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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文学理论知识学问题的其他讨论（第3页）

[60]当然，古代文论传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也有国外因素。因此，不应该本质主义地看待中国古代文论传统。我们认为，也不应该不加反思地将古代文论传统视为中国文论的代表，在建设中国文论时应该以现实问题和实际需要为导向，开放地建构当代中国文论新传统。

[61]曾繁仁：《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历程》，载《文学评论》，2007（3）。

[62]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63]处理好和西方文论的关系的确十分重要。它甚至牵涉文艺学学科的命运。全盘西化固然是不合适的，但如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整个的文化气候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参见王学典：《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在这一情况下，保持清醒的意识，不犯极端年代里的错误，合理地倡导西方文论，以开放的心态向西方文论学习，从而建设中国自己的文论，这应该是值得肯定的。极端年代里“全盘反西”思潮所导致的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后果值得警惕。因此，我们非常认同葛红兵等人的观点：“告别文化民族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文艺学，建构‘生成’的文艺观，确立全球化时代的文艺学。”“确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于人类的以存在论为基础的世界性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也许这是21世纪中国文艺学的最根本任务。”参见葛红兵、宋红岭：《重建文艺学与当代生活的真实联系——文艺学学科合法性危机及其未来》，载《文艺争鸣》，2007（3）。

[64]陶东风、陈国战：《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错位处寻求创新——陶东风教授访谈》，载《中华读书报》，2014-11-26。

[65]陶东风出版了三部相关著作，分别是《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66]参见王一川：《文艺理论的批评化》，载《文艺争鸣》，1993（4）。

[67]近年来，王一川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献，如《论艺术公赏力——艺术学与美学的一个新关键词》（《当代文坛》2009年第4期）、《论公众的艺术辨识力——艺术公赏力系列研究》（《文艺争鸣》2010年第10期）、《论艺术可赏质——艺术公赏力系列研究之三》（《当代文坛》2012年第2期）、《通向公民社会的艺术批评》（《艺术评论》2012年第3期）、《论艺术公信度——艺术公赏力系列研究之五》（《当代文坛》2012年第4期）、《艺术公赏力的重心位移——艺术公赏力系列研究之六》（《当代文坛》2014年第4期）、《通向艺术公赏力之路——以北大艺术理论学者视角为中心》（《当代文坛》2014年第5期、第6期）、《艺术公赏力的动力》（《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等文。

[68]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可以从王一川主持“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的重大招标课题和基于此的研究成果，看出王一川在文艺学学科建设问题上非常重视西方文论。参见王一川等著：《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就他的学术历程看，王一川也是受惠于西方理论的。他曾提及阅读詹姆逊的书和去牛津访学对自己的学术研究的重要影响。参见王一川：《读一本书，行万里路》，载《中国教师》，2003（7）。

[69]陈晓明所言简单来说包括两个方面，即学习西方理论和走批评化道路。考察王一川、陶东风近十年来的成果，我们发现他们三人在此问题上观念较为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70]钱中文、刘方喜、吴子林：《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30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高建平也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轮西方文艺思想热，则在于打破已建立的体系，特别是以俄国文艺理论为基本框架的体系”。参见高建平：《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8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1]钱中文、刘方喜、吴子林：《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30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2]钱中文、刘方喜、吴子林：《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30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3]参见钱中文、刘方喜、吴子林：《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304～31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4]从这个方面看，强调文艺学学科的问题不在于思维方式上的本质主义，而在于某种特定知识生产机制、意识形态的元叙事模式等说法则是有道理的。参见支宇：《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是否可能？——评一种新锐的文艺学话语》，载《文艺理论研究》，2006（6）；李自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反本质主义批判的批判》，载《学术探索》，2009（3）；李自雄：《反本质主义的错位与文学本质的重新言说》，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76]李珺平：《文艺学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的思考》，载《文学评论》，2002（1）。

[77]进入21世纪以来，也有不少教材因学科反思而自觉走出“苏联模式”。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有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此后南帆又在此教材基础上出版了新版本的《文学理论》）、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一川另有与此教材理念相似的《文学理论讲演录》）、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值得提及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新编文学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亦是自觉走出“苏联模式”的教材。但由于种种原因，如在教材文学理论反思中童庆炳主编的另一教材《文学理论教程》曾被选为研究对象，因此童庆炳主编的该类教材的新意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此，我们有必要参考吴子林在《从“建构”到“解构”——新时期以来童庆炳文学理论教材编纂思想研究》（《当代文坛》2013年第1期）中的观点。另外，可参考吴子林《童庆炳评传》（黄山书社2016年版）一书第九章的相关论述。

[78]这里不妨顺便提及的是，这样的玄想思辨生产出来的知识还往往注重所谓的体系，一如苏联模式的教材追求完备的体系。我们认为要警惕这种体系性的写作。这一点已被不少学人指出。有学者曾以文学理论发展为例反思道：“所谓‘发展’被理解为建立一个准形而上学体系，它隐含着对理性、现代性问题的黑格尔式解释。这与中国传统文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实践方式不同，也与20世纪以来西方人文学科的发展趋向不同（反本质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的），无法有效地吸收这两种精神营养。进一步，问一问，谁需要这种体系的知识？它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干什么用的？它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并被体制化的？这种体制化的结果是否影响、限制了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思考？这只是一部分理论家的需要，还是实际历史中的文学研究实践的需要？体系化，意味着已经有一个成熟的东西存在了，已经有一个生动的、具有生命力的、对话语实践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存在了。体系化不是理论家的任务，它从来不能带动理论的‘发展’。一种部颁标准教科书的要求不能成为理论家发明创造的要求。”参见靳大成：《研究文学理论，为什么要反思学术思想史？》，见王晓路等：《中外文化与文论》第8辑，101～102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非常庆幸的是，晚近学人著书立说，往往很少是体系化的著作，更多是“论文集”。这是值得肯定的。

[80]需要说明的是，陈晓明在反思之后的重建只是一种选择，我们没有必要排他性地理解它。对于摆脱“苏联模式”，其他学人也有自己的做法。比如，王元骧曾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此进行过研究。参见王元骧：《立足反映论，超越反映论——兼谈我对苏联文艺学模式认识上的突破历程》，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5）。

[81]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82]对文艺学学科进行知识学意义的反思，尚有不少值得介绍的重要学者和重要文献。这里仅列举一部分学者的文献，以弥补不足。李西建：《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构建》，载《文学评论》，2007（5）；葛红兵、宋红岭：《重建文艺学与当代生活的真实联系——文艺学学科合法性危机及其未来》，载《文艺争鸣》，2007（3）；赖大仁：《当代文论：危机及其应对》，载《学术月刊》，2007（9）；章辉：《文艺学危机与文学理论知识创新——访高小康教授》，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1）。张荣翼、许明、蒋达卓等：《关于文艺学知识依据的对话》，载《长江学术》，2008（1）；冯黎明：《论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载《文艺研究》，2008（9）；邢建昌：《从知识、知识生产的视角进入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83]张法曾和课题组成员张旭春、支宇、章辉等学人一道，对中国文学理论教材进行有点有面的研究反思。参见张法、张旭春、支宇、章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4]张法、张旭春、支宇、章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1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5]张法、张旭春、支宇、章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1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6]张法、张旭春、支宇、章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1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7]张法、张旭春、支宇、章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16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8]张法、张旭春、支宇、章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17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9]参见张法、张旭春、支宇、章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172～17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90]张法、张旭春、支宇、章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18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92]余虹：《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与寄生性》，载《文学评论》，2007（4）。

[93]李春青在2004年就指出过：“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必然有所依托——在它背后总有一种可以称为‘元理论’的东西存在着，或是政治的，或是宗教伦理的，或是哲学的。这就意味着文学理论根本上乃是一种‘中介性’的理论，即某种‘元理论’通向文学的必经之路。”参见李春青：《文学理论的中介性与合法性》，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2005年，李春青又撰写了相关论文《谈文学理论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位置》（《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进行讨论。查阅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学人对文学理论知识的特性进行了揭示。比如，李西建也曾指出：“从学理的维度看，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且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参见李西建：《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构建》，载《文学评论》，2007（5）。冯黎明也曾指出：“文学理论，却从来未曾完全独立过。即使我们把圣伯夫以后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视作文学理论作为学科知识形成的过程，但实际上19世纪以来的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是靠从其他学科那里借取方法、观念以及术语、概念来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虽然有自己的考察对象，即文学活动，但它对文学活动的阐释视点和阐释方法，却依赖于其他学科的供给。尤其是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中建立起来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其理论话语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像启蒙至当代的西方文学理论一样，时而从属于伦理学，时而从属于哲学，时而从属于社会学，除此之外它的主人还有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所以，近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是一个不断接受招安的角色。它是在‘亲友’的接济下过日子的。”参见冯黎明：《明天谁来招安文学理论？》，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当然，不同的学人在指出文学理论这一寄生性之后，因其问题意识不同，会有不同的阐发和研究旨趣。

[94]参见何艳玲：《学科自主性取决于知识品质》，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6-05。

[95]余虹：《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与寄生性》，载《文学评论》，2007（4）。

[96]余虹：《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与寄生性》，载《文学评论》，2007（4）。

[97]余虹：《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与寄生性》，载《文学评论》，2007（4）。

[99]余虹曾联系政党政治实践的语境考察20世纪文学理论的“转型”问题。这说明他并非不明白这一道理。他特别强调学理问题，恐怕与其对文学理论的理解有关。在他看来，文学理论即“文学知识学”，“文学理论就是关于文学现象之根由与道理的论述与知识”。参见余虹：《文学知识学》，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