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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体权力（第1页）

二、媒体权力

媒体精英的形成，实质是舆论生产和流通权力的获取，报刊舆论权力的建构，与媒体作为政治参与、社会动员手段紧密相关。就中国而言，这种精英之所以在甲午后初具雏形，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战争所引发的知识群体的不满和政治参与欲望，这种试图动员更多体制外力量推动政治改良的诉求，也得到了官方的部分认可。在此过程中，报人自身对“媒体权力”的认识，从无意识到自觉，逐步有了深入理解和操控能力。

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描述人类社会权力来源时做了如下分析，人类社会权力来源于人类的四个最基本需求，其中包括“人们需要对自己生命和周围世界的意义做出理解和解释，并在一个共同的价值规范和礼仪体系下生活。这构成了社会意识形态权力的源泉”[27]。现代知识分子对文化思想的影响，主要行动之一就是参与报刊媒体，“基于知识分子与传播媒介的密切关系。透过这些传播媒介，他们能发挥极大的影响力”[28]。在这一点上，虽有时间与程度上的差别，但传媒业在中西方均出现了对知识人的赋权。在欧洲，熊彼特认为：“大规模报纸企业是知识分子集团提高地位和增加其势力的最有力的工具。”[29]

精英理论所指精英，一般指向这样的人群：运用权力或能够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施加强大影响。对“权力”的界定固然存在差异，但本质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30]。罗素认为，权力的形式可以根据影响个人的方式或有关组织的形式进行划分，其中有“舆论的力量”[31]。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则从处理“象征”能力方面承认了一种精英的存在，后者的技能包括辩论文章、新闻故事[32]。米尔斯则指出，权力精英并非千篇一律的统治者，也应该包括“意见领袖”，他们属于“更高层次构想与决策的领航人”[33]。总的来说，媒体权力来自信息、舆论的生产和传播能力，表现为社会影响力，具体而言则主要包括动用舆论压力监督批评政府和干预重大社会事务，通过日常报道设置社会议题，影响公众对社会环境的感知与判断，以及对民众认知、价值观念“培养”和动员等。由于这一过程并不在明显的国家权力控制之下进行，而发生于潜移默化的日常媒体行动之中，因此经常表现为一种隐性而非显性力量。

晚清媒体舆论的权力搭建，就思想资源而言，一条重要线索是古典“天心民意”的正当性在近代转换为“多数决”政治下的“众议”权威（详见第四章）。此外，以下几个因素也有力推动这一新“权力”的生成：一是古典政治传统中上下沟通“权力”的复苏与重构；二是西方民主、权利观念的导入与激发；三是报人自身对报刊独立批判角色的感知。

（一）古典沟通“权力”的复苏与重构

将“上下沟通”赋予维系共同体的重大意义，自有深厚渊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儒家思想持这样的观念：暴力意义上的力量仅仅意味着霸权，所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只有心里被劝服和认同才具有正当性，因此旨在达成认同的劝服和沟通具有一种无形力量。古典中国政治的共治思路，是百姓、士大夫和君主共同平衡，即《周易·泰》中所言的“天地交则万物通也，上下交则其志同也”。而维系这种平衡，居中的士绅负有沟通职责，沟通者客观上被赋予了一种“权力”，因为他们的具体行动、态度和沟通方式能够导致不同后果，对上层统治者和底层民众均可产生实际影响。

沟通上下的角色深入士大夫内心，就传统政治而言，这种沟通首先是向上谏言，这被认为关涉统治安全和天下兴亡。数千年来，莫不如此。直到晚清，康有为在《殿试策》中开题就写下：“臣闻制科之设，垂两千年，皆以求直言极谏，非较词章也”，然后指出董仲舒到苏轼、文天祥，“皆指陈时政，直言得失，上以广人主聪听，下以系天下安危”[34]。

居于君主与庶民之间，沟通者事实上拥有很大自主性。代表“民意”时，士绅选择与广大民众同构，向君主共同施加所谓道统压力；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又作为看不到的君主代理人、天子门生“出场”，彰显权威，进行民间的教化和管理。沟通者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上下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沟通渠道匮乏，由此他们的选择和裁量显得举足轻重。皇帝与官僚体系，以及各级官僚之间，“谁控制的信息多一些，谁就在行政过程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35]。传统官僚制度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围绕对信息的控制展开，且在更多时候帝王处于事实上的劣势。多数时候，君主和庶民注定无法出场，权力或民意的表达和实施，只能由居间者来完成。无论“天子”还是民众的“民心”“民意”，在中国政治中均具有强大的正当性。中间阶层的精英无论选择任何一方，都有合法性并可凭借自身的参与强化这种力量，从而获得一种衍生的权力。

就前现代社会而言，由贵族或士绅、君主和民众构成的政治平衡普遍存在，只不过中国的沟通者角色格外突出罢了，除了上述传统政治中标榜的“共治”诉求，作为儒家或儒教[36]中的“天”“天命”等观念也强调通过民意的转化加以体现（见第四章）。此外，由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使得沟通上下显得相当困难和重要，也强化了沟通角色的意义，每一政权政治上的衰败，几乎都归咎于此。

古代中国，士绅既是沟通者，也是沟通媒介本身，沟通话语权根本上源自于古典社会结构。近代报刊媒体的出现，将沟通角色日益分离独立出来，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社会的成长，使得这种沟通无法限于传统政治的上下，而是面对日趋网状的复杂社会，各种社会力量的呈现与角逐，提高了沟通成本和技术要求，由此扩张了沟通者的权能，激发他们的引导与操控意识。毕竟，“媒介的主人总是刻意提供公众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是存于媒介本身，而不是存在于讯息或节目之中”[37]。

近代报人对媒体权力的想象，从传统沟通角色的回忆开始，非常自然，甚至那些西方在华报刊也很早注意到了这一传统，强调自己上下之通的社会功用。《万国公报》介绍西方报刊观念，重点描述了广见闻、通上下。《申报》则称，西方各国广设新报是“为上下可以相通，远近可以相达相勉相戒，以辅成国家政事也”[38]。新型报刊以大异于邸报的民间面貌出现，对投身于其中的士人来说，开始时的最大魅力之一正是其上下沟通之能，晚清诸多问题在士人看来，要害正是统治者和民众的上下交流出现重大障碍。从冯桂芬的“君民不隔不如夷”，到康有为的“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39]，再到汪康年的“疏远则关系少，关系少则隔碍生，隔碍生则疑虑积”[40]，莫不如此。中国弊病在于上下隔离和沟通缺失，这种共识一直存在于晚清改良派人士头脑中。甲午之后，西人林乐知在《中东战纪本末》中，认为中国政治的两大问题之一还是下情无法上达。很多政治呼吁也基于这一认识而提出，早至《校邠庐抗议》，其中的“公黜陟、复乡职、复陈诗的共同之处，是均强调重视下层民众的意见和表达自己的意见”[41]。而张之洞这样的官员，考察民权之说时也联系到民间意见的抒发：“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42]

上下沟通功能是近代报人认为维持国家稳定和进步的手段，亦可促进全民、全国统一认识的形成。王韬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反对“君为主”和“民为主”，而推崇君民共治，认为君民共治就是“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这才可以“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43]此后投入办报的严复在《国闻报缘起》中称，“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44]。汪康年则认为“沟通”是报刊的职能与使命：“民所痛心疾首而不能自达者，报馆得大声而疾呼之。此报馆所不能辞之职也。”[45]为此，他呼吁朝廷鼓励国民在京师多设报馆，以便朝廷能够得听采之益，上情下传，下情上达。

新式报刊代表的舆论，在很多人看来是对古典“民意”的有效呈现和发展。这给投身报馆的知识精英以“合法性”和崇高感，它不仅是对古典沟通“权力”的汲取，更是重构与放大。大众媒体为何容易放大沟通者的言论与动作？因为“传播过程也通过把个人的一些行动扩大到为全社会所觉察的程度而发挥着放大的功能”[46]。这无疑扩张了报人的实际影响力。

此外，由于报刊活动在传统体制之外展开，无需官方赋权，更易为社会和自我体认。可以说，这又是一种自我指认和不断膨胀的“权力”。

（二）民主、权利观念的导入与激发

近代报人并非古代传播、沟通角色，媒体权力需置于现代政治生活下考察。现代政治公共领域中，交往系统和商谈机制，意在使议题和决策公开，协商、对话所形成的“交往权力”在此过程中得以体现，并最终转换成为行政权力等，后者因来自或吸收各种意见而获得民主意义上的公共权力。[47]与上下沟通、代表民意的传统沟通角色比，近代报人思想资源虽很多来自传统，却大量吸收西人政治中的权利、民主理念，后者更加指向“个人”，而非国家。这当然也可看成世界性政治生活变革在中国的体现，无论如何，近代民主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个人权利的自觉和自下而上争取权利，限制国家或君主权力。

近代报刊之所以可构成一种新势力，背后是个体和作为个体组合的民众崛起。媒体精英的力量本质上以社会和民众为归依，而为传统专制所难容。古典中国虽然认定“民”是政治主体，但实际政治运作中，“君”才是主体。专制时代的“权原”在皇帝，政治意见事实上只向皇帝开陈。从统治者施、放的“民本”，走向民众为主体的民主，近代知识分子走出体制内清议、奏疏而转向大众，“权原”转为人民。如此一来，“政治意见则应该向社会申诉，所以专制时代的诤臣，即民主时代的政论家”[48]。上述变化中媒体精英权力来源已从上而下，转向民众。此前的中国，在“普遍王权”（universalkingship）[49]观念笼罩之下，无法产生民主的观念。传统王权政治之下，源于神授的合法性难以被“民众”取代，毕竟此时“民众只是臣民，不是公民”[50]，而“传入中国的西方民主思想是导使‘普遍王权’崩溃的主因之一”[51]。媒体精英的出现，切合了个体权利兴起和政治走向“民主”在操作上的需求。事实上，如果没有近代国家危机下的思想嬗变，没有现代报刊这种民间公开表达的兴起，中国近代“个人”“民主”的推进，也无法得到全面的解释。

个人权利意识在西风东渐下得以激发，开始时仍披着古典外衣。毕竟中国传统中缺乏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是习惯将自我放置在群中彰显价值，所谓“小己与群”。因此“众”“群”作为个体的集合，在新的民主、权利观念崛起后首先成为政治正当性来源。报刊作为新的公论与民意的代表者，权力感就在于汇聚了想象中众多个体的“权利”。

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在鸦片战争之后的19世纪40年代已流露于体制内精英头脑中。戊戌变法之前，西方政治思想在华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是《佐治刍言》[52]。该书以自由平等思想为出发点，强调个人与人民的权利，认为“人人有天赋的自主之权，国家应以人民为根本，政治应以得民心合民意为宗旨”[53]。该书第七十七节，谈及国家政治以及如何得到民心时提出，“国政亦准民间公议，登诸新闻纸上”[54]，“一令之出，可任民间议论”[55]。此书多次出版，对中国知识精英影响颇大，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都是其读者。戊戌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租界和海外空间源源不断地导入西方政治观念，国人权利意识得以不断刷新。在晚清的最后十年里，以“民权”为核心的自我权利观念在中国兴起并开始褪去儒家底色，多了个人的意蕴。1900—1911年，“权利”一词已经“成为最常用的政治文化词汇，它不仅涵盖了西方rights的法律和个人普遍价值两方面的意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利’的了解最接近西方rights的原意的时期，对权利观念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已接近一种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56]。此前的古代中国，按照余英时所言，虽不能说完全没有类似“权利”的思想，但“中国的道德语言和家族一体，也产生不了个人本位意义上的‘权利’的观念，而只有义务的观念”[57]，没有自然的权利这种法律语言，而是称所谓“天理”。“中国人的天理，便是中国式人权观念的表现，政府的责任便是人民的权利。”[58]

权利和个体走向前台，成为近代报刊舆论力量崛起背后的重要动因。权利观念勃兴，“民权”之说扩散（此时的“民权”被指代诸多现代政治概念如民主、自由和权利等）。“民权”之说在报刊兴起，开始时多描述为以“民权”接济君权，但事实上隐隐有了对冲君权的一面。甲午后的乱世之危，让中国知识精英在西方思想助推下，重启“民众”这一古典权力的终极来源，而代表民间舆论的新式报刊适时出现，恰可对接这一趋势，且具备很强的操作性，因此戊戌变法前后迎来近代史上第一次国人办报高峰，就不奇怪了。

尽管时间上起起落落，先后各异，但世界范围内近代民主化思想的兴起和由此而要求的政治诉求，大体相似。实质为“政治过程”日益被大众要求审视和参与，这让民主、权利的诉求不能不与现代媒体发生紧密关系。“因为在政治领域内传播过程具有一种根本性的功能。很少有人能直接看到形成政治过程，甚至仅其一小部分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人民必须转而依靠一个沟通体系，以使他们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都理解政治的实质。”[59]媒体精英的力量正在于掌握这个“沟通体系”。当然，与古典时代不同，此时的舆论开始日益转变为阿伦特式的不同意见的竞争共识（这也支持一种以沟通为取向的权力概念）。媒体由此成为隐形的政治权力生产机构，报人则逐渐握有新的交往或沟通“权力”。

（三）报人对媒体力量的感知

世界各地报刊业发展的早期，人们对媒体的威力好奇而关切，感知和评价往往夸张。从《申报》开始，媒体影响力或者说释放的“权力”感，已经得到中国社会的部分认可。当时一首《竹枝词》如此描述：“是非曲直报中分，一纸风行四海闻，振聋发聩权力大，万般提剑总由君。”[60]到了《时务报》这样的精英报刊，评价者除了普通读者，更经常通过知识、政治精英圈传播、反馈，其中当然不无旧式士人酬唱相和，不过令《时务报》在上流社会饱受好评，那些溢美之词，无疑激发着报人的自我力量想象与认知。

戊戌之后，报刊舆论显示了与官方疏离的趋势，媒体监督、批判展示出独立面貌，这一点为当时报人所体认，助推了操控舆论以驱动社会变革的精英意识。他们认为，“报馆者，发表舆论者也”，而舆论应独立于官方甚至为官方所排斥，即“舆论者，与官场万不能相容也，既不相容，必生冲突”[61]。《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的发刊词，自信地称新闻记者所组成的“第四种族”，具有“转移社会，左右世界之力”[62]。类似观念，并非只来自激进报人，对报馆能力的乐观期待普遍存在，稳健的报人如汪康年称“日报之职在能纠弹全国之非，达激发大家之意志”[63]。梁启超则认为报馆“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甚至因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或雇佣，而报馆代表国民公议、公言，“故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或教导之，或在其有过失时，“扑责之”[64]。

将报馆凌驾于政府之上的观念不无偏颇，但显示了报人对报刊舆论的自信，其中不乏媒体的自我标榜和权力塑造。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报人将报刊舆论看成体制之外、与政府平等甚至超政府的力量，这让批评的对抗气息增强，媒体精英开始明确追求舆论参政。这种认知不能不说颇受西方言论、出版自由思想影响。中国古典的自由观在“精神自由”方面虽走得很远，却在“社会自由的系统上”发展太少，可称之为“散漫的自由”，并非自己争取的人权，“而是松弛的社会组织与不完备的统治技术所遗留下来的空隙”[65]，是一种随时存在而随时失去的东西，原因在于未经制度化和建立在合法基础之上。西方的“社会自由”体现于早期希腊实际生活之中，主要一点是“鼓励思想与言论自由”[66]。

近代民主发展的一个核心路径和制度归依，乃是从传统国家的传统权力系统分权。媒体系统虽没有成为像司法、立宪那样明显的制度权力，却被公认为具有一种无形的独立力量，即西方所谓的“第四权力”。这种说法为报人所乐于接受，它经过日本影响了梁启超等中国报人。

颇受梁启超推崇的日本人松本君平将报刊视为“近世文明之基础”，为思想自由和文明进化之“猛大势力”，记者为“第四种族”。[67]梁启超此后也提出所谓“第四种族”，将报刊与行政等其他传统权力系统并列。另一著名报人于右任称：“盖报纸者，舆论之母也。泰西诸国今日享有自由之乐而胎文明之花者，皆报纸为之也”[68]。连一份不太知名的报刊也自信地写道：“时时轰动我耳膜，击醒我眼球，洗刷我脑筋，灌输我知识，教导我改革者，翳何物？翳惟十九世纪第四种族之报章。”[69]显示了这种情绪或认知已非少数精英独有。

新式报刊的历史性登场，“各种思想（即使只是少数人的思想）都可以由此放大，而内容又要吸引读者的现实关注，激烈的、极端的想法因此可以得到较以往更多的回响”[70]，传媒机制提供了一个意见世界和话语竞争舞台。这种抗议话语，反过来促进报人新的精英话语权和地位中心化。带来的结果是，舆论空间“在报刊的引导下缓慢地形成了封建文化的异己力量，并首先营造出民间化的舆论形态。内容在独立和公共的取向，事实上与政府产生离异倾向”[71]。这一点将在后文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