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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2页）

[25]波科克称，如果要把政治思想真正当作历史学对象，那么我们必须把它定义为“政治论说”。把政治思想看成政治论说就是要把它看成一种体现于政治作品中的社会活动和历史事件（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思想意识，虽然它仍被包括在内），把政治思想家看成历史演员或历史活动家。（参见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约翰·波科克谈如何研究政治思想史》，《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26]〔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张岱云等译：《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9页。

[27]〔美〕亚历山大：《分化理论：问题及其前景》，《国外社会学》，1992年第1期，转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465页。

[28]《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201页。

[29]魏源：《英吉利国广述上》，《海国图志》卷五十一，岳麓书社，1998年，第1421页。

[30]〔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34页。

[31]《民主革命论》，《余英时文集》第六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6页。

[32]参见许纪霖：《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10页。

[33]参见余英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60页。

[34]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徐复观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页。

[3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78页。

[3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06页。

[37]从1826年开始到《民国经世文编》，达二三十种。

[38]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46页。

[39]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言心出版社，1977年，第56页。

[40]林毓生认为，这个观念更多的是受到传统一元论和唯智论影响，而非西方思想，社会政治条件对这种理念的形成也非决定性。儒家经典如孟子的“心”等后世被朱熹等解释为“心智”，强调心的职能——道德功能是中国两个主要理学派的共同出发点，不过如何发挥心功能的渠道方面，朱熹强调通过格物，即心通过对外部事务的审查，而王阳明则是通过自己心的思考。（参见〔美〕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46页）

[41]〔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340页。

[42]《李欧梵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1～273页。

[43]〔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刘北城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10页。

[44]如中国早期城市的公共空间更具有管理的特征，即城市绅商作为官方助手或参与者，进行治安、消防等治理，虽然具有相当的自治色彩，不过作为自由和抗争的独立公共空间却很难出现。投入城市实业界的绅商多少与官方勾连，难以独立发出批判声音。

[45]许倬云：《说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9页。

[46]〔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著，王菎、许荣译：《权利精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3页。

[47]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对多数人和多数情况下，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6～17页）

[48]“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系中脱离出来”。（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第19页）

[49]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地人涌入上海，构成工人低层。早期移民多为农村移民。他们只能求助同乡，消除城市陌生感，因此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一个“国中之国”（同乡关系为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认为，农村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的和传统的。资本主义城市中，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现代的，封建特征在大机器的运转下消失。不过中国早期城市却与乡村有着相当的勾连，典型如上海，是个资本、农村文化混杂的城市，那些源自农村的传统不仅作为古风遗韵存在，而且成为工人生活的主要组织功能。原籍和职业之间产生了某种奇妙关系，这里形成了南方（江南）占据着稳定、高报酬职业。苏北人等则仅够糊口度日，职业多为人力车夫、码头工人和纺纱工人，行会的垄断和保护巩固了这种关系，如宁波木匠“鲁班殿”、印刷公所菊社（白铁工人）。在江南制造总局，白铁一般为无锡人，其锅炉车间的学徒工，不仅要是无锡人，还必须是无锡锅炉工的亲生儿子。（参见〔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至第三章）

[50]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页。

[51]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第3页。

[52]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台），2003年第14卷第4期。

[53]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54]“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以求解决政治问题，而很少以被统治者的地位，去规定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很少站在被统治者的地位来谋解决政治问题。”（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徐复观卷》，第6页）

[55]费拉利认为的四个阶段分别为文化思想革命阶段、政治革命阶段、由政治革命的过激所激发的反革命阶段以及由温和革命分子最后完成革命的阶段。（转引自《民主革命论》，《余英时文集》第六卷，第237～238页）

[56]〔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刘北城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