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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当代文学理论转型再反思（第2页）

[17]赵勇：《文化批评：为何存在和如何存在——兼论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三次转型》，载《当代文坛》，1999（2）。

[18]参见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论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载《文艺研究》，2002（6）。该文对几种“文学性”形态的归纳可谓较为全面。对于广告的文学性，该文的说法是，它是“最为极端的消费文学，它将虚构、隐喻、戏剧表演、浪漫抒情和仿真叙事等文学手段运用得淋漓尽致”。对于媒体信息的文学性，该文的说法是，“按‘美’的编码规则对‘现实’进行‘面部化妆’正是媒体信息的文学性之所在，那些被认为最无文学性的‘现场直播’或‘新闻报道’也是设计编排的结果，它有作者意图、材料剪接、叙事习规、修辞虚构和表演”。

[19][法]德里达：《解构和他者》，转引自[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29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0]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01～10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1]汪晖：《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载《电影艺术》，1995（1）。

[22]参见陶东风：《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自序，1～6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23]张法：《中国文论转型的几个维度》，载《思想战线》，1994（4）。

[24][美]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通》，见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6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5]陶东风：《大众文化教程》，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6]需要指出的是，对于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的启蒙，我们需要更为复杂的知识立场。这里并非毫无批判地完全认同。因为回到现实语境，这种启蒙并没有那么简单。而且即使在理论上，启蒙的存在样式也常常是一种张力的结构。

[27]参见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载《文艺研究》，1994（5）。

[28]李春青：《“大众文化”与文学的命运》，载《求索》，1994（4）。

[29]参见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载《文艺争鸣》，1994（5）。

[30]参见[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14～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1]参见张颐武：《“新文学”的终结与新世纪文学》，见王宁：《文学理论前沿》第3辑，248～25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2]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载《文学评论》，2001（3）。

[33]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载《文学评论》，2001（3）。

[34]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载《文学评论》，2001（3）。

[35]王一川曾认为“修辞论美学”具有审美文化研究的针对性。同时，对于大众文化研究，他提议建构一门“中国大众文化学”。我们可参阅其《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艺术广角》2001年第2期）等文。

[36]陈传才：《当代文化转型与文艺学的重构——关于当代文艺学建设的思考》，载《文艺争鸣》，2003（3）。

[37]邢建昌：《90年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载《文艺报》，2000-12-05。

[38]这里不妨说明的是，有时候，道理讲不通，但并不妨碍历史的实践发生。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并非都是在有自觉的合法性意识的前提下被生产出来的，即便如此，也并不妨碍其实际的知识生产。这就使我们可以从经验的角度来指认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合法性。同时，从我们已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角度看，我们的研究似乎有追问的意味，同时，这也使得我们的研究有一定的重建合法性的旨趣。

[39]陶东风：《文学的祛魅》，载《文艺争鸣》，2006（1）。

[40]从这个方面看，晚近文学理论的再政治化问题就值得人们重视起来。具体而言，在笔者有限的视野里，有两位学者的研究值得重视。其一，陶东风的政治批评。参见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陶东风：《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陶东风：《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其二，刘锋杰的文学政治学。参见刘锋杰、薛雯、尹传兰等：《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41]由“转型”而来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中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到了追问与辩论，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一道理论风景。虽然它还未曾有过一个具有共识性的答案，但这种提问本身就逐渐成就了一种回答，可将其命名为“反思性的文学理论”。对此，已有学人做了相关研究。参见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