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小结（第1页）

小结

1。文献学研究的意义

《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使人们对《巴黎手稿》的成立过程和内在结构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为我们正确地理解《巴黎手稿》提供了前提，而且对它的成果的应用还可能会给马克思研究带来一些革命性的进展。

以前，人们把《手稿》的思想与意义都归结为《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特别是有相当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认为，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思想水平高于《资本论》时期，并借此来否定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但是《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则使上述观点遭到质疑。因为，按照罗扬的说法，有关异化劳动的《第一手稿》只不过是马克思那一时期经济学研究的手稿之一，根本代表不了巴黎时代马克思思想的全部。更重要的是，据拉宾的考证，异化劳动理论所依据的萨伊、斯卡尔培克、斯密等人著作的摘录，是属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第一个阶段的成果。而在阅读了李嘉图和穆勒等人的著作以后，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认识水平已经有了一个飞跃。因此，相对于《穆勒评注》以后的马克思经济学认识而言，这一时期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很不成熟的。这样一来，将异化劳动理论抬高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的做法至少就缺少了文献学上的支持。

过去，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当我们发现异化劳动理论中存在着不成熟或自相矛盾的表述时，往往不能给予客观的评价，相反为了维护马克思理论的完整性而替马克思“自圆其说”。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任何人的思想都有一个从稚嫩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指出异化劳动理论存在的问题丝毫不影响马克思的伟大。上述文献学研究成果，譬如拉宾所提出的“两个阶段”就可以为我们打消那些不必要的顾虑，使我们更实事求是地看待《第一手稿》中存在的问题，譬如，我们将要在下一章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规定在逻辑上的不自洽以及无法解释“人同人相异化”等问题。

与对《第一手稿》中异化劳动的评价相关，《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成果还促使我们思考：迄今为止我们是不是对《巴黎手稿》的其他部分，譬如说《穆勒评注》关注得不够？由于《穆勒评注》属于《经济学笔记》，过去人们往往把它当作《手稿》的“附录”或者干脆将其排除到《手稿》之外。但从上述文献学研究可以看出，《穆勒评注》的意义绝不仅如此。1966年苏联《哲学问题》在发表俄译本《穆勒评注》时曾加过一个“序言”，在这个“序言”中，编者对《穆勒评注》的地位与意义作过这样的评价：《第二手稿》是《手稿》的主体部分，它包含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同这一部分相比，《第一手稿》只不过是为写《第二手稿》所做的准备，而《第三手稿》则是对《第二手稿》的补充。由于《穆勒评注》写于《第二手稿》之前，而且“在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任何一本曾引用过这些评注的内容，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内容被利用到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那一1844年的《第二手稿》当中”[62]。如果俄译本“序言”的推测属实的话，《穆勒评注》实际上是《第二手稿》的基础，通过对《穆勒评注》的研究可以推测出《第二手稿》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穆勒评注》是我们理解《手稿》的关键。不仅如此，实际上在笔者看来，《穆勒评注》以及第二和第三《手稿》无论在视野上还是在思想深刻性上都远远超过《第一手稿》，关于这一问题，本书的第九章和第十章将予以阐明。

总之，《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启示：我们研究《手稿》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第一手稿》异化劳动片断的水平上，更不能用异化劳动来代替《手稿》的研究，鉴于《穆勒评注》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轻视且在文献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现阶段我们应该把研究中心转移到《穆勒评注》与《手稿》的关系上来，以此来寻求对《巴黎手稿》研究的突破。

2。文献学研究的局限

但是，正如我们在本章的第三节“‘陶伯特说’是否可信”中所看到的那样，文献学研究是有其固有的局限的。这一局限性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文献学研究固然可以通过文献学上的细节，提供譬如写作顺序上谁先谁后的推断，但并不能由此而推断出文本思想水平的高低。拿本章讨论的《穆勒评注》与《手稿》的关系来看，目前至少有“《穆勒评注》先行说”、“《穆勒评注》处于《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的中间说”、“《穆勒评注》是《第三手稿》的后续说”，从文献学考证的细节来看，笔者认为“中间说”更为可靠。但是，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让人接受《穆勒评注》高于《第一手稿》的结论，因为对文本思想水平高低的判断最终还是取决于文本本身的思想内容。张一兵之所以坚持“《穆勒评注》先行说”，其根本的依据，正像我在上一章中所分析的那样，是因为他认为《穆勒评注》是受赫斯“交往决定论”影响的作品，其理论水平低于异化劳动。同理，对笔者而言，要主张《穆勒评注》的水平高于《第一手稿》，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理论上证明《穆勒评注》的交往异化高于《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尽管《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对自己有利，但充其量还只能是一个旁证——当然，这也是本书所尽力做的。

但是，对文本思想水平高低的证明却可以反过来支持相应的文献学结论，譬如张一兵的结论可以支持“《穆勒评注》先行说”，而本书的结论可以支持“《穆勒评注》处于《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的中间说”等。在这个意义上，陶伯特本人或者说“陶伯特说”的支持者，如果要让自己的文献学结论最终被别人接受，还需要提供《穆勒评注》高于《第三手稿》的思想证明。

第二，文献学研究不能代替理论证明，它也不能取代理论研究。文献学家因占有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往往在对文本的研究上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就像苏联东欧的一些文献学专家过去曾垄断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解释权那样。但正是因为如此，对于文献学家给出的结论我们务必要小心，就像本章所讨论的“陶伯特说”那样，不能不加批判地就将其视为“绝对真理”；同样，对于一些研究者过分地夸大文献学研究的意义，甚至在未加理论证明的前提下，就直接从文献学事实出发飞跃到思想结论的情况，则更要小心。因为，文献学虽然能够将文献和文本的事实弄清楚，但它永远也代替不了理论的推演。这就如同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关于秦王朝的史实，但是秦王朝究竟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最终还不取决于这一发现，而仍然取决于理论证明一样。对此，文献学家及其成果的介绍者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2]马克思：《经济学笔记》，杉原四郎、重田晃一译，未来社1962年版。

[3]KarlMarx，KarlMarxFriedrigelsExzerpteundNotizen1843bisJanuar1845，Iext，Apparat，DietzVerlag，Berlin，1981。

[4]KarlMarx，?konomisanuskripte，Iext，Apparat，DietzVerlag，Berlin，1982。

[5]马克思：《“巴黎笔记”选译》，王福民译，见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0），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6]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考虑到读者验证方便，本书对《穆勒评注》的引用使用了这一单行本。

[7]KarlMarxFriedrigels，DieHeiligeFamilieundSvonMarxvonAnfang1844bisAnfang1845，MarxEausgabe，Band3，Marx-Engels-VerlagG。M。B。H。，Berlin，1932，S。411f。以下简称“MEGA①Ⅰ-3”。

[8]新MEGA第Ⅳ部门第2卷对《经济学笔记》的写作时间和顺序理解如下（为清楚起见，关于各个笔记本笔者沿用了旧MEGA叫法）：

（1）第三册：勒瓦瑟尔、斯密；第七册：舒尔茨、李斯特、奥西安德（1843年末—1844年初）

（2）第一册：萨伊、斯卡尔培克；第二册：斯密（1844年春）

（3）第四册：色诺芬、李嘉图、穆勒（1844年夏天和秋天）

（4）第五册：麦克库洛赫、普雷沃、特拉西、穆勒、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概要（1844年夏）

（5）第九册：比雷（1844年夏和1845年1月）

关于第六册“罗德戴尔笔记”和第八册“波斯格威波特和罗笔记”，由于新MEGA的编者认定它们写于布鲁塞尔时期，因此不再把它们划归巴黎时期的《笔记》，由于这一变更与本章的主题无关，故在正文中不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