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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舆论政治的精英理想（第1页）

四、舆论政治的精英理想

国会请愿运动的连续受挫，令立宪派人士陷入失望，此时梁启超的文章亦有明显转向。他不无绝望地说：“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有不劳吾民之枝枝节节以用其力者矣。”[101]在1910年、1911年的两年里，不再独自冲锋上阵的梁启超，多作为报纸撰稿人和幕后精神领袖出现，在立宪政治的道路上和革命行动赛跑。

在请愿行动进入**的两年里，梁启超共发表87篇文章，其中专题谈及宪政的达30多篇，约占13。1911年，他发表了21篇文章，关于宪政7篇，这比1910年少了很多，那一年他发表的66篇文章里22篇关于宪政。[102]梁启超的主要阵地是《国风报》和《国民日报》。前者停刊于1911年6月，虽然最高发行量只有3000份，不过这个数字如果以读者质量看，已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该报在官方士大夫阶层里也颇得人气。在北京，官员恽毓鼎甚至经常拿这个“流亡分子”发表在报上的文章来教育子女。

利用报纸推动政治改革，当然是梁氏重要诉求。立宪政治开启后，他对舆论与政治的互动，有更为深刻的洞察。

作为事实上的立宪派精神领袖，梁启超认为舆论是立宪政治的精髓，甚至立宪政治可称之为舆论政治。这一“原则”此时在表面上也为官方认可，在1906年9月1日颁布的“预备仿行宪政”谕旨中，出现所谓“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梁启超的舆论政治观念并非针对这个官方指导文件，毋宁说后者为舆论界鼓吹的立宪观念与压力所推动。立宪政治的展开，此时舆论机构一般被指为“议会”与“报刊”。[103]梁启超不仅将报刊作为健全舆论的机构，并且几乎将报刊“政论”与舆论等同。日后梁回忆说，“吾以二十年来几度之阅历，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欲应用健全之政论”[104]。

与体制内“议会”不同，报刊参与者多立于“社会”，他们对“庶政”的讨论居于体制之外。立宪政治框架之下，这些民间不同意见不仅有了更强的正当性，且大有凭借舆论平行甚至凌驾政府之上的姿态。舆论精英经常无法保持昔日“悉听尊便”的态度，而是在意见没有获得积极回应后转向抗议和实际行动，所凭借的后援之一即是所谓“舆论”。1911年8月24日，当一万名四川民众在成都发起保路运动的聚会时，正从日本返川的吴玉章看到，“路过永川时，我看见满街都挂着黄布，到处都扎起‘皇位台’。台上供着光绪帝的牌位，两旁写着一副对联：一边是‘铁路准其民有’，一边是‘庶政归诸舆论’”[105]，以此作为抗争根据。

舆论和政治如何互动，梁启超持一种精英舆论观。他坦率地称“报馆以个人之力而政治往往托命焉”，“以一二人之意见言论生出政治上之大变动”[106]。精英在这个历史时期，应作为“舆论之母”，各界通过报刊“得所指导”而获得进步，被指导的对象不仅包括民众，也包括政府。对报刊舆论与政府关系的这种新界定，与传统君臣角色相去甚远。1901年，帕累托以意大利文刊发了著名的《精英的流动》，一年后用法文出版了另外一部著作，阐述少数精英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张朋园认为，梁启超可能在1903年美国游历或回日本后，从日本报道或书评中获悉了上述精英主义观念。[107]无论如何，1905年后梁启超显示了更为明显的精英主义，在这一年的《论私德》和《论政治能力》中，他一方面称“自古移风易俗之事，其目的在多数人，其主动在少数人”，另一方面则指出中国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革新运动（政治改革、教育改革等）都是“他们这一代儒家思想的信奉者所推动”[108]。

此前发表于1902年的《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109]，梁启超以赫胥黎所论格兰斯为例，描述精英与舆论的关系，从开始的舆论之敌到舆论之母和最后的舆论之仆。但这一过程需与不同时代相匹配，分别对应着“破坏时代”“过渡时代”和一个“成立时代”。由于梁启超将自己所处的晚清中国描述为“过渡时代”（“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此历史时期的特点是既有那些“老朽者流，死守故垒”的过渡之敌，也有青年者“为过渡之先锋”[110]，因此在这个英雄、时事互相造就的时代，梁启超借用格兰斯描述了自己的角色，那就是“非舆论之仆，而舆论之母也”。

梁氏舆论观念中的精英主义，与日本人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大有关系，颇受其影响，很多观念可发现渊源。如他援引松本君平所著《新闻学》一书，称报馆如预言家、立法家、哲学家和救世主等[111]，并对这种现代传播手段给予乐观期待。松本君平的精英新闻思想，表现为赞成报刊威力，却否认多数人为意见标准。[112]与此相似，梁启超认为“必有少数优异名贵之辈，常为多数国民所敬仰所矜式，然后其言足以为重于天下，而有力之舆论出焉”[113]。在《国风报叙例》中，梁否认舆论为多数人意见，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舆论形成于那些“正当之事理而适于时势”。

上述新闻理念与政治理念一脉相通，梁启超认为民智未开，“新民”需要启蒙和塑造。他的国家主义因此提倡明确政府与人民的权限。反对政府权力过大的同时，反对放纵人民的权力，担心前者可能导致专制，而后者可能导致极端无政府混乱，并对民意一直持有怀疑：“公民全体之意见，既终不可齐，终不可睹，是主权终无著也。”认为“公意”无定，“众民之意向，变动靡常”[114]。反对将民意或公意神圣化，梁称即使革命之后，“自由意志之真多数”也并不可得。

较之时人，梁启超对舆论可谓冷静，不健全的政论在他看来对政治与社会皆有坏影响。[115]近代中国，梁启超是最早对多数人暴政和民粹主义表示担忧的人士之一，虽然此时这只是一种隐约感受。此后，这种担忧随着历史演进日益得到知识精英关注，如日后章士钊对法国革命者“民王”之害[116]，以及张东荪明确提出的“庸众政治”等。

梁启超的精英办报理念，并非简单反对大众，而是一种审慎和渐进的民主态度，即精英报人应该引导舆论，利于国家：“其造舆论也，非有所私利也，为国民而已。苟非以此心为鹄，则舆论必不能造成。”而舆论之母之所以成立，在于“母之真爱其子也，恒愿以身为子之仆”[117]。不过一旦越过过渡时代，舆论精英则需从“舆论之母”变为“舆论之仆”。

为了达成健全舆论，梁启超给出了一个报人的专业思考，如著名的办报“五本”与“八德”[118]。这是他的一种自我要求，或心中理想报人形象，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如同他笔下那些豪杰所需具备的大勇、大智和大仁一样[119]，几乎无人可以企及。这是梁启超身上抹之不去的精英主义，承继着一种儒家精神，即对责任与修为的积极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