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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主义报人（第1页）

一、国家主义报人

（一）梁启超的国家主义

当《清议报》出版到一百册，梁启超解释这张报纸的追求：“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1]对他而言，解决民智、民气，皆为解决国家问题，这一点他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得更加清楚：“故善谋国者，必自养国民之气，开国民之智始。”[2]

变法失败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思想起伏不定，但一个重要转变是“国家主义”的导入，德国人伯伦知理对他影响颇大，后者在习得伯氏国家理论后，认为这代表20世纪思想潮流，而此前倾心卢梭的“人民主义”则属于过去的19世纪。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多次提到国家主义，并借主人公黄克强之口说，他曾经喜爱的卢梭等学理在现代的欧洲，“已算是过去陈言了”。

1901年10月，《清议报》第94、95册所载《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可视为梁对伯伦知理学说的首次深入响应。经过对卢梭的汲取和改造，梁启超显示了新的思想转向。关于这次变化的解释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他从美洲返回之后的突变，有人则认为从“群”到国家主义，梁启超的集团主义倾向由来已久。不争的事实却是1903年10月之后，梁启超国家主义者面貌日益突出，他反对将人民权力无限放大或陷入无政府主义。此前的美洲旅行之中，梁对中华会馆数十处议事模式的考察，印象相当悲观，他将之称为“寡人专制政体”或者“暴民专制政体”[3]。

作为一名公法学者和“现代国家”概念的提出者，伯伦知理思想核心为“国家”相当自然，不过让梁启超获得更多共鸣的却是伯氏关于“国家有机体”的比喻。所谓“国家有机体”，如同人体灵魂和躯体的联系[4]，对梁启超来说，魅力还在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儒家思想系统不仅具备“有机论”，在追求国家富强方面，经世致用的诉求与德国人的国家理论也相当契合。在走出传统“文化中国”，打通列文森（J。Levenson）所说的从文化主义通向国家主义之路上，梁启超得伯伦知理助力非小。

辛亥之前的梁启超，思想多变，这一点自有“流质善变”性格与人生经历之因。国家主义得以激发后，却成为梁氏一个相对稳定的思想根脉，影响其诸多观念和实践行动，甚至包括学术。例如梁氏所谓新史学，要求立国家为主体而抛弃帝王将相，这样方可激励爱国心。此前的传统史学在他看来，并不利于中国立足于现代世界。

“国家主义”之于梁启超，可见其深刻的危机感。事实上，梁是严复之外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热烈的宣传者。他在1897—1903年间连续发表有关文章25篇以上，日后盛传的口号和命题，如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自然淘汰等，实际出自梁氏，而为严复《天演论》所无。这些思想或观念传播的平台就是梁启超在日本所办报刊。如《清议报》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提出“优胜劣败”，《新民丛报》的《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一文提出“适者生存”。[5]由于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国家主义混合，梁启超有意无意中重新解读了伯伦知理理论。[6]在他这里，国民应以爱国为第一义务，强调权利“当其初得之之始，必其曾尽特别之义务”[7]，或“人非父母无自生，非国家无自存”[8]，国家对个人恩同父母，因此甚至可以牺牲人民利益。伯伦知理著作中的人权等思想却并未加以张扬。

这促使梁启超重新界定“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将前者置于优先地位。“前之所谓国家为人民而生者，今则转而云人民为国家而生焉，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盛强之国乃立，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则是也。而自今以往，此义愈益为各国之原力，无可疑也。”[9]流亡日本后，梁对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笛卡尔等他称为“十贤”的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多有研究，大为推崇[10]，所受浸润颇多，不可能不面临“个体”意识、权利的伸张。西式民主理念中的个人主义诉求：一种建立在自然权利世俗基础上，强调平等；另外一种则更多主张个体自由。后者显然更容易与传统国家发生冲突，并以此彰显自由精神。对梁启超这样的政治改良者而言，“首要的诉求是恢复民族性国体的强势，这一诉求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方向偏向卢梭的理念”[11]。如果个体不能参与到国家的富强之路，自身价值就无从体现。国家长久以来则一直是实现富强和保存传统文化最有力的工具。

即使一度萌生革命之心，梁启超的言论与革命派仍大相径庭，充满了对新国家的理想。在他看来，只要“其心而为国民也”，无论“何种别、何党派、何目的、何办法、何主义、何动力、何变相，而必终归于一致”[12]。与孙中山等革命派接触后，他曾尽弃前论高谈破坏，但破坏目的何在？梁启超的理解是：“破坏主义者，实冲破文明进步之阻力，扫**魑魅魍魉之巢穴，而救国救种之下手第一著也。”[13]1902年10月，在致康有为的一封信里，梁启超提及“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原因是他认为这是唤起民族主义不得不行的路径，而民族主义目标所在，正是塑造一个新的国家。在此过程中，“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

（二）报人身份及自我认同

梁启超对现政权充满矛盾，一个曾得见帝颜，一度接近权力中心的人，梁希望回到以君主为中心的改革上来，无论早期襄助光绪，还是日后的君主立宪呼吁，莫不如此。梁启超一度倾向革命的态度止步于美洲考察，坚信民智未开之下，在现政权基础之上实行立宪政治，才是最佳选择。不过，梁启超尴尬地处于革命者和官方双重排斥之下，虽然一度潜回国内，但直到清朝走向覆亡，他才正式被解除罪名得以返回国内。这个流亡者一直没有获得合法而公开的政治参与机会，却深刻影响了晚清政治进程，主要的方式就是办报。

某种意义上，《时务报》和梁启超互相成就了对方，才华横溢的主笔正是通过《时务报》一举成名，跃为时代宠儿。作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报纸之一，《时务报》从鼓民权、废科举、开议会、兴经济等新视角刊发言论，呼吁改革，所承担的绝不仅是宣传。[14]以至于时人如此评价这张报纸和时代的关系：“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15]作为主笔，梁启超出力甚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日夜不息。[16]一番辛苦之后，《变法通议》《知耻学会序》《商战论》以一种新的文风，迅速获得回报，思想与文采得到广泛认同。欣赏者遍及当时精英阶层，如郑孝胥在南京致函汪康年称“梁君下笔，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慨”[17]；张之洞幕僚叶瀚致函称梁氏在报纸“大才抒张”[18]，为不可多得的办报天才；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日后国学大师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更是大夸梁启超为“旷世奇才”[19]。由于《时务报》被各地报纸奉为典范，随后“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20]。梁启超半文半白、富有情感的风格与《时务报》出版形式，“成为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刊的一般面目”[21]。

与《时务报》走出的其他报人不同，梁启超的影响力此后持续而广泛，这得益于他在日本连续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此外梁还是《时报》《国风报》等国内报刊的幕后参与者，一些报刊相当程度上由其遥控。就甲午之后的晚清中国而言，梁氏舆论巨子地位为各界公认，他对自己的报人角色，也有明确而积极的体认。就“自我同一性”[22]的身份感来说，梁启超在“众多的人格”面相中，呈现给外界比较稳定的身份形象正是操控舆论的报人，其报刊职业意识和认同均十分突出，对报界梁启超常以“同仁”“同业”称之（如《敬告我同业诸君》等），并多次以“业”“报馆生涯”来描述自己的报刊活动，如“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23]。辛亥革命之后，他仍一度试图重操旧业，并视之为“职业”：“鄙人此次归来，仍思重理旧业。人情于其所习熟之职业。固有所不能舍耶！”[24]

这很大程度上来自梁启超对报刊社会角色、功用的深刻理解。在他对人生经历的一次总结中，描述自己与国家发生关系，自经营报纸始。

戊戌至辛亥，梁启超报刊生涯大体没有中断。虽有组党参政等经历，作为报人的梁启超仍是最为突出的形象，亦是其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参与的核心。如果说早期如魏源这样的人物，影响力乃是通过友人和同僚网络，梁启超则是通过公共传播媒介传播开来。[25]李泽厚认为，从一开始梁启超活动的特点就主要是在宣传，他的历史地位在于宣传方面。梁启超对凭借报刊言论获得社会地位颇有体认，而现实给他的选择本也不多。日本流亡期间，他自况“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喋，无补时艰。平旦自思，只有惭悚。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26]。

近代中国人物之中，梁启超对报刊、舆论的认识深刻而系统，远超同侪，可谓中国新闻思想早期集大成者。从1896年《时务报》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开始，到此后“耳目喉舌”、报刊两大天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以及“第四种族”说，很多见解颇具开创之功，领时代之先。办报理念上的敏锐和理论建构，可见他对报人角色和职业规范的探索。

梁将报刊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试图发挥新式媒体的重要作用。那么他如何将现代国家的搭建与报刊联系起来？在此过程中，他又能发挥怎样的“报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