的价值会归于无，听到他的粗鲁语言，想到他的劣迹，几乎没人愿意接近他，但荒诞与**的文字里有锐利的批判精神，批评旧制度，还有关于美好社会的想象。而这样的文字有对抗时间的力量，萨德由此能超越世俗意义的善恶观，作为尘世之恶的象征，让那些行走在善恶边缘的人反思：心底的恶何时会爆发？

出狱时韶华已逝，风湿、胃炎、偏头痛时常发作，眼睛问题困扰他很久，但为之奠定身份的作品也完成了：《变化无常的人》（LeMétamiste，oul'Hommet，1780）、《轻信的丈夫》（LeMaricrédule，1781）、《让娜·莱奈》（JeanneLainé，1781）、《索多姆一百二十天》（Les120journéesdeSodome，1785）、《阿丽娜与瓦尔库》（AliValcour，1786）、《美德的不幸》（LesInfortuu，1787）。入狱前惊慌失措，无所适从，此时他接受了现状，以之为难逃的命运，用**的文字颠覆虚伪的风俗。他的思想转变符合现代文艺评论家萨义德的晚期风格论：“一个人因身心病痛或生活阅历，晚年的写作不同于青年时代。”如此解释仍是形式上的，未触及时代风俗流弊与人心之乱。新旧交替时，萨德的心里有贵族阶层的迷失，趾高气扬，不知道自己是谁；胆大妄为，在堕落中飞翔，也深知其中的弊端。他想成为哲学家，却不在意文学共和国的名誉，或不齿于此。《美德的不幸》是朱斯蒂娜和她的姐姐朱丽埃特的故事，一个是温和善良的姑娘，一个是蔑视道德的女人，但善良的品质没有被上帝奖赏，朱斯蒂娜举步维艰，因为在那个残酷的世界，“好人一生受难”，萨德在描述透心凉的绝望时尚存一点希望：

我们的社会公约受充分尊重，我们与之没有理解障碍。尽管如此，我们遇到荆棘，坏人收获玫瑰。那些失去美德依靠的人无力克服不良迹象，他们会不会与之同流合污，不去反抗？他们不会说：美德是好东西，可它脆弱，不足以对抗邪恶，人们因美德陷于最坏的境地，在一个完全堕落的世纪，最稳妥的莫过于同流合污……坏人发达，善良者失败，置身于坏人中间更有利？（这部作品）是将美德遭遇不幸的事呈现给堕落的心灵，它若尚存良善，则能挽救之。[459]

批驳旧制度的同时能满足民众的好奇心，《美德的不幸》畅销一时，很多人在书摊前迫不及待地读起来。但在现代思想界，它标志着萨德神话的诞生，那是一套关于罪恶的话语体系，理性主义者以为是虚无的反抗，非理性主义者以为是反抗虚无。1834年，博斯特（Boiste）主编《法语通用词典》（Diaireuniverseldelalanguefran?aise），收录了施虐（Sadisme）、虐待狂（sadique）、施虐受虐症（sadomasochisme）等词语，等同于**与残忍的快感，“违背自然，对抗社会”。他的后代承受指责，有人被迫更改姓氏，一个古老家族的名誉就此消亡。

1782年动笔的书信体小说《阿丽娜与瓦尔库》是萨德的自传，出版商说它“风格纯净多彩，一切是原创的”，但也有人觉得“到处是下流与谋杀，让人反胃，作者疯了”[460]。文辞间引人注目的不是老生常谈的色情，而是改善风俗的意图：“避免青年人腐化，减轻赋税，敬重农业，倡导诚实，减少奢华。因其让身处险境的人更危急，却不会减轻不幸者的重担。”[461]萨德了解时代批评的限度，于是虚构了一次远游，指桑骂槐：桑维尔（Sainville）和利奥诺（Léonore）在非洲野蛮王国布图安（Butua）旅行，那是人吃人的世界，一切都是恶的，光天化日之下有滔天罪行。从此逃离后，两人驾船去了塔莫（Tamoé），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一个乌托邦，人人幸福，享受大地的赠予，女性受尊敬，刑法轻微，黄金没有价值。塔莫国首领札麦（Zamé）指责欧洲的弊端，“不平等，**过度，迷信盛行”。

1785年10—11月，萨德在巴士底狱时每天晚上都在写一部色情史上难出其右的作品《索多姆一百二十天》，人物肮脏，情节血腥，主题不正经，有灵魂深处的愤怒，其中一段为罪行辩护的话让人觉得他是十足的堕落者：

一桩罪行若能制造快乐，就不会有悔恨，若对往事的记忆唤起的是快感，自然不会有折磨人的记忆。若罪行不能带来快乐，或因某种感受，快乐像**或仇恨一样消失了，悔恨就会出现……要赋予罪行以所有力量，使之无可挽回，这是消除悔恨的方式。[462]

这是萨德式的场景：“组合的复杂、同伙的扭曲、欢乐的代价和受虐者的忍耐力，一切超出人性的可能。”[463]在理性话语里，萨德是异类，而在非理性的话语里，那意味着他要恢复人的本性，拒绝以德报怨，拒绝礼仪与荣誉感，要彻底释放心中的愤怒。但萨德的恶有展示的愿望，有别于礼仪与荣誉感所掩饰的恶，它们从旧制度的根基下长出来，然后暗地里腐蚀旧制度。

恶的生存空间是黑暗、隐秘和窃窃私语，是行为与后果之间的漫长距离，总之要逃避因果关系的追踪。大恶是那些看似不具备因果关系的恶、无限绵延的恶、刻意隐藏的恶，它在旧制度有气力的时候极力奉承，趁机取利，在旧制度危急时极力保护它，但在旧制度坍塌时迅速变形，以维新者的面目在新时代里秘密地袒护旧风俗。在一群变形者的社会里，好制度枯朽风化，坏制度却因为善变而横行一时。良好的风俗本是民族精神的支撑，但在坏制度下异常混乱，那里的人有了变形的本领，他说话时满怀深情，却是在用呼吸与发声的技巧，他的声音圆润清亮，但听起来空洞，从容不迫里是冰凉。无限绵延的恶是旧制度的敌人，依附、投机、隐瞒使之成为封闭体系，保守固执被看作政治美德，它想维持旧制度，却必然会背叛它。

相对于真正的恶，也就是通向绝路的恶，迫不得已的恶是直白的、纯粹的，要了解它，不需要突破掩饰性的表象，而纯粹与直白使之有了审美意义。萨德早期对恶的迷恋表现为对无辜者的祸害，他服从恶的要求，将之隐藏起来，消除因果关系，为此口是心非、提心吊胆。后期，他打破恶的逻辑，将之放在明确的因果关系里，向人展示。他不再是恶的仆从，而是恶的陈述者、现代历史上恶的第一个主人，他要恶上台表演，恶就得上台表演，他要恶自我摧残，恶就得自我摧残。萨德的恶不是对旧制度的根本威胁，它处在风俗的最底层，在形式上有败坏性，但旧制度从对它的监禁中标明了自身的正义。

1687年，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JeandeLaBruyère）翻译古希腊人泰奥弗拉斯托斯（Théophraste）的《品格论》，借助古希腊的坏风俗批评路易十四时代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依附之恶、投机之恶，包括伪善矫饰者、阿谀奉承者、献殷勤者（因其寻求的不是正派诚实而是讨人喜欢）、最可耻的事都敢说敢做的无赖、夸夸其谈者、贪婪无耻者、言行粗暴者、愤世嫉俗者、认为受所有人欺骗的猜疑者、以微不足道的事炫耀的虚荣者。[464]与泰奥弗拉斯托斯作品一同出版的还有拉布吕耶尔自己的《品格论》（LesCara?ursdecesiècle），拉布吕耶尔不再避讳法国风俗的弊端：

宫廷不能没有这一类仆从，他们溜须拍马，殷勤讨好，善于钻营，效忠女人，安排她们的娱乐，研究她们的弱点，凑着她们的耳朵说些粗俗话……这些人能屈能伸，不过无足轻重。

在宫廷里，在大人物和大臣身边的必须是一些骗子，居心叵测的骗子……荣誉、美德、良心、品质，从来令人可敬，往往没用。

宫廷从来不缺这样的人，他们用社交习俗、礼仪或财富取代智慧，弥补才德的不足。

奴隶只有一个主人，但对于野心家，凡是对升官发财有用的人都是他的主人。

看到人们冷酷无情、忘恩负义、不公、骄傲、珍爱自己、忘掉别人，你不要发怒，他们生来如此，本性使然，石头要落下，火要烧起来，就随它吧。

一个健全的人从宫廷生活中获得是孤寂和退隐的乐趣。[465]

但在旧制度晚期，文字只能单向度地规劝现实，而现实在老路上前行，不理会文字怎么说，所以拉布吕耶尔的作品畅销一时，却无益于旧制度的改良。一个世纪后，当萨德以恶的表演者讥讽旧风俗的时候，法国人仍视之为败类，蔑视他，要远离他。19世纪，因在教会伦理和世俗伦理中是恶的化身，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但越来越多的人想去理解他，有反抗精神的年轻人从中发现写作灵感，夏多布里昂、福楼拜、乔治·桑、缪塞、戈蒂耶（T。Gautier）、欧仁·苏（E。Sue）、龚古尔兄弟都读过，波德莱尔读后视之为“注释人性之恶的自然人”[466]。20世纪，对萨德的理解有了新视野，世界大战后的人目睹生活的荒诞，在超现实主义的语境中，莫里斯·海涅（M。Heine）、吉尔伯特·莱利（G。Lely）和克洛索夫斯基（P。Klossowski）以之为影响深远的思想家，是尼采、马克斯·施蒂纳（M。Stirne），以及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和卡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的先驱。1938年，曼·雷伊（M。Ray）为配合海涅出版萨德手稿，完成了一幅画像，石质的脸庞，面向燃烧的巴士底狱，雷伊觉得那是“最自由的人”[467]。

那是什么样的自由，值得一个人不顾一切？以极端的恶证明人性中的晦暗，以荒诞对抗荒诞？法国旧制度末，贵族的没落已不可挽回，在新的财富体系里，他们受第三等级冲击，地产收入贬值，破产或消亡的家族悲剧时有出现，风光不再。他们的高傲却未减少，蔑视行政体系，看不起新兴阶级，有些贵族逆反心理强，以违背常理的方式表明自身存在，寓批判于色情故事是发泄怨气的途径，隐晦地讽刺风俗的堕落。达尔让（J。-B。deBoyer，marquisd’Argens，1703—1771）侯爵是18世纪初的外省贵族，十五岁参军，三十岁退役，父亲一怒之下剥夺了他的长子继承权。1734年，他离家赴荷兰，开始自由写作，1748年出版《哲学家特蕾兹》（Thérèsephilosophe），以卡迪尔（M。-C。Cadière）和吉拉尔（J。-B。Girard）的荒唐事批判女性受压迫的现实，销量巨大。[468]1750年10月，德国北部小镇伊泽霍（Itzehoe）的施迈特瓦（Schmettow）伯爵致信法国友人拉博梅尔（L。deLaBeaumelle，哥本哈根大学教授），问他是否能为自己弄到这部作品。[469]

米拉波伯爵，一个没落的外省贵族，1774—1775年、1777—1780年两次被囚禁，第一次在伊夫（If）城堡，第二次在文森城堡，出狱后与家庭决裂，1784年只身去伦敦，三级会议后当选埃克斯（Aix）地区的第三等级代表，后创办《三级会议报》（Joursgénéraux）。1783年，他完成色情作品《我的皈依》（LelibertiéouMa），不是皈依上帝，而是魔鬼撒旦：“撒旦先生，童年时代，您指导我耍花招的本领，我采纳您的教诲，日夜如此，扩大您的帝国。”[470]1785年，他又出版《升起的幕布》（LeRideaulevé），其中的小女孩洛尔（Laure）十岁丧母，接受继父的不良教育，并学会了一套“关于快乐的知识”[471]。

相比而言，萨德的一生更像传奇，在现实中撒野，在文字里狂放，青年时代是顽劣之徒，在监狱里历练为有正义感的色情作家，革命时代，心中的善开放了。1790年4月2日，秘密逮捕令（Lettresdecachet）废除后，萨德出狱，改名为路易·萨德（LouisSade），投身革命，不再是贵族，而是公民，公安委员会让他以爱国主义的文字动员公共精神。1791年6月在致国王的公开信里，他提到“法兰西民族已陷入可怕的错误，民众对于权力的滥用愤怒至极”[472]。同年10月，巴黎的莫里哀剧院上演他的《**的不幸》（Oxtiern，oulesmalheursdulibertinage），该剧批判财富对共和制的腐蚀，致力于维护政治秩序。1793年1月，他发表公开演讲，要以哲学摧毁欺骗和荒谬的宗教，为民众的神立祭坛；9月他又在马拉纪念日上滔滔不绝，“共和主义者最珍视的义务是感激伟人，国家荣耀由此而来”。1795年的《闺房哲学》讨论风俗与政治的关系，那是启蒙时代古典共和主义者热衷讨论过的问题，爱尔维修、马布里、孟德斯鸠、卢梭对之有所论。两年后，他又出版《新朱斯蒂娜》，揭露廷臣圣方德（Saint-Fond）的阴谋：“一个国家的臣民若在**中衰败，就不会感到脚铐的重量，增加负担不为之察觉，所以真正的治国策是尽力使之腐化。”[473]1793年7月，他在致自由平等协会（Sociétédelalibertéetdel'égalité）的文件里倡导以宪法保障人的自由：

我们又一次为自由加冕，独裁者再不能夺取……很快，一部普度众生的宪法会以幸福取代不安，在邪恶与奴役压迫下的法国人会萌生共和热情，足以让君主颤抖……各省代表拜倒在国家祭坛下，发誓要自由地生，自由地死。[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