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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第2页）

[2]〔美〕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他注意到，“公众舆论”这个词在法国革命前的几十年里才出现。

[3]〔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29～340页。

[4]塔尔德认为，群众是“基本上靠实在的接触而产生的多种心理联系的集合”，而公众则是精神的扭结，“他们之间的纽带在于同步的信念或热情，在于和许多人共享同样的思想或意愿”。公众形成必需的最基本的手段就是报纸，19世纪是公众的时代。（参见〔法〕塔尔德著，〔美〕克拉克编，何道宽译：《传播与社会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38页）

[5]〔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8页。

[6]《宪政浅说》，《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061页。

[7]“事实上，从晚清以来，旧中国报纸著名与否不在新闻报道多寡，而在政论倾向和水平，这一点和西方国家报业发展起来以后的特点不同，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国政局长期动**不宁。”（参见李斯颐未刊书稿）

[8]张灏援引布里滕（RoswellS。Britton）的统计，1895年中国报刊共有15家。1895—1898年三年间，数目增加到60家（张灏的统计是64家），1913年是487家。（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35～139页）

[9]JudgeJ。PrintandPolitics：ShibaoaureofreforminlateQingfordUyPress，1996。

[10]清议是一种由士人议论构成的言论场，强调的是言论的合道德性，不限于政治但政治议论是其重要部分。在通常使用中，“清议更指非居权利中枢的士人干预朝廷政治的言论形式”，某一地域主持清议者，往往是遭贬黜或致仕、家居的著名官员，主持清议甚至是被视为“正人”的官员卸任居乡的一种政治义务。（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人的“清议”批评》，《开放时代》，1999年第2期）

[11]唐小兵：《清议，舆论与宣传——清末民初的报人与社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2]任剑涛：《从社会抗议、社会理论到社会批判——社会思想的三种类型及其递进关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3]此时“民权”为核心的自我权利观念开始在中国兴起。1900—1911年，权利一词成为最常用的政治文化词汇。“不仅涵盖了西方rights的法律和个人普遍价值两方面的意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利’的了解最接近西方rights的原意的时期，对权利观念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已接近一种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14]“苟一国而无强健实在之对抗力以行乎政治之间，则虽有宪法而不为用”，梁氏认为有了“不肯服从强者之指命”的政治上的对抗力，“国有失政，不必流血而可以得救济之道”。此外，“凡国民无政治上之对抗力，或不能明对抗力之作用者，其国必多革命”。（《政治上的对抗力》，《梁启超全集》，第2595～2597页）

[15]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46～1647页。

[16]“国家在汲取社会资源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发生着结构性的冲突。与国家的中央集权化相对应，社会各阶层也通过反对和抗议性的行动与统治阶层讨价还价。”（TarrowS。Thepeople'stworhythms：CharlesTillyaudyoftiouspolitics。AreviewartiparativeStudiesiyandHistory，1996，38（03）：586-600）

[17]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18]〔德〕马克斯·韦伯著，钱永祥等译：《政治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8页。

[19]一般并不包括报业中的基本体力工作者和不具备主创能力的普通劳动者。例如，有定义为“以办报为生活，以报业作为主要事业舞台，并对报业具有独立创建与贡献的人物”。

[20]严肃或高级报纸的称谓，源自19世纪末《纽约时报》等为区别煽情“黄色新闻”而开创的一种传统。本文的使用则主要用以区别晚清的各种娱乐“小报”。

[21]所谓学绅，“既不属于统治阶层，也不属于被统治阶级，他们属于一个中间集团，他们并未加入正式的官府，但却享受很大的威望、特权和统治阶级权利——这一事实将他们作为精英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瞿同祖著，范忠信、宴锋译：《清代的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92页）

[22]支持或在幕后试图操控报刊的官员，如张之洞、熊希龄等人，以及政府主办各类官报的人员，笔者不将其作为本文研究范畴，与民间和商业报纸相比，一则他们的主要岗位仍是官方职务，且较为固定；二则官报的政府立场十分明确，可视为政府内部传播体系的延续，甚至有些就是对抗民间报刊的产物，从根本上缺失真正的媒体公共属性，相对独立的立场和构建公共舆论也无从谈起。

[23]〔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328页。

[24]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35页。

[25]〔意〕帕累托著，刘北成译：《精英的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8页。帕累托认为精英循环是一类精英被另一类精英所代替的政治现象。“人类历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某些人上升了，另一些人则衰落了。”（第14页）他认为革命可视为新精英出现的表现。经典的精英循环可以精英—精英流动，以及社会底层群众—精英流动。从晚清精英报人构成看，最初主要仍来自传统知识精英。

[26]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主义者更重视的是政体，即国家如何统治，是否按照宪政的原则统治。梁启超把宪政（立宪）看作政体问题，更关心的是权力制衡与政府管理的秩序化，因为只有宪法下的秩序才能给予政治斗争以有序的空间。（参见林来梵、褚宸舸：《中国式“宪政”的概念发展史》，《政法论坛》，2009年第3期）

[27]甚至如《中国日报》开始也没有“革命排满”，而是提倡开风气，“破中国人之拘泥旧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