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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政治与脱轨（第1页）

三、语言政治与“脱轨”

（一）报刊为国家而非政府

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强调“国家不是必要的恶，而是必要的善”[49]。得此启蒙的梁启超以国家富强为政治行动落脚点。流亡之前的言辞虽不无激烈之处，总体上可视为体制内建言，以君上为最终裁量者，所谓“上循不非大夫之义，下附庶人市谏之条；私怀救火弗趋之愚，迫为大声疾呼之举；见知见罪，悉凭当途”[50]。这种言论带有顾炎武式的传统士人责任自觉。

不过梁启超自始至终贯穿着批判气质，辛亥前夕甚至公然号召民众“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良政府”[51]。这一切寄托着他改造国家的理想。

首先，报刊塑造国民的启蒙，对传统政治构成无法避免的“超越”。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下的国家主义，已将国家视为单独的公共实体，超越或否认传统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私法关系。梁启超摄取国家主义的诉求虽更多落于实现有机体秩序和谐，却须承认“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52]。梁将君臣、父子视为旧伦理，将社会、国家伦理视为新伦理，前者属私人对私人，后者则是私人对团体。“私相授受”的家天下一直遭梁启超强烈批判，他苦心孤诣塑造的“新民”也绝非专制王权统治下的臣民。

梁先后提出三种国家起源。戊戌维新期间的“合群”说；流亡日本之初的“种族国家”说和“家族国家”说；卢梭民约论的“合意结约”说。共同点是以西方政治思想而非中国古典王权来解释国家起源。[53]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强调各有机体组织部分的活跃和自主性，着力政治参与的扩大。伯氏理论之所以在德国兴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显示各阶层利益进而有利于统一国家的达成。

其次，由于梁氏“国家主义”将国家置于政府、人民之上，国家与朝廷相分离，报刊启蒙不能不溢出传统政治轨道。

在梁启超看来，国家有超越政府之上的“国家人格”：“盖政府、人民之上，别有所谓人格之国家者”[54]，“国家握触一最高之主权，而政府、人民皆生息于其下者也”[55]。因此政府与人民皆为构成国家的要件，政府不为人民所有，而“人民为政府所有也，尤不可”[56]。统治者与国家的分离，为近代国家与传统形态国家的重要区别之一。梁认识到中国旧制度“君主与政府，实一体而不可分”[57]，他心目中的现代国家并非等同于“朝廷”。且认为“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恰是中国发展一大障碍，因此梁启超宣扬的国家思想，重要一条是“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他曾如此论证一个“朝廷”的合法性：如为正式成立，那么爱朝廷即爱国家；如果“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58]。他将国家比作公司和村市，朝廷为公司之事务所和村市之会馆，“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而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则被梁批之为“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59]。

由此所谓报馆为国家之耳目喉舌，显然并非政府或朝廷。更进一步，既然政府处于“国家”之下，那么报刊为国家服务，则与政府潜伏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张力在一定历史契机下，随时可以爆发冲突。因此梁启超式的报刊启蒙，本身已抽离现政权，批判虽以国家诉求为归依，却未必与现政府利益一致。他的“国家”与清政府事实上时常游离，作为一个被通缉的不同政见者，逃离中国时梁启超身负罪名之一，正是保中国而不保大清，官方对康梁保国会的这种指责，并非没有道理。既然服务国家而非政府，报刊对政府的态度就自然成为忠告、监督和指导。而“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的报馆，“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60]，甚至梁将报刊视于政府之上，可对后者展开“指导”，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61]

虽无意推翻现政府，梁启超却并不否定革命和政权更换理论上的正当性。因为，“恶政府之生命与国家之生命，实相克而不并立”[62]。为了达此目的，当国会请愿运动一再受挫时，失望的梁启超转而号召推翻“恶政府”。

（二）梁启超如何理解政治抗争

1。政治上的“对抗力”

1903年后，梁不再支持一度动心的暴力革命，却没有放弃批判甚至鼓励言论“抗议”。对他而言，这恰是一种维持国家稳定的张力所在，他将之描述为“对抗力”或“反动力”。借鉴欧洲人的历史经验，梁认为这些力量“无他”，正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63]。

解释这种对抗力如何形成，梁启超描绘了一种现代政治生活图景：“惟服从一己所信之真理，而不肯服从强者之指命。威不可得而劫也，利不可得而诱也。既以此自励而复以号召其朋，朋聚朋则力，弸于中而申于外。遇有拂我所信者，则起而与之抗。则所谓政治上之对抗力，厥形具矣。”[64]当然，这种“复以号召其朋”的方式，对客居日本的梁启超来说，主要是通过报刊发表不同政见。

深谙社会心理的梁启超，希望非暴力“抗议”成为社会不满的纾解渠道，将抗争“体制化”，从而避免走向暴力革命。即使对革命派，梁认为如果政府行为得当也可促其改变：“现在之革命党，且将日趋于平和，或产生秩序的人物以为国家之用。”[65]而政治上的对抗是消除革命的一种有效方式：“凡国民无政治上之对抗力或不能明对抗力之作用者，其国必多革命……各方面对抗力销蚀既尽之后，全国政治力量成为绝对的，其结果必为专制，而专制崛起之结果，必为革命。”[66]

到了辛亥之后的1913年，梁启超开始参与组党参与政治，此时中国有了合法政党政治，他转而将两党政治视为“维持政治对抗力之最佳途径”。

2。自由、权利的“抗争”路径

近代中国对“自由”的理解却并非肤浅，严复已经把中国与西方学术政教最根本的区别归之为“自由与不自由异耳”[67]。不过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并非是社会内部市民阶层经济上发展与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产物，而是对传统专制权威以集体与天下的名义对个人的压抑所产生的反向运动”[68]。颇受西方新闻自由观念影响的梁启超，不仅将“自由”推至现代文明之源，且把言论出版自由推崇为现代文明根源：“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想象皆其子孙也。”[69]他将报刊作为一种抗议力量介入社会，为自己的报刊活动找到正当性，并将矛头指向专制政治。就此而言，梁启超和欧洲早期自由主义者十分神似，因为“自由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批判出现的”，首要的攻击点之一就是专制统治。[70]

梁的论说带有民主观念下的“与以口舌，即与以言论之权”。虽不参与暴力行动，但日益显露现代政治“公民不服从”的抗议色彩。从他对“新民”如何争取自身权利的解释中，可以感到这种抗议并非一种个人愤怒，而是将之视为现代国民应有的权利意识和手段。对梁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只有经过抗争的权利才可真正成为权利，“权利者，常受外界之侵害而无已时者也，故亦必常出内力之抵抗而无已时，然后权利始成立”[71]。

欧美历史给梁启超如下启示，他称那些立宪、废奴、劳力自由和信教自由，“何一不自血风肉雨中熏浴于而来”，只有经过艰苦抗争而来的权利，才“永不可复失”[72]。因此梁多次提到的“抗战者”“抵抗暴力”以及“对抗力”“反动力”，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抗争。

人们注意到，《新民丛报》是最早采用“社会”概念的报刊之一，这“似乎可以反映‘民间社会’的概念在中国与中文世界中萌芽”[73]。梁启超已将“社会”立于国家与家庭之中（如将西方伦理分为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等）。他“虽然肯定追求基本的道德社会，然而却已完全放弃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在手段上，他不再以圣人作为中心枢纽，而以国民全体作为手段的诉求对象”[74]。由此，言论抗议的立足点已从体制之内转向社会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