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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争鸣 文学终结说与文学理论的未来（第2页）

金惠敏在《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一文中，提出了几点与文学“终结说”有关的见解。

第一，要优化关于文学“终结说”的理解前提。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有“世界文论”视角和观念，把文学“终结说”的讨论看成中外学者共同进行学术研讨的一次实践，如此才不至于因为族性问题而有意误读米勒，以至于不承认文学“终结说”。另一方面，要知道米勒对文学怀抱执着，他本人其实并非有意要让文学终结。他之所以提出文学“终结说”，乃是对电信时代文学命运的忧虑。

第二，电信时代导致了物理意义上的“距离趋零”，文学与情书一样没有传达的必要了，文学终结因此近在眼前。这是无可奈何之事。

第三，有一种文学即距离的说法，一如伊瑟尔所认为的那样，我们需要文学是因为它能够在认知话语无能为力之处以操演的方式沟通存在与非存在、可知与不可知、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在德里达看来，这种意义上的文学是要终结的。换言之，德里达所认为的文学终结是特指的。米勒说电信时代打破了印刷媒介时代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二分法，即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距离消失了，因此这种印刷媒介时代能够沟通距离的文学必定在电信时代终结。就此而言，米勒所谓的“文学终结”也是特指的。

第四，虽然米勒说电信时代有文学终结了，但他认为文学研究还会继续，他本人就试图用阅读的伦理创新文学研究，认为一切符号都是阅读的对象。换言之，他对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是持开放宽容态度的。[25]金惠敏对文学“终结说”的细读，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德里达和米勒的文学“终结说”。显然，金惠敏很认同米勒的文学“终结说”，同时他也提醒我们要理解文学“终结说”的复杂意涵，不要仅仅停留在文学会终结还是不会终结，或者支持米勒还是反对米勒上。

当然，也有学人直接为米勒辩护。例如，吴泽泉就为米勒辩护，认为媒介的改变对文学意义重大，确实会导致文学终结的发生，这是要理性面对的事情。[26]

关于文学终结问题的讨论，值得一提的还有余虹的观点。他在《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一文中，对文学终结进行了后现代性的分析，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终结其实是文学边缘化的诗意化表达，其意无非是说，文学越来越不重要了。这典型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文学在艺术家族中的主导地位已被影视所取代。其被取代的原因有三。一是物质媒介之故。科技飞速发展，影视艺术凭借综合媒介而优于单一语言媒介的文学。二是观念文化之故。尼采之前的文学被认为有神性或伦理道德、精神性等深刻的内涵，而尼采之后的美学乃生理学，审美经验即纯粹的感官快乐，而长于感官快乐的影视因此取代了文学的统治地位。三是社会之故。中产阶级和消费大众兴起之后，由于他们“偏爱当下直接的感官快乐而厌倦间接缥缈的精神韵味”[27]，因此影视更受青睐，文学则居于边缘。

第二，文学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中心地位已被科学所代替。科学在后现代语境下取得了中心地位，于是科学的大家族按科学性程度的高低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人文科学中，史学因其实证性、哲学因其逻辑性而居于文学之上。

然而，余虹指出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在文学终结的同时，文学性正在蔓延。文学性在后现代思想学术、消费市场、媒体信息、公共表演等领域中确立了统治地位。为此之故，后现代条件下的文学研究应该将文学性视为研究对象。

我们认为，文学终结问题的讨论，无论是认为文学不会终结，还是认为文学会终结，只有少数学人将这一问题纳入文学理论研究对象上来考虑，并且鲜有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反思者。因此，余虹的思考显得弥足珍贵。他意识到了文学终结乃是一个牵涉到文学研究对象、文学研究未来的重要问题，并且极力从学理上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研究寻找出路。其实，米勒提出文学“终结说”，也是在思考文学研究能否以及如何继续的问题，是在对文学理论学科进行某种反思。余虹的这篇文章可以说一定意义上是接着米勒说的，而且从学理上推进了一步，只是他没有回到中国语境对文学理论学科进行更为具体的反思。[28]

总之，将文学终结论置于学科反思的框架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种反思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就文学理论学科基本问题的反思，主要思考文学的功能、性质、境遇、未来等问题；二是就文学理论学科本身的反思，主要讨论文学理论学科在电信时代如何可能的问题。

二、文学理论研究如何可能

米勒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表达了文学研究如何可能的看法。他认为，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但文学研究要转型。那种以文学自身为目的的文学研究，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的情况将不合时宜，文学研究要让位给文化研究。原因之一乃是，电信时代的文学终结了，人们转向了图像文化，“男人、女人和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29]。对此，米勒曾经自问道：“为什么会在1980年前后发生声势浩大的从基于语言的理论向文化研究的转变呢？这种转变无疑有其客观的必然性。这里有很多的因素。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新通信交流技术的日益增长的影响。”[30]米勒后来还提出了阅读伦理学的问题。他特别强调“阅读”，认为：“不应该把讨论理论的中心放在这种或那种理论概念自身的有效性上，而应放在某一特定理论有助于阅读的种种方式上。这里所指的阅读是扩展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不仅要阅读文学作品，而且要阅读历史文献、艺术品、手工艺品乃至一切文化符号。”[31]文学研究不要限制研究对象，要面对电信时代的新情况，开放研究领域，将一切符号纳入研究。

对于米勒引发的文学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中国学者也积极参与了讨论。

综观之，讨论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

第一，文学研究会不会终结。这主要是针对米勒的文学研究是否还会继续的问题所做的回应。大多数学人认为，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因为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文学——不会终结。童庆炳指出：“既然文学人口不会消失，那么，文学研究就是必需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也就不会在电影、电视和网络等媒体面前终结。”[32]就实际经验看，文学研究也没有终结。李衍柱认为，米勒关于文学研究时代已成为过去的感叹，主要是基于对美国文学界现状的观察，而在中国还不至于做出这样的结论。[33]因为诚如米勒所描述的那样，在美国，由于政府支持幅度下滑，经费压缩，科研项目锐减，文学研究队伍提前退休。但在中国，专门研究文学理论的学术队伍已经相当庞大，而且都是在有体制保障的公办高校和科研机构内稳定存在。

第二，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针对米勒有关文学研究走向的问题，中国学者当时很少直接回应，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一文因此显得特别重要。钱中文在该文中指出：“对于米勒等学者所作的表述，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认为，一，文学理论不可能再去探讨文学自身的问题，这样做已不合时宜；二，不可能再形成一个文学研究的繁荣期、一个文学研究的时代；当然，文学研究还会存在；三，文学研究在美国已转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些视角，丰富文学研究。但不管怎么说，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已退居到次要地位。美国学者的上述意见，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在全球化语境的文化氛围中，文学理论能否继续存在并获得发展。”[34]对于文学理论的发展走向，钱中文先生认为，文学理论会按着自身的规律发展，而不会被文化研究所吞噬。其原因至少有两点。

第一点，文学理论建设要有自我主体性，不能因为西方走向了文化研究，我们就必定要走向文化研究。虽然全球语境下中西文论要交往，但不能因此亦步亦趋。实际上，中西文论往往不能同步，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主导的是内部研究，而我们是外部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主导外部研究，而我们以内部研究为指归；当前中西方文学理论也许又要错位了，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要面向现代性的诉求，面向新理性精神，而西方却兴起以后现代性为主导的文化研究。现代性的文学理论是自主性的文学理论、回归文学的文学理论，是讲究学理的文学理论，而西方学者所推崇的文化研究却表现出广泛的社会性、政治性特征，因此与我们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学理论诉求不合。

第二点，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是两种异质的研究范式，文学理论以研究文学为目的，文化研究却不以研究文学为目的。但实际上，文学是有其独特性的，是艺术思维的产物，不能引起审美感受的文字是不会成为文学艺术的，因此文学理论有独立存在的理由。当然，文学理论要借鉴文化研究以丰富完善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要被文化研究所取代。钱中文为此写道：“以文化研究的那种综合性研究来取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是很困难的；抹去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的界限，效果未必会是积极的。”[35]

钱中文对文学理论学科走向的思考，回应了米勒，算得上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这种反思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彰显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冲突。钱中文先生更多的是将这种冲突放置在中西之争的框架中来讨论，而不是将文化研究的发生与变化了的中国文学状况关联起来，因此有意无意地把文化研究视为西方话语。很显然，这种认知装置下的文学理论尚没有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知识型，以至于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要远离新时期以前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还是在为新的意识形态建构服务，而没有移置于阐释变化了的文学文化现实。这或许也是钱中文先生认同现代性的文学理论，并担心文化研究会破坏文学自主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