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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第3页）

[57]“我（们）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甚么可贵，但是官制为甚么要这样建置？州郡为甚么要这样分划？军队为甚么要这样编制？赋税为甚么要这样征调？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至于中国特别优长的事，欧、美各国所万不能及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8页）

[58]《论读经有利而无弊》，《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63页。

[59]周阳山、杨肃献主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55～56页。

[60]不同阶段对于“国学”意义、内含的理解差异巨大，不过国学“运动”和国学研究贯穿着两条基本的线索，其一是国家意识的确立和民族精神的重建；其二是对近代以来所逐渐形成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科）体系的接受和反思。（参见干春松：《“国学”：国家认同与学科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61]儒家虽有扎实的民间文教体系，与民间小传统互相依托，但毕竟与传统政治结构相嵌，首先是一种官方意识形态。

[62]《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6页。后来章炳麟又增加“风俗”一项。1906年，《民报》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具体讲授内容则包括：“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63]在章炳麟心目中孔子固然重要，不过其地位主要是“史家宗主”和中国文化的保存者，而与所谓“国教”无关。民国成立后，康有为曾推动袁世凯在1913年发出关于学校祭孔的命令（以孔子生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圣节，学校放假一天），章炳麟对此做法颇不以为然，称“中土素无国教，孔子亦本无教名”，“号以儒教，其实实已不相称”。（《示国学会诸生》，《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694页）

[64]《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9页。

[65]1899年提出“客帝说”的章炳麟，给予孔子很大尊敬，“客帝说”名誉上的皇帝为孔子后裔。不过在1904年的《訄书》重印本里，章炳麟大发贬孔言论，其中大约写于1902年下半年的《订孔》篇，章认为“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其咎在于孔氏”，不仅将荀子、道家等至于孔子之上，且在《任侠》中发出惊人之语：“今之世，资于孔氏之言者，害也”，遭到思想界诸多反击。此时章已经从一个政改呼吁者，转而支持革命。不过民国后他重新给予孔子很高地位。在清政权被推翻后，章炳麟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道德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目睹共和之后的混乱，在1915—1916年为自己的一个哲学短论集所写的跋中，他自述思想变迁过程，承认孔子的重要性，称“《论语》所说，理关盛衰，赵普称半部治天下，非尽唐大无检之谈”，并认为自己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自述思想变迁之迹》，《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92～593页）尽管反对将“孔教”立为“国教”，但民国之后章炳麟此前的严厉批评基本停止。1922年，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表示对之前贬低孔子的后悔。晚年主编《制言》，其中第46期有称“所问佛法，尚不足转移人心，其任谁属？仆以为孔子之书，昭如日月”。（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第325～326页）

[66]《葵卯狱中自记》，《章太炎全集》（四），第144页。

[67]李泽厚：《章太炎剖析》，《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另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7页。

[68]在《民报》上撰文批评西方自由与平等的虚伪：“创始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而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至于帝国主义，则寝食不忘常在劫杀，虽磨牙成性，赤地前里，而以为义所当然”。（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下），第337页）

[69]在《民报》《革命军月份问答》一文中，章炳麟称：“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社会政治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万倍于满洲。”

[70]FurthC。Thesageasrebel：Theinnerworldofg-lisofge：EssaysoiveAlternativesinRepublia，1976：90-112。

[71]《答欧阳竟无书》，《制言》，第九期，转引自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第286页。

[72]《答张季鸾问政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60页。

[73]激进与保守在“文化层面上二者都具有一元论的思想性格，在政治层面上保守主义更具有激进主义的诸般特征”，“激进与保守从表面上看激进与保守似乎势不两立，水火难容，但实际上它们上一个分币的两面，在深层具有共同的思想预设和思维逻辑”。（许纪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知识分子的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第41页）

[74]《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506页。

[75]典型如对“进化论”思想的处理。他部分认可进化论，却反对普遍进化，提出自己的所谓“俱分进化论”，即善与恶、乐与苦齐头并进，同时进化。（参见《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6～389页）知识越发达，恶和苦可能越多越大的思想，显然带有老庄思想痕迹。

[76]章炳麟认为习读中国文化而能走成为一个顽固者的可能性很小，这种说法多来自不学无术之辈。“读经而至于顽固，事亦非易，正如僧徒学佛，走入魔道者，固不数数见也。”（《论读经有利而无弊》，《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67页）

[77]《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1页。

[78]自幼师从俞樾学习的章炳麟，以此文宣告与之断绝师生关系。

[79]可参见马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80]日本政府对中国激进留学者或流亡革命者的同情，一直处于摇摆权衡之中，更无法逾越日本外交利益的底线。《民报》的停刊来自出访日本的唐绍仪的请求，日本外交当局迅速加以积极回应，结果是日本警察总监龟井英三郎很快根据内务大臣命令查封《民报》。著名的陈天华投海自杀事件，也源自所谓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后者原名为《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实质上系清政府要求。借助日本管理东京“不良”青年的构思可以追溯到几年前张之洞与日本驻华公使订立的《约束游学生章程》，其核心内容是强化中国驻日公使馆的“约束”能力，如清国学生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一条），以及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第四条）等。中、日政府借此打击激进分子的意图十分明显，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公开评论说，清国留学生“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击”。日本方面之所以在1905年11月2日出台此政策，收缩东京对中国留日群体的保护空间转而加强与中国政府合作，有着日俄战争后自身在中国东北地区利益的考量。

[81]其中第二、第三条指责说：“章炳麟利用编辑人的身份，以其一知半解、枯燥无味的佛学论，占据了《民报》的大部分版面，简直是将《民报》作为其私有的佛学机关报”，“章炳麟创设无神论，以排斥耶稣之道，以致内外同志多疑《民报》为排斥耶稣的机关报，蛊惑人心，莫此为甚”。

[82]章炳麟座下弟子包括黄侃、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周作人、鲁迅等，北大国学门更是一度成为章氏弟子天下。

[83]“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颠，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颠，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颠，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甚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0页）

[84]《〈坟〉题记》，《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8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581页。

[86]刘梦溪：《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下），《读书》，2010年第5期。

[87]如无政府主义，章炳麟认为凡是政府都是罪恶，不得已而有政府，只是共和政体祸害较轻罢了。此外还有虚无主义（章炳麟的五无论包括无政府）、个人主义等。

[88]张昭军：《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89]《秋水》，《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87页。

[90]《秋水》，《庄子今注今译》，第492页。

[91]《齐物论释》，《章太炎选集》，第5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