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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百年时段中的文学理论学科历史书写及其学科反思（第2页）

[14]有学人用“私人空间的焦虑”来评论1949年以来尤其是1956年以来的文艺运动，这的确非常有见地。例如，柏定国就写道：“毛泽东在二十年间曾经不懈地发起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实施‘和平演变’策略的根源。这可以看作‘毛式焦虑’的一种具体表现，是一种政治无意识状态中对私人空间的焦虑。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前提经验，正是因为长期的战争造就的、少有私人自足空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经验。”参见柏定国：《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论（1956—1976）》，20～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5]陶东风、和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6]人们常常因此情愿远离政治，因为政治的形象已然败坏了，可以用这样的语词来修饰，即敏感的，恐怖的，黑暗的，潜规则的，丑陋的，肮脏的，钩心斗角的，权力斗争的，谋取私利的，等等。陶东风对政治污名化现象进行过论述。他强调，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黑暗专制政治的作祟，更由于“**”造成的负面效应，在中国，“政治”被污名化，成为一个被极大败坏了的概念，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政治就是权力斗争，就是阴谋诡计、以权谋私，等等。参见陶东风：《阿伦特与当代中国问题》，载《学术界》，2015（8）。

[17]钱中文：《曲折与巨变——百年文学理论回顾》，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6）。

[18]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60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9]孟繁华：《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20]陶东风、和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1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1]需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公共领域的出现和存在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包括陶东风在内的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可参见赵勇《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中国当代文学公共领域的反思》（《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陶东风《论文化批评的公共性》（《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陶东风《从两种世俗化视角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2期）等。

[22]对此，可参见陶东风的《还“政治”以应有的尊严》（《新京报》2013年6月8日）、《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和《阿伦特与当代中国问题》（《学术界》2015第8期）。

[23]参见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载《文艺争鸣》，2008（1）。

[24]可参见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著作。

[25][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245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6]进行百年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有如下文献。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载《文学评论》，1998（5）（该文完整版见王元骧：《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246～294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钱中文：《曲折与巨变——百年文学理论回顾》，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6）；童庆炳、陈雪虎：《百年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之省思》，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吴兴明：《现代性：检视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一种思路》，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谢冕：《百年中国文论述略》，载《东南学术》，2000（1）；陈辽：《百年中国文论的回顾与前瞻》，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2）；代迅：《百年回眸：世界文论格局中的中国文论抉择》，见王杰：《东方丛刊》第3辑，28～4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冯宪光：《寻找百年中国文论的学术视点》，见王杰：《东方丛刊》第8辑，桂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夏中义：《“百年中国文论史案”研究论纲》，载《文艺理论研究》，2005（6）；李衍柱：《百年中华崛起与文艺学范式转换》，载《百家评论》，2013（1）；董学文：《中国百年文学理论嬗变的反思》，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3）；董学文：《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思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陈传才：《文艺学百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赖大仁：《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发展》，载《学习与探索》，2001（5）；谭好哲、任传霞、韩书堂：《现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杨春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论》，济南，齐鲁书社，2007；吴炫：《文与道：百年中国文论的流变及问题》，载《文艺争鸣》，2011（1）；方克强：《百年中国文论研究的观念性缺失》，载《文艺理论研究》，2008（2）；王一川：《百年中国现代文论的反思与建构》，载《文艺理论研究》，2013（1）；洪永稳：《迷途与通途——对百年中国文论建设历史与现状的反思》，载《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刘阳军：《“强制阐释”现象及其批判——兼反思百年中国文论现代化道路》，载《文艺评论》，2016（5）。此外，学界还举办了相关学术会议。1996年1月22—26日，学界在广东湛江市、海南海口市两地联合主办召开了“20世纪文艺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参见陶原珂：《跨越世纪的思考——“20世纪文艺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学术研究》，1996（5）。1997年9月14—19日，学界召开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学术研讨会。参见孙先科：《百年文学研究的学术性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州学刊》，1997（6）。2012年11月10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办了“百年文学理论学术路径的反思”学术研讨会。参见袁晶：《“百年文学理论学术路径的反思”学术研讨会综述》，见童庆炳：《文化与诗学》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014年10月17—19日，学界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百年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中国话语”学术研讨会。参见于阿丽：《反思与展望：如何建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百年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中国话语”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艺理论研究》，2015（3）。

[27]该书200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二版。

[28]全书绪论又以《文艺学百年》为题收录在其《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还曾以《从现代文艺学建设谈到百年学术史研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对中国20世纪文论和美学的回顾与反思》（《南都学坛》2005年第1期）、《反思百年文论——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6期）等为题非连续地刊发。2013年，这部分内容又被其纳入《从“诗文评”到“文艺学”——中国三千年诗学文论发展历程的别样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第七章中，但有增删。鉴于引用的方便，这里主要以《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所收录的完整版本为参考。

[29]1981年，赵一凡去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1986年，王逢振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做博士后；1988年，王一川去英国牛津大学做博士后；1990年，王宁去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做博士后。参见胡疆锋：《西风东渐30年——西方文论与新时期中国文论建设》，载《当代文坛》，2008（3）。

[30]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24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31]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25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32]王一川在反思百年文论发展时，呼吁用“知识制度保障学术健康发展”，这是有价值的说法。参见王一川：《百年中国现代文论的反思与建构》，载《文艺理论研究》，2013（1）。

[33]学界已然有学人在尝试做此工作。可参考以下相关文献。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载《文艺争鸣》，2008（1）；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何言宏：《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载《当代作家评论》，2008（3）；刘锋杰：《试构“文学政治学”》，载《学习与探索》，2006（3）；刘锋杰：《文学想象中的“政治”及其超越性——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三》，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刘锋杰等：《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曾永成：《文艺政治学导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4]比如，王宁就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笔者近来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与欧洲科学院院士、比利时鲁汶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西奥·德汉先生的交流对话，得知连对中国学界不甚了解的西奥·德汉先生都知道中国有个王宁教授。参见张江、西奥·德汉、生安锋：《开创中西人文交流和对话的新时代》，载《探索与争鸣》，2016（1）。

[35]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25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36]杜书瀛甚至退一步说：“实际上，这样单一的文艺学，即使它是科学的，也不足以说明那么复杂的文艺现象。”参见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32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37]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29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38]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29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39]钱中文先生曾以“走向交往对话”作为文学理论著作的书名，并且该书也非常强调多元差异的存在，认为对话交流是好的解决多元差异的理念和方法。这是值得学习的。参见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杜书瀛曾经对新时期二十年的文艺学进行总结展望，并且意味深长地说道：“如果说最初那20年由多元化走向大一统——最后特别是到40年代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统天下。那么，最末这20年，由于当今时代性质所决定，未来的文艺学发展将不是由多元走向一统，而是走向对话，而且在可以预计的历史范围内将长时间地维持这种多元对话的局面。”参见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34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顺便提及一件笔者经历的事情：童庆炳曾亲自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创办名为“对话”的刊物，并且为该刊物题写刊名。

[40]参见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28～130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41]参见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的时代》，279～3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2]学者靳大成曾非常诚恳地指出，我们今天不可能像曹丕时代那样思考和写作，甚至也不会如桐城派那样写作。于是，他断言：“在20世纪初的十几年时间里发生了一些历史性的变化，使我们与伟大的古典传统断然划开了一道鸿沟，而在这个断层的此岸，现代学术体制及其规范已然出场。由此我们形成了一套关于历史合理性、关于现代性、关于知识的合法性、科学方法论等观念体系，形成了我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认识论框架。这才是前人所惊叹的千年未遇之变局。棋局已换，定式和下法还能重复吗？”参见靳大成：《研究文学理论，为什么要反思学术思想史？》，见王晓路：《中外文化与文论》第8辑，100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钱中文先生也曾就此写道：“我们不可能再来使用古语说话。如果直接转向古代文论，那么很可能我们一时连话都不会说了。因为，古代文论中不少话语，我们已对它们十分隔膜，在语义上，与当代文学理论已不相通用，我们不可能用古代文论的话语来阐述当代文学现象。虽然有个别学者使用古代话语撰写著作，但也只是针对古籍，而难以对现代文学进行评论。”他认为，我们只能在现代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地研究古代文论，把其中的有用成分，包括它的体系与各种术语，最大限度地分离出来，不是表面地使用一些古代文论的术语，而是丰富其原有的含义，赋予其新义，与现代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融合起来，使其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的血肉，形成当代文学理论的新形态。这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参见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的时代》，329～3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有历史感的，也是负责任的。

[43]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98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44]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03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45]参见王一川：《百年中国现代文论的反思与建构》，载《文艺理论研究》，2013（1）。该文是较为全面地对百年中国文论进行反思与建构的重要文章，这里因篇幅所限没有做专门介绍。但要说明的是，我们已经自觉吸收了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