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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在哪里穷在心上（第2页）

本研究采用罗森伯格（R）于1965年编制的《总体自尊量表》，改原量表中的4级评定为5级评定，题目内容不变。此量表用来测定青少年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觉，共10个题目，其中5道题目为反向维度，数据转换后，加和各项分数为总体自尊的得分，得分越高说明自尊越强，反之则低。本次调查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4。初步数据分析情况见表4-10：

表4-10总体自尊得分区域分布情况

从上表中，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与主观幸福感类似，在最低得分区域（15～26分），非贫困组人数比率（5。9%）要多于城市贫困组（1。6%），究其原因可能是非贫困组从小缺乏逆境体验和挫折教育，导致少部分人在成长过程中稍受打击便自尊严重受损。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高分区域（39～50分）中，处于该区域的城市贫困组的人数比率（56。7%）高于非贫困组（51。9%）。对上表中两组总体自尊在各等级的得分分布进行皮尔逊卡方检验，得到χ2（2，374）=4。977，p=0。083，两者得分不存在差异。

有研究表明：过分的自尊心理与自卑存在显著相关。在本研究中，贫困儿童的自卑是指因过多的否定自我而产生的自惭形秽的情绪体验。这种对自己不满、鄙视的否定情绪在贫困家庭儿童中很突出，尤其对于那些置身周围家庭条件都比自己好的环境当中的城市贫困儿童，这种自卑感可能更为明显。城市贫困儿童特定的家庭环境，使他们大多数在学习时期除刻苦读书外，不可能有太多的机会及资源进行社会拓展，从而导致知识面相对狭窄。与社区或学校那些经济条件好的城市非贫困家庭学生相比，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不单是衣着寒碜、谈吐笨拙、饮食太差，在文具或玩具方面也会稍逊一筹。而且，因为家里一般也没有宽裕条件供他们周末出去游玩或者参加各类特长辅导班，使他们在社会活动、业余特长、人际交往等方面也感到自不如人。这种因家庭经济条件而造成的自卑感，需要更多的自尊来补偿。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种过高的自尊感其实是一种心理保护机制，能够使他们避免受到更多的心理伤害。

本研究所采用的自尊量表有这样一道题目是“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将城市贫困组在这道题目上的得分情况与总体自尊得分情况求相关，最后得到的相关系数为r=0。238，p＜0。01，相关显著，说明总体自尊与城市贫困组的“尊重需求”存在明显相关。贫困家庭儿童“希望赢得更多尊重”，说明其自身目前得到外界的尊重不够，这种潜在自卑感导致了其高自尊感，这也正好印证了前面提到的高自尊与自卑相关的假设。

对城市贫困组和非贫困组总体自尊感的描述分析见表4-11：

表4-11总体自尊感平均分比较

从上表可以看出，虽然在最高得分组，城市贫困组的人数比率高出非贫困组很多，但在总体自尊得分的平均值上，数值差异不是太大（1。12）。对其进行t检验，发现两组得分边缘显著（t=1。88，df=180，p=0。061）。因此，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在总体自尊方面，城市贫困组与非贫困组有一定差异（未到0。05概率假设的显著性水平），但是，心理防御机制或补偿作用的存在，使得城市贫困组在高自尊得分区域人数比率要高于非贫困组。这启发我们在平时的教育中，在对城市贫困儿童实行学杂费减免、餐费减免等物质帮助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到他们的高度自尊心，避免形式化，特别是仪式化的资助活动给他们造成心理伤害。

（三）贫困儿童情绪状况调查

情绪是影响人类行为的重要方面，情绪的产生既是一种生理反应，又是一种心理过程，对人的生活以及学习都有重要的影响。在对情绪的研究历史上，有关情绪的定义、分类、测量一直面临着挑战，百家争鸣，莫衷一是。本研究不纠缠于情绪研究的各个议题，绕过情绪的定义，采取目前国内通行的情绪分类方法，将情绪体验分为积极、消极两个大的维度。本次调查采用的是陈文锋、张建新（2004）修订的《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中文版》，通过自我评价方式分别考查了城市贫困儿童的积极情绪（如愉快和轻松等）和消极情绪（如孤独、沮丧和烦躁等）的具体情况，以及与城市非贫困组相比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差异。

该量表共14个项目，8道题目考查积极情绪，其余6道考查消极情绪。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每项条目进行评定，并选出一个最符合自己情况的选项，从“没有”、“很少有”到“有时有”、“经常有”，按程度分别计1、2、3、4分。本次调查中，该问卷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0和0。76。

1。积极情绪维度

积极情绪维度的8个题分别为“事事顺心、幸福、对某事有兴趣、对未来感到乐观、因成功完成某事而高兴、因别人赞扬而自豪、快乐、满足”，加和各项得分为积极情绪的总得分，各组得分按低、中、高三个等级分布情况如下：

表4-12积极情绪得分情况

由表4-12和城市贫困儿童的积极情绪体验得分看到，居于高分组（26～32分）的人数占其所在组调查总人数的62。0%，说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情绪不错，能够积极地应对现实生活。直观上看，城市贫困组和非贫困组每个得分区各自所占的百分数没有太大差异，对其频数进行皮尔逊卡方检验，得到：χ2=2。545，p=0。47，因此可以断定，在高、中、低三个组上，城市贫困组与非贫困组在积极情绪体验上没有显著差异。

对积极情绪原始得分所做的描述统计如下表：

表4-13积极情绪平均分比较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两组在积极情绪的平均得分上几乎不存在差异，对平均值进行t检验，得到t=-0。08，df=349，p=0。94，说明在积极情绪维度上两组得分情况没有任何差异。

2。消极情绪维度

消极情绪维度的6个题分别为“孤独与疏远感、为某些平时无须烦恼的事而生气、沮丧、心烦意乱、坐立不安、莫名其妙的烦躁”。加和各项得分为消极情绪的总得分，各组得分按低、中、高三个等级分布情况如下：

表4-14消极情绪得分情况

由表4-14可以看出，城市贫困儿童在生活中体验到较多消极情绪，但令人值得欣慰的是，体验到高消极情绪（18分以上）的人数不到全部人数的10%（实际为6。4%），说明在他们眼中，生活依然是美好的，窘迫的境遇并未影响他们欣赏世界的美丽，他们的情绪依然高昂。

由表4-15看出，在消极情绪体验方面，城市贫困组与非贫困组的平均分差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0。27）。对两组的消极情绪原始得分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差异不显著（t=0。68，df=361，p＞0。05）。

表4-15消极情绪平均分比较

总体来说，在情绪体验的积极和消极方面，不论是在高低分区域分布还是在总体得分上，城市贫困组与非贫困组差异不明显，说明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影响个体的情绪体验。很多研究表明，家庭经济条件对情绪等心理因素具有重要影响，但本调查不论是在积极情绪体验方面还是消极情绪体验方面，均没有得出类似结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调查的所有对象年龄结构偏小、经历相对单纯，人们常说“童年是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期”，“少年不识愁滋味”，加上少年儿童天**玩，这些共性使得他们在生活及学习中的体验均“喜大于忧”，这种共性使得他们情绪的各个方面的相似性（积极得分高、消极得分少）多于差异性。而且，与农村贫困儿童不同的是，城市贫困儿童虽然家庭经济条件也不好，但其父母相对文化层次较高，平时也较多地与孩子生活在一起，对孩子的教育意识及方式也较农村贫困儿童好。在本课题组前面的质性研究中发现，城市贫困家庭的家长具备一定的教育常识，了解亲子沟通的重要性，经常有意识地抽时间和孩子沟通，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绪。综合上述原因，就不难理解城市贫困儿童的情绪体验与城市一般家庭儿童无差异的现象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在总体得分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对情绪题目中的每道题得分进行秩和检验，发现其他各道题目差异均不明显，但在“感到很幸福”这道题目上双侧检验p＜0。01，达到了显著水平。对此题的得分与总体幸福感得分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相关系数r=0。59，在p=0。001的概率水平上显著。由此再次印证了城市贫困组与城市非贫困组在整体幸福感上差异显著。

3。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关系以及性别、家庭环境的影响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在体验与表达上是彼此独立的还是相互联系的？自从情绪心理学产生以来，关于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两种观点的争论，而且各自都有一些实验证据的支持。不同性别以及家庭经济条件对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下表是我们从各个维度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的数据结果。

从表4-16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从哪个分类上看，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都存在负相关。在此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在量表中计分均为正向计分，得分越高，说明该方面体验越多。负相关说明积极体验越多，消极体验越少，因而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分别是同一维度上的两端。

表4-16各组内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相关系数简表

个体在情绪的认识模式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卢茨（Lutz，1996）在对美国男性和女性的采访中发现，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易情绪化，并认为典型的女性比典型的男性更易于以极端的方式表现情绪。而且，这种固定的认识模式既表现在成人中，也表现在3～5周岁的儿童中，情绪的性别差异在性别角色的社会化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众多研究发现，在社会化过程中，由于父母更多地向女孩表达情感和使用情绪化词汇，以及教师等成人与孩子的角色互动模式的不同（在社会化过程中，人们往往鼓励女孩要避免冲突，保持合作，在小的亲密的集体中活动；而鼓励男孩要竞争，要在有等级的、有地位的集体中活动），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善于用言语、表情或姿势来表达她们的情绪。而且，在不同文化中，这些性别差异都会被社会规范和大众媒介所强化。因此，研究者认为，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关系程度上，女性比男性高（乔建中，姬慧，2002）。

根据本调查结果，从性别上看，不管是城市贫困组还是城市非贫困组，男生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负相关系数都比女生要高；从家庭经济条件维度上看，城市非贫困组比城市贫困组负相关指数要高。负相关指数越高说明其情绪体验越一致，即如果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则同时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就会少，这种情绪体验带有性格特征。负相关指数偏低则说明其在情绪体验上可能比较收敛，即不易体验到大喜亦不容易体会到大悲。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城市非贫困组比城市贫困组的情绪体验更带有一致性，男生比女生的情绪更具有一致性，特别是城市男生的负相关指数为-0。59。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致性越强，说明其性格越具有开放性和稳定性，高兴时笑痛苦时哭。从两分法的角度看，家庭条件好的城市儿童比贫困儿童、男生比女生情绪体验要强，敢想敢为，这与大众的实际经验相符合。因为文化、教育以及性别意识等的影响，城市贫困家庭儿童或女孩的家长更倾向于教育孩子在情绪上保持克制、举止得体，外在情绪表现的含蓄要求导致这些儿童内在情绪体验的收敛。

除了正常的情绪体验，我们还考查了贫困儿童群体的情绪障碍，包括抑郁、焦虑和行为抑制等。为什么要考察这些情绪障碍？因为在之前的质性研究访谈中，我们发现贫困儿童比非贫困家庭的同龄人更容易体现出这些情绪的特点，但是质性研究无法告诉我们贫困儿童这个群体罹患情绪障碍的比例和程度，所以在本次考查中，我们借助问卷调查的方式来了解。在结果中，我们使用平均分和标准差这两个统计值来描述受试者的抑郁、焦虑和行为抑制的程度，平均分越高说明程度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