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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心雕龙知音欣赏论（第2页）

“六观宫商”。“宫商”这里指文章的声律。六朝时期随着汉语“四声”规律的发现，人们自觉地感受到汉语声律之美。因此考察作品的声律运用，也成为评价作品的重要层面。人们开始用很挑剔的眼光来看作品中声律安排的好与坏。《声律》篇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这些话清楚表明了刘勰对于作品声律的重视。但刘勰对于作品的声律并没有提出过于繁琐、苛刻的规定，仅提出“声得盐梅，响滑榆槿”的自然要求。所谓“观宫商”也就是对作品声律要做上述考察。

由此看来，“六观”既不是什么标准，因为标准一定要考虑到准则和严格的规定，如现在我们说的“标准时间”“标准语”，刘勰提出的“六观”并无严格的规定。“六观”也很难说是什么方法，因为方法是解决问题的路径和程序，如我们现在说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都要循着某种路径和程序的意思，刘勰的“六观”并无这种意思。我的看法是“六观”是指作品的六个方面或六个层面，意思是考察作品要从这六个方面入手。至于有的学者把“六观”与“新批评”的批评方法相类比，更是牵强附会，有“过度阐释”之嫌。

第三，鉴赏的方法——“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刘勰有没有提出鉴赏的方法呢？有。刘勰在《知音》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刘勰显然认为，创作与鉴赏的“程序”是不同的，创作者先“情动”后“辞发”，先有感情郁积于胸中，然后用文辞去加以表达；而鉴赏者则是“披文以入情”，先阅读文辞篇章，然后通过感受、领悟、分析到达对于作品所蕴含的“情”的理解。那么这种方法就是“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如前文所说，刘勰非常重视“文”与“情”的关系，在《体性》篇提出了所谓的“因内符外”“表里必符”的说法，这里就暗含了对“文”与“情”关系的理解。即认为“情”是“内”是“里”，而“文”是“外”是“表”。没有内心的“情”，谈不到外面的“文”，反之，没有外面的“文”，内心的“情”也表现不出来。根据文与情的这种关系，刘勰认为鉴赏是“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或“觇文辄见其心”，也即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用比喻的说法就是“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从江河的流水的波浪，溯源而上，最终就会发现那江河的源头在哪里，这样作为源头的幽深的“情”最终就会自然显露出来。刘勰所说的这种方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作为鉴赏者，所面对的就是前人和别人的文本，通过对文本的各种症候的感受、研究、分析，很自然地就会形成对文本的理解。但这种理解是否就是知音式的理解呢？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很难说的。因为我们的理解不会或不完全会与作者的创作意图相一致，达到心心相印的地步。但刘勰对此很有信心，他说：世代久远的作者，无法了解他们的面貌，但观察他们作品的文辞就能窥见他们的内心。未必是前人的作品过于深奥，只怕自己的见识太浅陋。弹琴的人心里想着山水，其情就在琴声中表现出来，何况把自己的情理形诸笔端，他怎么能隐藏得了呢？刘勰甚至说：读者用心去理解作品中的情理，就像人用眼睛去看物体的形状，只要眼睛明亮，那么物体的形状就无法藏匿，只要读者心思敏慧，文章的情理就无不明白了。所以，刘勰认为他的“披文见情”“沿波讨源”的方法是可以化解“文情难鉴”而达到文情易鉴的。

第四，鉴赏的关键——弃“俗鉴”，取“妙鉴”。刘勰没有停留在鉴赏方法的阐述上面，又进一步提出了这种方法是否有效，还必须掌握鉴赏的关键。在这里刘勰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这就是“俗鉴”与“妙鉴”，并论述这两者的区别。刘勰说：“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杨》，宋玉所以伤《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质疎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扬雄自称‘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其事浮浅，亦可知矣。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泽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在这里，刘勰首先认为，有一种鉴赏可以说是“俗鉴”。这种“俗鉴”是怎样一种状况呢？总的说，就是“深废浅售”，即不接受深刻的作品，只欣赏浅薄的作品。

他举出了四个例子来说明“俗鉴”之不可取。第一个例子是庄子嘲笑对人们对《折杨》的欣赏。《庄子·天地》篇：“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华》则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折杨》《皇华》都是庄子当时流行的俗曲，欣赏的人很多。可是真正有深刻内容的高言、至言则不被人欣赏。第二个例子是宋玉伤叹高雅的《白雪》无人欣赏的例子。宋玉在《对楚文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21]宋玉是用这个故事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刘勰则引这个故事来说明“俗鉴”之不可取。第三个例子是屈原抱怨自己的不同于众人的才华不为人所理解。他在《九章·怀沙》中说：“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意思是，我性格质朴疏阔，大家不了解我的独特才华。第四个例子是扬雄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才会说“我心里喜欢深沉渊博而有绝美的文章。”总之，刘勰认为在文学鉴赏，一味欣赏肤浅的没有深意的作品，这就是“俗鉴”。

那么如何来拒绝这种“俗鉴”呢？刘勰提出了“妙鉴”与之对抗。他说：“良书盈箧，妙鉴乃订。”满箱子的好书，要通过“妙鉴”才能正确地加以评定。那么这“妙鉴”与“俗鉴”相比，有什么特点呢？刘勰的意思可能就是特异、深刻、享受、玩味这四点。刘勰认为“妙鉴”应“见异为知音”，这就是要看出一篇作品与另以篇作品的特异之处，像屈原的作品与《诗经》确有很大的不同，鉴赏者能“见异”，看到屈原作品的独特之处，这样才能成为屈原的“知音”。刘勰又认为“妙鉴”应是“深识见奥”，这就是鉴赏的作品的深刻性问题，真正的鉴赏者应该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作品的深意，这样的鉴赏才能使自己感到内心的喜悦。这还不够，刘勰认为“妙鉴”应该是一种享受，读书就像过节一般，众人熙熙，如登春台，像听到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和吃到最可口的菜肴一般，高兴无比。最后“妙鉴”应该有鉴赏的**，这就是刘勰说的“玩绎方美”。所谓“玩绎方美”不是在读作品的时候，而是在读过作品之后，觉得余香满口，回味不尽，这才是鉴赏的**时刻。因为，在读作品的过程中，你为其中的人物、事件所吸引，还来不及用超然的态度来欣赏它，一定要等到作品读过之后，把书合上之后，笑也笑过了，哭也哭过了，心情已经平静了，这个时候才能够回味那文章的妙处、美处、含蓄处、淡而有味处、有深意处，有独特魅力处……这才是鉴赏的**。刘勰认为这种“妙鉴”才能达到“知音”式的理解。

刘勰从“博观”作为鉴赏者的修养，从“六观”提示鉴赏作品的方面，从“披文入情”“沿波讨源”方法的论述，从弃“俗鉴”，取“妙鉴”的鉴赏关键的层层解说，来说明知音不难、文情可鉴，阐明了他的“知音”鉴赏论，不可谓不煞费苦心。

刘勰的《知音》篇是《文心雕龙》中构思比较完整的一篇，他先提出“文情难鉴”，分析了“文情难鉴”的种种障碍；接着又提出了文情可鉴，提出了文情可鉴的种种条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知音很难，知音不难。我们读了《知音》前半段，看他那样呼喊“知音其难”，似乎觉得他好像要推翻了他自己提出的“知音”作为鉴赏的高境，真替他捏了一把汗。可是读了《知音》的后半段，觉得他找出了种种的理论来证明“知音”并不难，又觉得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我们真是在替古人担忧。刘勰是一个高明的舞蹈家，他先向左转，然后向右转，一切都那样自然，那样优美，因为他有一个“唯务折衷”的舞蹈操练思维法在帮他的忙。

[1]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0页。

[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3]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4]徐复观：《〈原道〉篇通释》，《中国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版，第397页。

[5]徐复观：《〈原道〉篇通释》，《中国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版，第394页。

[6]徐复观：《〈原道〉篇通释》，《中国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版，第395～396页。

[7]徐复观：《〈原道〉篇通释》，《中国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版，第396页。

[8]徐复观：《〈原道〉篇通释》，《中国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版，第398页。

[9]《毛诗序》，张少康、卢永璘：《先秦两汉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

[10]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页。

[11]周天游：《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4页。

[12]曹丕：《典论·论文》，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页。

[13]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14]刘勰《文心雕龙》引文，均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本，下文不再注。

[15]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

[16]萨特：《什么是文学？》，《萨特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4页。

[17]顾祖钊：《论意象五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18]顾祖钊：《论意象五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还可参见作者论“意象”的同类文章。

[19]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1～243页。

[20]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7页。

[21]宋玉：《对楚王问》，《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