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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位的构建（第1页）

四、地位的构建

（一）王韬影响力的扩散

在中国官员和知识精英群体内广有影响的广学会，1895年以《何为当今中国变法当务之急》为题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征文，王韬获邀任评委主任。当他1884年获得朝廷宽恕回到上海，昔日默默无闻狼狈外逃的秀才，此时已闻名于京、沪官员与士绅群体。

早在1879年春，更加接近权力中心的郑观应撰写《易言》，求序于王韬。后者此时的社会地位，得益于报刊言论传播。较之此后的舆论家，王韬的读者规模尚小，因此甚至被认为是所谓边缘人士。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始，一般将梁启超作为报人脱离低下地位之始。报人们似乎也更愿意将自己行业的现代创始人追溯到《时务报》群体。不能不说这低估了王韬的实际影响。

首先，王韬的言论对知识精英影响不可谓小，虽没有深入全国，却多扩散于精英圈，即使是“影响力仅及于维新人士”[30]，对实际政治却不能不发挥相当影响（这种影响经常是间接的）。尽管与权力中枢的距离，王韬比不上此后《时务报》等精英报人群体，但本土报人自身地位的建构却需追溯到此。事实上，他是中国第一个凭借办报而获得社会尊重的本土人士。

王韬对报人“权力”的塑造有所预期，而非懵然不知，他将《泰晤士报》在英国的地位夸张为“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31]，认为西方报馆的主笔为“绝伦超群者”，并煞有介事地描述了主笔与宰臣闭门密议决定国家大事的场景，固然属于美好想象，不过当将这种情景付诸笔端、刊于报端，则别有一番期待之意。可以说王韬以实际行动参与了早期报人形象的再造，并努力将之传播向社会。这种形象来自西方特别是主要来自英国，自有微妙的社会心理基础：两次鸦片战争打败中国的英国，当然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佳对象，也更容易与“先进”“文明”联系起来。除了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知识精英也常以《泰晤士报》为例，描述和传播报馆、报人的重要价值、地位。

其次，内地更加主流报刊的转载，使王韬的言论得以后续传播，不断扩散，进入官员、士绅视野。目前已知，仅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申报》就转载了近百篇。[32]对中国政治精英影响最大的《万国公报》，也多次转载《循环日报》。这一后续传播在《循环日报》创办不久的19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如《日本改读西字书（选循环日报）》[33]《开矿议（选香港循环日报）》[34]《训兵要论（选香港循环日报）》[35]《论官宜与民相亲（选录香港循环日报）》[36]《论中国应速造铁路（录香港循环日报）》[37]等。此外在外交问题、人才改革等方面也多有文章被转载。[38]《循环日报》的言论（很多为王韬撰写），以及其中的政见，传播范围远在香港之外。

据《循环日报》公布，该报在中国各地和海外拥有众多代理人，其中包括汕头、宁波、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天津、广州、佛山，以及澳门、厦门、福州等，而海外的日本（京都、横滨、长崎、神户）及安南、新加坡、旧金山、新金山、雪梨埠（悉尼）、庇鲁埠等地，则由招商局等代理。沿海地区和早期对西方开放的城市，颇有阅读人群基础，而早期中文报刊极度缺乏，知夷情、洋务等获取新知的需求却与日俱增，因此《循环日报》的实际读者规模应比想象中大不少。此前，19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遐迩贯珍》，虽维持不到数年，理雅各在1856年第5号（停刊号）中不无自豪地说：“自刊行以来，将及三载，每月刊刷三千本，远行各省，故上自督抚，以及文武员弁，下递工商士庶，靡不乐于披览。”[39]此言虽可存疑，不过可见香港报刊的影响力较早已经过各种方式进入内地。经过自身传播和主流报刊的转载、扩散，王韬已不再可能默默无闻，在精英人群中颇具文名，地位非昔日一个译者可比。

最后，从文本上看，由于王韬史无前例地创造了一种新的新闻纸文本，不仅使《循环日报》更加接近现代新闻报刊，也更适合快速阅读和传播。

王韬的政论文一般固定在1000至1200字之间，篇幅适应现代报刊固定版面及字数限制，体现了“现代性所特有的一体化要求”，也“应和现代读者生活的快节奏，以及满足他们对新闻的日常消费需求”[40]。据相关统计，《循环日报》版页实际总字数约3000字，第二版总字数约为4850字，第三版实际总字数约为3600～4500字。[41]这决定了其文本短小精悍，与中国传统言论文章大不相同，后者没有篇幅限制，常以冗长著称。王韬的报刊政论文字，呈现出一种“现代政论散文形式”，被认为“是中国古典论辩性散文的现代演化的结果”[42]。

除了字数相对固定和短小，王氏言论较少使用典故，相对浅白。表述中同时加入不少近代新词如民主、公司等，更有不少强调当下和拉近读者“接近感”的表述，如“今日我国”，“近十年以来”等，符合现代报刊传播，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新闻传播语态，而非传统文学形态。如此变化除了反映报人头脑中的西化影响，也与他个人喜好不无关系。王韬自幼受其母朱氏启蒙，四五岁时常听到非正统儒家典籍的“古人节烈事”，“八九岁即通说部”，后来则喜搜集志怪小说和野史，创作过几种类型不同的小说。喜好游山玩水、嗜酒成瘾的王韬经常以**不羁示人，文风不喜羁縻，多近白话，也在情理之中。《循环日报》的言论文体从典籍书写的角度看显得浅白，但却更符合近代报刊，后者需要争取更多受众。新式日报的出版周期和版面物理空间，让长篇大论无法展开，新的新闻书写因此迎合了大众传媒的潮流。

当传播史学家回顾历史，发现18世纪欧洲一些报刊“发现了一种新的散文手法，以适应印刷词语的形态。这是一种语气平和的手法，通篇都保持一种调子和态度与读者说话”[43]。在中国，稍后的梁启超经由《时务报》开始的新文体，一纸风行，正在于适合新式报刊受众。人们普遍注意到了这种文风的世变，不过“时务体”并非截断历史的横空出世，王韬的言论具有相当的开创性，较之古代已呈面貌一新。所不同者，梁启超较之王韬，思想、才情更佳，笔下文章，理性之外更富感情。

报人王韬较之秀才王韬，已非默默无闻，这一点也为时人所察。盛宣怀之父盛康曾将王韬和长期任《万国公报》主笔的沈毓桂二人并列推崇，称“我交连史往还频，赞臾文章共绝伦，欲为中西通学术，苍茫滚海两奇人”[44]。格致书院对王韬的青睐，可见其声望日大，和他一起被这个书院延请的对象，还包括李鸿章、曾国荃等官方要人。

（二）媒体批判的流露

言论规模和传播范围之外，王韬从边缘的崛起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于“批评话语”上，“上书”建言，以获听于朝廷为目标，但民间报人身份和香港的自由空间，使得王韬的言论异于体制内议论。报人的批判气质由报刊的体制外民间立场决定，只要拥有法律上的言论自由空间，一定会得以激发。

《循环日报》之前，任职于《中外新闻七日报》[45]的陈霭廷就赌馆征税等事件，对香港当局多有批判。较之陈霭廷，王韬政论在文体、频率和对时局的把握判断更有经验，批评更加有力。他由此督促政府“开诚布公”，使民间“成得预闻”。

虽然不无保守，王韬的批评还是很快超越器用，直抵“政治”层面。到达香港不久，他感叹“香港蕞尔一岛耳，固中国海滨之弃地也。丛莽恶石，盗所薮，兽所窟”，割让英国之后居然“数年间遂成市落。设官置吏，百事共举，彬彬然称治焉”，香港的繁荣也是“商出其市，贾安其境，财力之盛，几甲粤东”。由此，王韬不得不承认或者说反思变化背后的政治原因：“地之盛衰何常，在人为之耳。故观其地之兴，即知其政治之善。”[46]

对西方民主的考察与理解，王韬远不及日后的严复、梁启超等人，不过却是最早呼吁变法和引进西方议会制度的知识人之一。他的政治改革“建议”，对体制内精英而言，无疑大胆而带有冒犯色彩。《循环日报》上的文章，性质上注定无法变为赞美，因为那将失去其独特意义甚至生存价值。况且《循环日报》馆主政治上多年失意，郁积颇多，感时忧国，也难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歌颂者。正是这种相对自由大胆的表达、批评，才使王韬的言论针砭时弊、易被传播和重视。那些开明官员无法在体制内直接表达的政治意图，外逃者王韬却可以在香港完成，他的学识和眼界，确保了言论的参考价值与收激发反思之功效。

比较起来，早期内地的报刊内容主要有如下几大类：谕旨、章奏、宫门抄、辕门抄等政府信息，艳情及诗词唱等，以及商家市价、戏馆剧目、轮船行期等商业信息。至于言论，要么“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锋”，“或扬颂权贵，为曳裾之阶梯；或指斥豪富，作苞苴之左券”[47]。原因在梁启超看来，是那些报纸主笔以省事为要诀，而“国家大政事大计划，绝不敢形诸笔墨”，其论说“非‘西学源出中国考’则‘中国宜亟图富强论’也，展转抄袭，读之惟恐卧”[48]。早期上海报人群体，很多人喜填竹枝词，笔名充满脂粉气或调侃味。1872—1881年，《申报》即发表了超过2000首竹枝词。[49]比较起来，王韬的文字则主要为反思。无论源于性格还是经历，这一点至为关键。柯文分析王韬文字的批判精神，认为那是一种典型的报人气质：“除了喜欢冒险和对所有人和一切主题都感兴趣外，还具有报业人员的典型素质——既有理想主义又有怀疑主义。”[50]

不过，王韬的批评仍主要为建言诉求，这让他的言论散发着一种“忠诚地反对”气质。此后西方政治观念的导入，以及清政府的进一步衰败，让这种建言的不合时宜日益明显。“当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在知识分子眼中越来越弱化甚至消失时，报刊的政论就倾向批判而不是建言。”[51]王韬的办报活动处于清王朝的自强努力期，此时国家一度有了所谓“中兴”气象，对这个政权和文化精英的毁灭性打击尚没到来，政府权威没有遭到根本动摇。王韬的纸上言论，夹杂着恳求和不满，但批判并非主流面貌，从流亡到1884年得到官方宽恕，他的主要面貌非抗议者。返回内地后，王韬很快投入实际的“自强”顾问角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