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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反思性文学理论如何可能（第2页）

[11]参见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2][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308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14][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16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5][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17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6]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117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17]杨飏：《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研究》，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8][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26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9]汪晖：《死火重温》，49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0]参见陶东风：《文化与美学的视野交融——陶东风学术自选集》，26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陶东风：《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自序，1～6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我们主要聚焦性地参考了陶东风关于知识调整的学术记忆，并以之作为我们有力的论据。这固然是由我们的视野所限所致，但同时也是由于陶东风是反思性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代表性人物，这种参考无疑更有说服力。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将这种知识调整的年份点与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发生看成是同时进行的，因为这一方面不符合知识生产的规则，另一方面与我们所认为的不能将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发生追根溯源般地本质化为如1999年的想法也是一致的。不过，由于阐释的必要，我们抽取出一个年份点内的文献来予以言说应该说是有效的。同时，各种因素促使某一年份点被凸显也是具有一定意味的，值得投以关注和予以阐释。

[21]金惠敏：《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种元文学或者文论“帝国化”的前景》，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3）。

[22]陶东风：《走向自觉反思的文学理论》，载《文艺争鸣》，2010（1）。

[23]参见[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2版，1～2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4]需要言明的是，“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否适合研究文学的文学理论，这是一个值得辨析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把较为私人形而上学的，诸如个体、生命、偶然、命运、死亡、意义等文学关注的现象与问题看成是认识论的问题和社会政治的实践性问题，那么“人文学的想象力”也许就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但是，我们认为，在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当今文化社会语境下，“社会学的想象力”不应该强调到与“人文学的想象力”相冲突的地步。特别是当阿伦特提醒我们，尘世可以不死，只有人的“言说”和“行动”才能赋予人生意义的时候，我们更加坚定了这种想法的可取之处。参见[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9～12页、183～18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米尔斯也认为：“更何况，严肃的艺术家自身也处于许多困扰之中，他们可以从由于社会学的想象力而变得生气勃勃的社会科学中得到大量的学术和文化的帮助。”参见[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2版，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5]参见[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3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6]可以认为，文学理论至少有三种形态：一种是“为文学的文学理论”，一种是“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一种是“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这一点，笔者已进行专门论述。参见肖明华：《现代性视域中的文学理论的效用问题论略》，载《湖北社会科学》，2008（1）。关于三种形态的文学理论的关系，尚需仔细辨认。这里不妨简要提及三种形态的文学理论与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关系：反思性文学理论有两种形态，即“为文学的文学理论”和“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作为文学的文学理论”，注重的是其与文学的关系。“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则主要是对“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的反思。但是，“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又可以由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形态之一的“为文学的文学理论”生成，从这个方面来说，“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也与反思性文学理论有某种关联。由此说来，反思性文学理论需要再反思。

[27]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129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28][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4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9]王一川：《文艺理论的批评化》，载《文艺争鸣》，1993（4）。

[30]王一川：《批评的理论化——当前学理批评的一种新趋势》，载《文艺争鸣》，2001（2）。

[31]随着文化研究在文学理论界的盛行，关键词式的研究已然渐趋展开，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陶东风等《文化研究》；季广茂《意识形态》等）；洪子诚、孟繁华《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周宪《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于连·沃尔夫莱《批评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安德鲁·埃德加、彼得·赛奇维克《文化理论：关键概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另外也有单篇论文涉及这一方面，如高建平《现代文艺学几个关键词的翻译和接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肖鹰《美学与文学理论——对当前几个流行命题的反思》（《文艺研究》2006年第10期）等。这里所列举的关键词式的研究并非本文所提及的反思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这不仅因为大部分的研究成果与中国的文学理论有关，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其与反思性文学理论所认为的具体地进入本土学术史的反思研究有区隔。换言之，大部分研究都缺乏反思性，没有把一种知识历史化和语境化，而停留于词源学式的介绍。从这个方面来说，它还远未达到概念史研究的自觉。概念史研究与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关系探讨，值得具体展开。关于概念史研究的要义，可参见梅尔文·里克特《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冯天瑜、刘建辉、聂长顺《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见黄兴涛：《新史学》第3卷，中华书局2009年版）；余来明《“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方法举隅》[《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6期]；孙江《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等相关文章。

[32]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科学性和合法性问题，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渐已凸显。反思性文学理论对此具有一定的应答之效，这主要得益于反思性文学理论具有去独断性、交往对话性和公共领域诉求等特点。这无疑有助于通向科学性和合法性的知识构造，详细论证需另行探讨。

[33]关于文学理论（批评）可脱离文学实践，以及文学理论（批评）的独立性价值的说法其实早在1985年前后就已出现：“文艺评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独立的品格和价值，它不仅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文艺创作能否繁荣，而且对于改善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提高整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参见《全国十八家文艺评论刊物联合倡议书》，载《文艺评论》，1985（6）。1985年，这种现象甚至成为一个话题，出现了刘再复《文艺批评的危机与生机》（《批评家》1985年第1期）、陈骏涛《文学批评：在新的层次上跃起》（《批评家》1985年第5期）等相关文献。其与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发生究竟有怎样的关联，尚需仔细辨认和分析。

[34]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理论热点问题一定程度上都是围绕着这几个较为基础的问题展开的。这些问题是否以及应否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值得我们辨析的。

[35]杨俊蕾：《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研究》，28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6]可参见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教学的历史沿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另外，也正因此，学界已经有了不少文学理论学术史式的著作，如夏中义《新潮学案——新时期文论重估》（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包忠文《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陈传才《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童庆炳等《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庄锡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杨春时《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黄曼君《反思与超越——20世纪中国文学与理论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谭好哲、凌晨光《文学之维——文艺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毛庆耆、董学文、杨福生《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蒋述卓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葛红兵《20世纪中国文艺学思想史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杨春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论》（齐鲁书社2007年版）；曾繁仁《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董学文、金永兵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1978—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伍世昭《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钱中文、丁国旗、杨子彦《新中国文论60年》（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等文学理论学术史式的著作。这类著述有一定的反思性自觉，但其反思性的自觉程度却需要具体分析。同时，学界还出现了诸如杨飏《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杨俊蕾《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庆祝《九十年代中国文论转型——接受研究的视角》（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赵黎波《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陈力《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转型阐释和话语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反思文学理论批评转型的著述。我们对于这类著述的反思性程度，也应做具体的分析。总之，这类著述的存在已然彰显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走向自律的可能性。

[38]金惠敏：《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种元文学或者文论“帝国化”的前景》，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3）。

[39]参见简明华：《走向反思型文学阐释学》，载《文艺理论研究》，2009（4）。

[40]目前可以做的工作，如编选近年来的文艺学学术争鸣与讨论集，反思性地分析和阐发这种讨论的知识观念与当下时代语境下的结构性问题等之间的关系，从而再生产性地塑造文学理论从业人员的自觉参与意识和有效实践能力，应当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41]从这个角度看，反思性文学理论就具有三种形态：“为文学的文学理论”“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和“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但“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并不在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反思视野之中，因为从思想史看，人们还没有达到反思反思性文学理论的程度，或者说，即使展开反思，也依然是使用反思性文学理论自身的反思观念，这就有可能进入反思的循环。为此，这里不予将“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归属为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子形态，而仅将其划入“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之中。

[42]陶东风：《走向自觉反思的文学理论》，载《文艺争鸣》，2010（1）。

[43][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4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4]陈伟：《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11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5][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183～18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6]参见陈伟：《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114～115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7]阿伦特甚至认为，作为个体性的人之生死大问题也与公共性有关。依其之见，作为行动的人才有生死大问题。作为劳动、作为制作的人是没有生与死的，而只有生命的循环。阿伦特为此认为，只有作为行动的人才有死，也只有从行动的角度看，人之生才显得很神圣。此外，正因为人有行动，因此人可能做到不死，也就是不朽。可参见阿伦特《人的境况》第一章第三节的相关论述，另可参见其《集权主义的起源》最后一章相关论述。

[48][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1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9]在阿伦特看来，作为行动的人与作为劳动的人、作为制作的人不同。因为作为劳动的人是消费性的耗尽自我（如一顿饭菜吃完了就没有了），作为制作的人虽有持久性，但其特点是忘记制作者（例如，关于一张桌子是谁制作的，人们往往不会长久记住），而只有作为行动的人，才可以呈现出是其所是（如政治伟人的卓异）。但作为行动的人，也有自身的脆弱性，这主要是因为行动具有不可预测、不可逆转等风险。因此，我们就需要宽恕、承诺、友谊，同时也需要历史、艺术的记述。行动需要被记述这一点，则可以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是行动的内在诉求。简而言之，行动吁请艺术，艺术因行动而参与了人生意义的建构。相关论述见阿伦特《人的境况》等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