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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炳麟的旧世界（第1页）

四、章炳麟的旧世界

（一）华夷传统的显与隐

传统士人对“夷夏”或“华夷”差别，素有情结，“华夏中心”观（地理）、“华尊夷卑”观、“华夷之辨”从《礼记》《春秋》等开始[41]，被写入典籍，成为一种悠久而普及的传统思想，对章炳麟这样的儒家典籍研习者来说，所需要的无非是新的“回忆”。哈布瓦赫认为，社会需求促成记忆者对事件和意象的重建。[42]清末“华夷之辨”的复兴，迎合了革命需要。这种激发必然带有回忆中的重构和对满族统治者“野蛮”历史的新刻画。

如果能够保存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外来统治者便可成功转为正统，这是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擅长二元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依然能够生存发展的原因之一。华夷关系在“文化中国”框架下，坚持互相转化甚至互换。这种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显性与隐性的不同面相。表面上，“文化中国”似乎忽略华夷或民族冲突，不过诸如以“种性”“气类”[43]来分别华夷的汉族中心主义，一直存在，只是随着历史环境和政治变化或显或隐。在南北朝、南宋、元朝和晚明等时期，汉人处于弱势地位时，华夷关系紧张，种族排外趋势则彰显。[44]晚清，这种关系的紧张再次出现，特别是甲午和庚子事变之后国家外交上的屈辱。此前，无论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还是“扶清灭洋”，实质上均以国家利益为本位，在汉民族主义没有被大规模传播、宣传之前，夷夏之防的对象已成功从清初的民族矛盾转向外来侵略者。对于一般士人来说，以种族主义革命去推翻作为“恩主”的朝廷，也无疑有很大的心理障碍。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有其复杂性，同时它表现的形式是多元族群的族群中心意识，但实质上它是以汉人族群中心意识为主题。”[45]不仅章炳麟，其他激进人士也多如此。例如，曾倾向革命的刘师培对此表述为“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这种民族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国家乃至文化上的危机。官方现代化努力的挫折，笼罩在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头上，最终促使章炳麟等人寻找新的文化资源（如国粹），汉民族主义无疑符合上述需求。章炳麟称，打倒清政府，只是为了避免中国沦为西方殖民地。他在《民报》《革命军月份问答》一文中称：“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社会政治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万倍于满洲。”这种逻辑在革命者中普遍存在，《革命军》《警世钟》等文均严厉批判清政府对洋人的谄媚。

革命者章炳麟不仅自称明朝遗民，指称“支那人”非清国人，组织“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他甚至一度支持激烈的种族冲突。“夫民族主义，炽盛于二十世纪，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章氏所撰《逐满歌》更是写道：“兄弟原是汉家种，不杀仇人不算勇。”因此有学者批评说，章炳麟在主编《民报》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轻视国内在文化上比汉族落后的各少数民族，主张在他们汉化以前不能享受与汉族的同等权利”[46]。

汉民族主义的激发、演变过程对晚清知识分子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典型意义，显示表面平和的华夷关系在晚清的激发。

（二）“革命”，中国旧物

认为受到压迫的汉人选择革命非常合理，关键所在是“革命”对章而言，不是暴力造反，而是“光复”故国。章炳麟是光复会创建者之一，“光复”意味着回归，这个主题对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来说显然更具**。章认为推翻满族压迫，乃是保存国粹、延续中国文明的有效手段。身为革命旗手，章炳麟的主要贡献正是开掘革命的传统思想资源，为此他将视野更多投向了历史。

以“传统”视角看待革命与“立宪”，对章炳麟这样的国学家而言，革命属于中国传统旧有之物，立宪则属西方政制的引入。章氏曾对查封《民报》的日本法官辩称：“我本国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我国圣人之言也。”[47]因此吕思勉认为，章炳麟走向民主革命，原因之一就是“革命是吾家旧物，而立宪的观念，则来自西洋”[48]。

“革命”在中国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胡适甚至认为，《诗经》中写下《伐檀》《硕鼠》的诗人，“已渐渐的有了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而“思想界已种下了革命的种子了”[49]。《史记·殷本纪》对商汤灭夏的“正当性”描述，为古代中国的“革命”正式提供了一个正面评价范式，影响深远。[50]《殷本纪》对殷商崛起和衰亡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其与夏政权的交替，内蕴深刻的政治伦理，最重要的莫过于“革命”观念。《周易》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之说[51]，将改朝换代的“武力”加以定性，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暴力反抗，而是充满正当性，核心源于统治者的“德性”，即天道和人心。

如此一来，革命因其天道色彩，成为传统中国政权周期性更替的合法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中革命的意义，就是由改朝换代所塑造的。”[52]忠君思维和反抗暴君的合法革命思想，此后有效地对立统一起来。在多数时候，儒家伦理核心内容之一的“忠”，虽构成其中显性和主流的一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士人乃至百姓没有任何底线。一般来说，当新的统治者或“反叛者”在个人“德性”、民心和“天命”诸方面均取得正当性，知识精英并不盲目排斥新的政权，更多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认可这种转变，并将之视为一种历史规律。[53]

“革命”传统，由此构成中国古代士人的另一个世界，即“有德者宜高位”，“有德者王”，革命不仅可以接受，且被视为符合天命。在此方面，孟子给予早期诠释，当君主为“残贼之人”，革命就具有正当性，革命目的不是为了“富有天下”，而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54]。对传统知识精英而言，遵循的是所谓“从道不从君”，他们自命为“天道”承载者，而天道总是和儒家之道同一，暴君违背天意意味着违背儒家道统，这为响应革命或适应革命后的新政权，扫除了心理障碍。

儒家伦理的忠君思想和推翻暴君的合法“革命”观，构成了一种暗伏的张力，推动古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面对“异族”统治者，章炳麟这样的学者型革命者，通过唤醒血腥记忆，可以更加轻松地消除忠君心理，将传统革命伦理置换到新的反抗之中，这对他来说，甚至算不上激进，而只是承继历史“传统”和道统而已。

不过，中国古代所谓圣人“革命”，与西方现代革命理念不同。商汤式革命在中国一再发生，却只是换了新的帝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近代革命，却必须灌注新的内容。

（三）挽救“国粹”

“国粹”[55]理念与章炳麟的政治行动密切相关。革命派经常借助于国学和西学，前者关注亡国之痛，激发民族主义；后者讨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章炳麟、刘师培[56]这样的人参加革命，思路本难与孙中山一致。章眼里的“国粹”是“政权”之外的国家之物，超越具体政治形态。[57]革命则是避免亡国挽救国粹的手段。

因此章炳麟持革命主张，却将之界定为“光复”。所光复者，无非政治主权和文化延续。民国成立前，他认为革命是保存国粹的最好手段，民国后则试图以中国传统对抗西式现代文明。在去世前不久的一篇文章里，章炳麟呼吁读经，理由是“保持国性实为最要”[58]。

近代中国，国粹派和激进者时常合二为一，毕竟“最初的国粹派曾经是充满**的民族主义者，只因为他们认为民族的生存乃是维持文化遗产于不坠的不二法门”[59]。自晚清开始，国学“运动”和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线索就是“国家意识的确立和民族精神的重建”，对章炳麟这样的国学家来说，新的世界格局下，如何“确立国家意识，构建国家认同”，应该成为其使命。[60]这种行动既指向满族统治者，也指向侵入中国的“西方”。

晚清士人程度不一地感受着文化危机，但对于坚守何种文化却大有分野。或以儒家纲常为核心，试图挽回正在衰败的信仰体系，这种诉求经常在政治上追求“西体中用”，希望现政权继存。[61]与此不同，章炳麟指向的则是“国粹”。章氏所谓国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62]但反对提倡“孔教”[63]，以及将孔子地位扩大化，显示他对儒家思想现实价值的理解。早至《时务报》，章炳麟就认为“儒术之衰，将不能保其种族”[64]，认为在孔子时代已过去2000多年的今天，儒家思想已无力回应中国面临的困局，也无力维系人民的道德。当然章炳麟一生对孔子和儒家思想评价起起伏伏[65]，但他的批判，被认为是“五四”反传统的一次前奏，手段之一就是提高诸子百家地位，破除儒学尊崇。

1903年“苏报案”入狱后，他在狱中的日记中写下“上天以国粹付余”的文化抱负。[66]出狱至东京，章对留学生如此解释国粹与民族革命的关系：“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遵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而推翻满族压迫并非保存国粹的终点，政治上打倒清政府，只是为了避免中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因此，“他之排斥资本主义，似乎比当时提倡资本主义的改良派还要保守、落后”[67]。辛亥革命前，章炳麟已对“西方”表示极大怀疑[68]，“排满”的同时一直没有忘记警告西方的威胁[69]。尽管不赞成君主立宪，却反对中国全盘袭用欧美、日本的代议制。他在1905年之后大力支持的国粹运动，就是中国在文化上反抗西方模式的具体化。[70]

进入民国之后，章氏确有渐入颓唐之势。例如认为婚姻制度、家族制度都宜照旧，公共场所接吻、跳舞为应该禁止的大坏风纪之事。在道德上，章炳麟晚年转而坚信儒家经典，“可以遍教群生”，《孝经》《大学》和《儒行》如果能够实行，“人类庶其有救”[71]。在去世前一年的1935年，在回答著名记者张季鸾的一篇文章里，章炳麟甚至称，除了妖佞神话和****小说，“中国文化本无宜舍弃者”[72]。

章氏生平与思想反映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政治革命论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不安”。一生求“国粹”的革命者，也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73]文化保守主义者虽重视社会秩序，不过和那些依赖既有政权者不同，章炳麟希望寄托于更新政权后的新国家。且革命底色来自中国传统，而非西方。章炳麟保守主义的突出之处在于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伦理的全面怀疑。他批评那些崇拜外国文化的人说，“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丑，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74]。为此，他“发明”了不少自己的观念，试图融合中西。[75]

事实上，兼收并取本是国粹派基本态度，而非盲目排外。“世情不齐，文野异尚”，因提倡各种文化“两不相伤，乃为平等”。汪荣祖认为，章炳麟被称为文化多元主义的提倡者可能更为恰当。当然所谓多元，中心仍是中国，他对此自信颇足。[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