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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在哪里穷在心上（第3页）

表4-17贫困儿童抑郁、焦虑和行为抑制等情绪障碍的现状

本研究采用《贝克抑郁量表》来测查贫困儿童的抑郁情绪特点，贝克量表的临床样本显示，得分在14～20之间的属于中度抑郁。从贫困儿童在抑郁量表的得分上看，大部分贫困儿童常常感到情绪低落，对自己缺乏信心，对前途感到悲观等。而在焦虑量表和行为抑制量表上，贫困儿童的平均得分也偏高。

（四）贫困儿童公正感与歧视体验调查

公正（justice）是一个古老的伦理问题，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价值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行为准则。公正是自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大多数人所孜孜以求的目标，但绝对的公正只是一种理想，它没有严格统一的标准，更多是指一种主观的判断和感受，因而，也常常被称为公正感。城市贫困儿童置身闹市深处，自身家庭的贫困状况与其他一般城市家庭或者富裕家庭的强烈反差是否会对其公正感造成不良影响？这对他们自身的成长以及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关系重大。

本调查采用达尔伯特（Dalbert）编制的《整体公正感问卷》，考查儿童对世界是否公正的看法。此问卷由6道题目组成，为6点量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按程度分别计1～6分，得分越高说明其认为外界更为公正。本调查中数据显示，该问卷的一致性系数为0。79。

本调查中的公正感是指向外部世界的看法，而对自身是否受到公正待遇则可以从反方面进行调查，一个人对自身或自身所在群体所受到的待遇是否公正的判断与其歧视体验密切相关。个体或某群体如果感受到更多来自外界的歧视，则说明他们受到的待遇远非公正。城市贫困儿童作为物质文明相对发达的城市中的一个群体，他们或因为父母下岗或因为家庭遭遇变故等各种原因处于贫困处境，使其与周围其他城市家庭的儿童相比虽然不至于格格不入，但可能在很多方面存在差距，衣衫略显黯淡、文具略为破旧、言行稍为拘谨、交往略为退缩、娱乐稍为单调……这些只是一个现象学的描述，现实中可能并非每个贫困儿童都与上述情况相符。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因家庭经济条件的特殊是否会使外界看待贫困儿童的眼光变得具有排斥性和否定性，即是否会形成对他们的歧视呢？城市贫困儿童本来就已经因为经济困难而与很多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失之交臂，这种资源的缺乏以及与周围同学相比的处处不如人，是否会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来自周围同学或老师异样的眼光和冰冷的歧视？而歧视遭遇难以直接测量，对此我们通过对贫困儿童的歧视知觉或体验进行自我评定方式的测量。

本调查把歧视知觉分为个体歧视知觉和群体歧视知觉。个体歧视知觉是指，个体对于自己受到他人或社会的否定性和排斥性态度或行为的认识或感受；群体歧视知觉是指，个体对于自身所在群体所处的社会关系和遭到的不公平对待等态度或行为的主观认识和感受。

本次调查采用自编的《歧视知觉问卷》，是在波斯特麦斯（Postmes，2002）等人的《外群体拒绝问卷》和克拉厄（Krahe，2005）等人的《歧视知觉问卷》基础上改编而成。问卷前3个题目测查个体歧视知觉，后3个测查群体歧视知觉，得分越高说明日常中感受到的歧视越多或越深刻。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到该问卷个体歧视与群体歧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7和0。81，整个问卷的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3。

由表4-18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公正感得分上，高分组区域贫困组人数比率（47。6%）明显低于非贫困组（66。8%）；在群体歧视知觉上，在低分区域（低歧视感受），贫困组（63。1%）少于非贫困组（73。3%）；令人讶异的是，在个体歧视知觉上，非贫困组（11。2%）在高分区域（高歧视感受）居然多于贫困组（3。7%）。

表4-18公正感与歧视知觉得分区域分布情况（%）

对贫困组与非贫困组3个项目得分的高低分布进行皮尔逊卡方检验发现，在公正感（χ2（3，374）=19。17，p＜0。001）和个体歧视（χ2（3，374）=8。68，p=0。034）维度贫困组与非贫困组差异显著（p＜0。05），群体歧视（χ2（3，374）=4。68，p=0。197）维度的分布差异不显著。具体来说，在公正感方面，非贫困组大多数（66。8%）认为世界是非常公平的，贫困组有将近一半（44。9%）以上的人认为世界虽然较为公平，但显然还未到理想水平。而贫困组与非贫困组在个体歧视方面的得分差异有待进行更深一步的讨论。群体歧视维度，贫困组与非贫困组的低分区域（低群体歧视感）均占各自群体的绝大多数，没有质的差异，但有量的差距。下文将给出各个维度平均得分的详细分析。

两组在三个维度上原始得分的简单描述统计及各自的平均分如表4-19所示：

表4-19贫困组与正常组在3个项目上得分的平均分比较

分别对贫困组和正常组在3个维度上的平均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得到的结果如下：

表4-20贫困组与正常组在三个项目上得分的t检验

在公正感方面，贫困组儿童的平均得分（26。4）明显低于正常组（28。2），差异显著（t=-2。81，df=361，p＜0。05）。我们认为，造成贫困组公正感明显偏低的原因与其低水平的家庭经济条件有关。“一叶可以知秋，管中可以窥豹”，我们只需抽出公正问卷中的一道题目即可得到证明。这道题目是这样的，“我坚决相信，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升学和国家的一些政策等），不公正是极罕见的，凡事都有规则”。选项分按同意程度分“非常不同意”到分“非常同意”6点计分，我们对其进行两分法数据转换，“同意”与“非常同意”合并成一项，其余归并到另外一项，最终得到的人数比率如下表：

表4-21具体题目的人数比率分布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非贫困组与贫困组对该题的态度迥异，对上表进行皮尔逊卡方检验，χ2（2，374）=22。82，p=0。000（＜0。05），差异显著。

在忧虑的同时，尚可欣慰的是，贫困组儿童的公正感平均值属于中等水平（26。4）。事情还不至于太坏，公正尚在人心。我们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对贫困家庭的扶持，使我们的社会向着“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前进。

个体受歧视的原因往往是因为个体所拥有的资源与其他群体存在差异或缺失，从而遭到拥有优势资源个体或群体的具有压迫性和排挤性的对待。如前所述，相对城市非贫困家庭儿童，城市贫困儿童在生活、学习、社会活动及课外素质拓展方面存在各种资源性短缺，不过，这种短缺是否一定造成个体歧视体验不能妄言肯定。因为个体歧视知觉不仅涉及外界客观的歧视现象，还包括个体内心对于这种现象的加工和构建。而作为单独的个体，每个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存在着差异，因此，个体歧视知觉大小可能存在个体差异，并可能受到不同的经验或生活背景以及个体心理发展的不同水平的影响。

从表4-20可以看出：城市贫困组儿童在个体歧视知觉平均得分上略低于（-0。13）非贫困组，但是差异不明显（t=-0。40，df=349，p＞0。05）。此结果不免令人感到困惑，但联系前文中两组在自尊感得分上的差异，情形便豁然开朗。贫困组儿童平均自尊得分略高于非贫困组、个体歧视体验略低于非贫困组，从根本上讲，可能是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心理防御机制是指，人们在自身面对挫折或不愉快经历时自发的心理适应和保护机制。任何与个人的愿望相冲突的刺激和体验都可能自发地唤起防御机制，防御机制并不改变事实，而只是简单改变人对这些问题的理解、看法或心理反应方式，从而暂时地免除或减轻不愉快体验。常见的防御机制类型有：“补偿”“否定”“潜抑”和“文饰”等。前文中的贫困儿童的自尊偏高就是采用“补偿”方式来弥补家庭经济方面落后的缺陷。而在因家庭差异而遭遇歧视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多采用“否定”“潜抑”或“文饰”等方式来去除这种不愉快的体验。

在群体歧视方面，贫困组儿童的平均得分显著高于非贫困组（t=-3。03，df=369，p＜0。01）。为什么个体歧视知觉差异并不显著，但在群体歧视知觉方面却差异显著呢？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在对自身所在群体的歧视作评价时，由于不直接涉及自身体验，所以心理防御机制失去效应，从而能够客观的反映现状。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城市非贫困组儿童自我中心性比较强，过于关注自身，特别是从小缺乏逆境体验，一旦面临挫折，便容易夸大自身的消极体验，从而造成与贫困组在个体歧视知觉及消极情绪体验上差异不大。

综上所述，为了向国家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迈进，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城市贫困儿童与非贫困儿童在公正感和歧视知觉上的差异。和谐社会是一个具有广泛含义的范畴，其本质内涵是文明、公平、公正、共富、共享、安定、有序和团结，最基本的表现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社会的核心是社会公平与公正，而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接班人，贫困儿童作为未来接班人中的一部分，我们不希望他们因对社会的公正缺失、歧视泛滥而感到不满，从而影响整个和谐社会的建设大业。加强贫困群体的物质扶持与帮助的同时，也要特别重视对他们进行心理的安抚与疏导。

（五）贫困儿童问题行为调查

对城市贫困儿童的问题行为的测查，通过问题行为自评量表来实现，量表共有16个项目，除去亲社会项目4个题目，其他12个项目均为外显问题行为，对12个项目的得分进行加和得到问题行为的总得分。题目分为4点量表，按“没有、很少有、有时有、经常有”程度分别计“1、2、3、4”分。本次调查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

城市贫困组与非贫困参照组的问题行为得分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4-22问题行为得分区域分布情况

从调查的有效数据看，城市贫困组在问题行为的中高分阶段要多于非贫困组。但总体来看，不论是城市贫困组还是非贫困组，问题行为的得分都处于低分区域。说明城市学校在中小学生的品行教育方面还是比较成功的。对两组的得分分布进行Fisher精确检验（因为表中有25%方格的数目少于5，故不采用皮尔逊卡方检验），p=0。051，说明在0。05概率假设水平上，两组的分布情况具有边缘显著差异，即家庭经济状况与问题行为有很大关系。从上表中也可以看到，中高问题行为得分区域，贫困组要多于非贫困组。

对问题行为得分的原始数据的简单描述统计如下表：

表4-23问题行为得分平均分比较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问题行为维度，贫困组与非贫困组的得分均属于低分区，形势可喜。但贫困组还是稍微高于非贫困组，虽然这种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t（356）=0。81，p＞0。05），但是因为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存在问题行为的学生属少数，不能因为其统计不显著而抱乐观态度。我们从表4-22中可以看出，贫困组在中高问题行为组的人数比率为（6。4%），放到实际群体当中，这已经是个很庞大的数目了。所以，我们在加强对城市贫困儿童关爱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到他们的心理和行为的健康发展。

贫困儿童的群体歧视感明显高于非贫困儿童，这说明贫困儿童对于自己生活的现状非常不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之归结于社会的不公正。由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来看，国家政策要求城市学生按地域就近入学，但事实上，每个城市甚至每个社区之间各个学校硬件设施、师资力量、教学水平都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出现我们姑且按社会惯例称之为的“重点学校”。除了少数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以通过考试进入这些重点学校，那些成绩不好但家庭富裕的学生也可以通过缴纳巨额的“择校费”或“赞助费”进入这种学校学习。而其他成绩中等、家里又拿不出钱的学生，只能进入家庭所在地区的非重点学校。城市贫困儿童的家庭大多数都拿不出大笔“择校费”，从而使他们在“升学”这一门槛上体会到深深的不公正感。此外，虽然城市贫困家庭有一部分能够领取低保，但由于人数众多、名额所限，以及在确定低保户的实际操作中存在各种缺陷和漏洞，必然导致部分贫困家庭领不上低保，这部分家庭更会感到连国家低保政策也是如此的不公，所谓“比上不足，比下也未见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