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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1766年卢梭的转变（第2页）

19世纪中叶，被害妄想症已具备临床治疗基础，爱斯基罗尔（Esquirol）、拉赛格（Lasegue）和索尔（Saulle）等出版一系列作品。[291]但18世纪，这类问题被笼统归入疯癫，虽然在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里，人的心理活动已进入现代知识体系，但在日常生活里，精神异常仍受贬低，是对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的谴责，而道德意义上的谴责能剥夺一个人的辩护权。这一类的剥夺，不是禁止他说话，而是没人相信他，无论他说什么总受到质疑，内容受质疑，动机也受质疑。卢梭知道自己被人称作疯子，却无力澄清，而来自朋友的批评，尤其是道德批评更让他难以承受，“在如此彻底、持久的凄凉与孤寂里，整整一代人对我有强烈的敌意，不停地侮辱我，打压我……让我满心悲哀”[292]。

文学公民不友好，为蝇头之利相互暗算，“有人将诈骗的计策引入文字世界，将好书说成坏书，坏书说成好书，他们像癞蛤蟆，从泥土吸取毒液，后将之传给与自己接触的人，有一个叫德尼斯的人，在伦敦操持这一职业已六十年”[293]。1758年，《百科全书》第七卷出版后受到攻击，包括耶稣会的《特雷乌报》（Jourrévoux，MémoiresdeTrévoux）、弗雷隆主编的《文学年鉴报》（Aéraire）、莫罗的《坏蛋》（Cacouacs，1757年该词汇最先出现于《法国信使报》，之后代指百科全书派），以及帕里索的《论伟大哲学家的短笺》（PetitesLettressurdegrandsphilosophes）。[294]

1760年帕里索的戏剧《哲学家》公开上演后，百科全书派开始反击。与马勒泽尔布一同观看该剧后，莫尔莱愤愤不平，当晚写成《〈哲学家〉序言》，讽刺帕里索，第二天拿给达朗贝尔和杜尔格看，他们觉得好，邮寄给里昂的出版商布鲁塞（J。-M。Bruyset），出版后传播极快，有人在大皇宫（Palais-Royal）和杜伊勒里宫里读，听众不时放声大笑。狄德罗得知自己在《哲学家》里受到讥讽，就在《拉摩的侄儿》中指责帕里索的丑事，“为一己之消遣不惜背叛宗教，侵吞同伴财物，没有信义，不讲法律，千方百计追逐财富，这样的厚颜无耻我不信有先例，将来也不会有第二个”[295]。帕里索一方毫不示弱，洛贝克（Robecq）夫人素来痛恨哲学家群体，曾被狄德罗《私生子》的序言惹怒过，所以支持帕里索。她在《哲学家》上演前与警察局沟通，为之扫除障碍，观看首场演出，又在寓所会见作者。莫尔莱因为那篇讽刺短文被关进巴士底狱，两个月音讯全无，后在马勒泽尔布、诺阿里（Noailles）将军和卢森堡元帅夫人的帮助下重获自由，帕里索的支持者又向舒瓦瑟尔公爵建议将之逐出巴黎，最终在卢森堡元帅夫人的保护下，他免于流亡。[296]

霍尔巴赫主持的沙龙有时会排挤不同的观点，它一贯坚持进步观，批评野蛮人是毫无经验的孩子，文明人却能从自然中获取教益。[297]1750年，卢梭获得第戎科学院征文奖后参与其中，因其坚持风俗退化论，加之反复发作的病痛不得已退出，之后与沙龙常客结下仇怨。[298]伏尔泰厌恶这样的恶风俗，“狼群来吞噬家畜的时候，家畜却在互相撕咬”，里尔丹侯爵同样气愤不过：

这个世纪有很多哲学家，却不懂哲学；推论很多，但缺乏理智；相互迫害，不惜诉诸阴谋与暴力，干不正义的事，整个欧洲都容不下卢梭。[299]

法国的启蒙时代有三代人，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属于第一代，他们是古典主义晚期风格的代表，经历过古今之争，有渴求新风格的愿望，又保守固执。卢梭、狄德罗、达朗贝尔、格里姆等属于第二代，他们成长于舆论活跃的报刊时代，借助才华进入文学共和国，对旧制度心存不满，却想获得它的恩惠，所以在妥协中批判。第三代是顶楼文人，18世纪后期启蒙精神衰微，文学共和国的生存空间已趋饱和，出身低微的才学之士既受旧制度压迫，又受现代知识权力的排挤，生计艰难，在房租便宜的顶楼落脚，启蒙早期的理想主义不见了，内心的孤独感变为打碎一切的热情。此时的文学共和国像弱肉强食的丛林，争吵，嫉妒，明争暗斗，贫富分化，相互敌视。普世价值为团体道德所取代，而在团体之间的对抗中，对的不被认可，错的无须悔罪。霍尔巴赫男爵是德国贵族，在威斯特法利亚（Westphaile）有家族地产，年租金六万利弗尔，在巴黎的家里时常聚集着来自欧洲各国有权势的文人雅士。[300]霍尔巴赫又是“九姐妹共济会”的常客，该沙龙由天文学家拉朗德（Jér?medeLalande）创办。达朗贝尔境遇好的时候有五份年金，来自普鲁士国王、法国国王、英国科学院、法兰西学院及其家族，年收入多于六千利弗尔，“他将一半施予穷人，仍然生活得很好”[301]。苏亚尔也是成功的文人，能言善辩，出入多家沙龙，获得若弗兰（Geoffrin）夫人、霍尔巴赫男爵和内克家族的年金。[302]文学共和国是一个旧制度和新风俗交错的生存空间，从前它所追求的自由、独立与批判精神日渐受冷落，掌握出版事业的百科全书派遗传了旧制度的习气，任性傲慢、渴望独裁，当时的贤明之士斥之为“百科全书式的学术专制”[303]。外省青年布里索（Jacques-PierreBrissot）得知百科全书派与旧制度的隐秘关系后，决心与之斗争，“尽力挖苦他们的利己徇私和傲慢无礼”[304]。

参与沙龙讨论的多是富足者，那些贫穷的文人被排斥在外，孤独地奋斗，时乖命蹇，不时遭遇暴力，“警察机构尤其注意他们，有人被打，甚至被打死”[305]。根据《法兰西文学》，1784年法国有2819名文人，其中1426人没有职业，这意味着半数文人无固定收入，处于社会底层，靠撰写**读物、抨击类文章谋生。书店老板和出版商有时让人厌恶，他们在旧制度的庇护下垄断市场，任意处置小人物的书稿。那些有理想的青年人在名利场上寸步难行，只能聚集在房租便宜的顶楼，“因受到的伤害感情冲动，言辞尖刻，批判旧制度下僵化的等级观念，有时盲目的狂热激发了他们的才华……要建立一个新世界”[306]。

经济上不独立，生活中不受尊敬，言论自由与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人格独立也就无从谈起，在宽容的辩论中寻求共识的可能性已趋于无。《文学年鉴报》和《文学观察家》（L'Observateurlittéraire）的专栏作家们相互憎恶，18世纪30年代，牛顿理论传入法国时，巴黎思想界躁动不安。1737年12月，伏尔泰致信傅尔蒙（J。-B。N。Formont），他以为内战来了，“冉森派反击耶稣会，卡西尼（J。D。i，意大利天文学家）的信徒群起攻击莫博丢（Maupertuis）”，伏尔泰迫不得已去希莱城堡躲避风浪。[307]他是文学共和国的前辈，仍逃不了受攻击，1733年他的《品位的圣殿》（Letempledugo?t）引起激烈反对，1736年与让-巴蒂斯特·卢梭论战，不久与克莱比昂论战，持续到1762年克莱比昂去世。伏尔泰的《论高乃依》（entairesureille）引起帕里索的批评，1761—1778年关于莎士比亚的争论时断时续。[308]一生聚讼纷纭，与伏尔泰的性情有关，嬉笑怒骂，得理不饶人，这是文学共和国的风俗，它的公民如何有力量去实践自由、平等、理性？在普遍意义上，一个人不会因为识文断字就有更高的道德感和历史理性。

制度失序，风俗缭乱，人间友谊变幻不定，有信誓旦旦的相识，有发愤诅咒的绝交，不时会享受到父子般的深情，但也得承受强盗式的背叛。根据美国学者达恩顿的观察，公共交往里“很少有洛克一样遵守不成文规则的绅士，更多的是霍布斯式的、谋求生存的野兽”[309]。梅西耶在《巴黎图景》中有“半吊子作家”“作家的悲惨生活”“文学争论”等词条，描述的正是这一类人的境遇，当自身利益受损时，他们不能从容处理，“以不正义回击不正义，以更深的恶意报复恶意，那是比诽谤更坏的职业”[310]。当时，挖苦人常用“伪善”，那是时髦的恶习，蒙蔽与欺骗的艺术，哲学家之间、教士之间、君主和臣民之间，以及哲学家批判教会与政府时常常用到。[311]

丛林个体主义滋育了险恶的风俗。一个人的心里有理想、勇敢、胆怯、屈服与自私自利，他要时刻注意环境的变化，如果情况复杂，就得选择两个或更多，“勇敢的自私”“胆怯的理想”“高傲的卑琐”。在矛盾的风格中，文学共和国的精神日益沦没。人与人在生命意义上相互视为同类，在社会意义上形同陌路，各阶层之间及其内部矛盾不断，貌似文雅、实则轻浮易逝的言语维持的交往无从抚慰人心，人人有说不出的苦闷。1774年，新任财政总监杜尔格上书路易十六：

陛下，您的国家的各个等级沟通不畅，成员间少有社会联系，人人关注自己的利益，不愿尽职尽责，不愿意了解与他人的关系，诉求与反诉求永久对立，理智与相互的理解对之没有约束力。[312]

法国革命时代，坏境况没有改观，横亘于人与制度、人与人之间的障碍反而更坚固，人的心里仍旧孤独，“完全不能融入周围的物象”[313]。

几个世纪，同胞们形同路人或仇敌，要使他们互相接近并教育他们共同进行他们的事务，可是非同小可的事，使之彼此分离比重归于好要容易得多……今天（1856年），他们已不在世上，但嫉妒和仇恨还留在人间。[314]

这些不安宁的灵魂风化为旧制度风俗的标本，后果之一是民族内部认同感的分裂。1789年出版的《论卢梭的作品与通信》为之鸣不平：他所以有愤世心理的一个原因是得不到朋友（百科全书派）的尊重，“这个学派党同伐异，他遂与之疏远”[315]。这本小册子意味着距离文学共和国最近的一代人开始怀疑它徒有其名，那绝不是理性与美德的王国。革命后期，对于启蒙时代的怀疑已是普遍现象，启蒙时代的风俗甚至被看作暴力革命的起源。

1765年，莫里（Moiry）到访莫第埃，卢梭正准备逃往英国，莫里记录了他作为文学共和国公民的窘况：“不久前，来自巴黎的逮捕令让他气愤，他想给《伯尔尼杂志》写信，要将巴黎比作不宽容的城市图卢兹，因担心会被法国大使逮捕，就没敢写。”日内瓦逮捕令最让他伤心，更糟的是，瑞士小城伯尔尼（Berne）的驱逐令又送到家门口，形势紧迫。莫里知道他已难以承受这样的谴责，就替他向伯尔尼政府求情，说他病了，不便旅行，希望宽限时日，伯尔尼很快寄来第二份驱逐令。无法通融，莫里只能通告实情，以巧妙的方式：

——你对这里的生活满意吗？

——是的，但来拜访的人太多了。

——我觉得你离开莫第埃会好一些。

——（卢梭紧盯着我）我明白你的意思，是的，明白你的意思。[316]

卢梭当天匆匆离开，开始了一生中最艰难的逃亡，心中哀默。分别时，莫里看到他的眼里有泪，卢梭说，“那是快乐的眼泪，因为与莫里相识”，1767年1月，卢梭提及此次逃离的心情，“伯尔尼的先生们驱逐我，冬天已来临，我不再奢望找到安静的居所……身体虚弱，健康糟糕，寒冷季节不适合旅行”[317]。普鲁士国王尽力帮助他摆脱困境，派人保护他的人身安全。[318]但一个国王的力量有限，不足以对抗普遍的固执与狂热。

卢梭进入文学共和国，实质上是谋求现代人的身份；而退出文学共和国，否定的是现代话语空间，是对法国启蒙精神的批判。本来倡导宽容自由的文学共和国却弥漫着紧张与恐怖，一幅让人心灰意冷的图景，卢梭的转变与此有关。所以，他的隐退不是个体事件，而是时代精神的映像。此后在他的观念里，“公众”为“后代人”取代：“后代人会为我评理，面对敌人的粗鲁，这足以安慰我。”[319]18世纪，“后代人”已是世俗意义的心灵寄托，卢梭的不同在于他将“后代人”与“现代人”相对立，完全否定“现代人”的评判功能。他认识到现代历史观的价值，但现代时间序列在他身上是断裂的，他只在意现在的感受，而它们通向的是不确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