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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第1页）

六、余论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章炳麟正在自己的讲习班上课，数年前开办的“国学讲习会”在《民报》查封后成为他的新舞台，由于对国内革命形势了解不多，直到上海独立，章炳麟才感到这并非是一次黄花岗那样的武装暴动，当11月15日抵达上海，他再次得到英雄般欢迎，一如他离开时。

不过他很快再次与主流革命派发生冲突，要害在于他四处传播那个著名论调：“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反对“以党见破坏大局”[113]。这句他对谭人凤所描述的“后革命”原则，并不符合孙中山阵营的诉求，而更多受到昔日立宪派士绅的欢迎。对章炳麟来说，这其实并非新奇之谈，他所主导的光复会，宗旨正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作为一个长期流亡的异议者，章没有在直接的革命行动中起到多大作用。相反，他始终给人以游离革命阵营之外的感觉，被称为“以宗派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待孙中山，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失误”[114]。

如果人们承认“章炳麟不失为当时革命派中的杰出人物”[115]，那么从《时务报》到《苏报》以及《民报》，这位革命家的主要角色当然是鼓吹者、宣传者。以他对传媒的了解和古奥的写作文本来看，本不大适合做一个“报人”。辛亥之后，除了短暂的《大共和日报》外，章炳麟基本与报界疏离，重返书斋。

报刊对章炳麟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显然更多的只是工具，这种价值并不体现在一般报人对新式报刊沟通上下、监督政府的期待上，也缺乏旧士人转为新报人的职业理想。对他而言，报纸是一种宣传平台，所要传播的不仅是政治口号，更是故国与国粹的救亡之念，后者无法在现有“异族统治”下实现，因此推翻政府成为必须。“排满”宣传与革命鼓吹，乃是“光复”故国的一种行动。

与晚清大量使用西方“理念”的反对者不同，章炳麟更多使用“旧物”，由此建构作为反抗手段的革命舆论，报人角色正是试图由此唤醒文化上的“排满”情绪，形成体制外的思想瓦解力，后者最为突出的是民族主义，尽管经过几多变异，它始终是其思想主脉之一，这既是革命的武器，也是保护国粹的动力。在章炳麟的精神世界里，儒家虽然延续传统文化，不过只能作为国粹中的一部分，他的民族主义需要整个“国粹”作为依托，而非圣人和传统君主。这令章炳麟对“异族统治”政权多了一层轻慢，使自己的“反叛”行为在文化上获得解释。

诉求不尽相同，但文化保守主义系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精英的一个重要思想特征。[116]就文化特性而言，民族文化优越感本为常理，毕竟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各种传统文化的创造者、解释人和传承者，只有“在传统的知识传播者、接受者和发展者那里，一种传统才可能被理解得最为准确”[117]。因此知识分子普遍倾向于传统文化，也天然具有文化自觉意识，这就是章炳麟所谓的“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余之罪也”[118]。

虽然晚年主张读经，但章与真正保守人士不同，他“从未将读经视作维护封建传统的灵符，而是视作继承国性的历史”[119]。1922年，章炳麟在上海讲授国学，称“六经皆史也，这句话详细考察起来，实在不错”[120]；1935年，他称“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121]。章炳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顽固守旧者，而是在部分认可外来文明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基本价值是走向世界化与现代化，而不是与现代化对立，这是它与传统的原教旨式的保守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122]。

这位热衷国粹的学者走上政治抗争道路，虽有自身遭遇的成因（屡遭通缉），却也相当典型。从南社到国粹学派，晚清一批知识精英走向革命，正为传统文化危机所激发。他们所建构的革命思想如民族主义，对统治权威形成挑战话语。几乎没有参加暴力行动的革命者章炳麟，突出价值正在于理论家和宣传家角色。与一般报刊传播不同，他所做的是一种深层思想动员，在“革命先革心”的观念之下，宣传、思想改造显得尤其重要。此外，民族主义本身倾向于诉诸情感而非理性，强调共同情感或经历，因此更加依赖情感结合。这给了报刊言论更大力量。通过回忆“异族统治”历史，结合当下的屈辱，章炳麟的鼓吹，有力提升了反政府力量的行动正当性。

传统士人的狂狷气质，令章炳麟的政治抗争一直带有个人主义色彩。对他来说，“由于清朝是当前的压迫者，是对每个个人的自由之障碍，所以排满民族主义同时也是每个个人的自由之要求”[123]。他不否认自己的书生革命面貌，曾如此评价自己：“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124]

必须承认，章炳麟的报刊书写，本质上是个人式的。较之其他报人，他的言论文风古奥而不利于传播，内容驳杂而带有明显个人偏好，革命论调经常游离于主流和带有书卷理想。辛亥革命后，呼吁“革命党消”的背后，是章炳麟一直对革命组织所持的怀疑，此前他发表《诛政党》一文，批评朋党政治，暗示他难以相信革命党转为合格的现代政党。他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应该如此理解：用更加专业的执政党来取代暴力行动的革命党。为此，章炳麟亲自上阵，打算践行共和之下的政党政治。1912年3月1日，他以“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身份，宣布与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建统一党。但是统一党所谓“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不久便如同一纸空言，理想的共和政治看起来遥遥无期。

更为糟糕的是，面对“国故”和传统开刀的新文化运动不久蔚然成风，章炳麟所面对的是一个四处打碎传统的新世界，他在思想和政界一度享有的荣光，看起来一去不返，而他念念不忘的中国文化传统，也很快风光不再，面目全非。

[1]浙江余杭人，号太炎，字枚叔。

[2]在梁启超请假回广东省亲并于1896年11月来信希望帮助促成《广时务报》时（在澳门创办），汪康年不仅把《广时务报公启》刊发在《时务报》第十五册上，且注明该报将由梁启超“遥领”，并按梁的要求称这个报纸对于近事，将言《时务报》所不敢言，几位《时务报》重要人物如吴樵、吴德潇、邹代钧都对此表示反对。吴樵认为《广时务报》“断不宜与《时务报》相连，惟其能言《时务报》所不能言，尤不可如此”。邹代钧则更加严重，认为梁启超如留在澳门担任主笔则是“大有阴谋”。（分别见《吴樵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523页；《邹代钧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703页）

[3]《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6页。

[4]章炳麟强调“以教卫民，以民卫国”，“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换革命”。（参见《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3页）

[5]该报也是20世纪上半叶岛内发行量最大、持续最久的报纸，直到1944年3月31日才告停刊。这一年的5月6日，将《台湾新报》和《台湾日报》两家报纸合并而成《台湾日日新报》。

[6]参见陈永忠：《革命哲人——章太炎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7]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32页。

[8]章炳麟曾被选为“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在这个政治组织改名为进步党后，他和张謇等人为理事。

[9]傅乐诗：《独行孤见的哲人——章太炎之内在世界》，《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110页。

[10]自1409年莱比锡大学召开的一个关于波西米亚的辩论会提出“民族主义”以来，这个概念据考察定义多达200多种，甚至被认为有多少国家和文化，就有多少民族主义。

[11]翁贺凯：《民族主义、民族建国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12]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13]《民主革命论》，《余英时文集》第六卷，2006年，第284页。

[1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3页。

[15]“支持古典国家运行的基本文化价值具有比政治利益和权力掌控更为重要的国家内聚功用。古典国家建制主要依靠文化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着。在这个角度讲，作为古典中国国家活动主体的汉民族也就主要地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民族。如果将文化民族规定为古典国家基于文化价值认同形成的社会集群。而政治民族就可以被规定为通过国家建构形成的社会——政治集群。就此而言，文化民族支持的是古典国家。政治民族支持的是现代国家。前者的运作主要体现为一种惯性机制。后者的运作则主要体现为一种约定的状态。”（参见任剑涛：《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政党—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学海》，2010年第4期）

[16]作为福建总督的汉族官员范承谟，死于三藩之乱后，在狱中大书田横和苏武之名，诵读屈原的《离骚》。死后李渔称“盖先生之臣节，求之千古上下，惟天祥一人，足以媲美”。无论范还是李，将效忠清政权与中国古代反抗“异族”的人物相提并论，显示其已被转换为儒家正统伦理下的忠君思想。（参见〔美〕魏斐德著，陈苏镇、薄小莹译：《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20～722页）

[17]“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金铁主义说》，《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3～374页）

[18]《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康有为政论集》，第340页。

[19]《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梁启超全集》，第459页。

[20]“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1069页）

[21]梁启超在《新民丛报》1902年的《建设民族国家》一文中认为，欲救中国，必须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