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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网络与认知及思维发展（第1页）

第二节网络与认知及思维发展

网络作为虚拟空间，人们在其中的时间知觉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同时，网络作为一个巨大的信息库，正在日益成为人类记忆系统的“外部存储器”，人类与网络日益构成的交互记忆系统（transaem）（Sparro;Wegner，2011）可能会让用户错误地估计自我知识，更多地把即刻检索的知识判断为个体已经储存的知识（Fisher，Goddu，&Keil，2015）。网络使用也让青少年用户具有更多的多任务并行加工信息的体验，从青少年认知发展角度看，多任务并行可能会降低学业成就，并对他们的执行功能和工作记忆产生不利影响（Aal。，2013）。网络是社会学习发生的重要场所，但是网络对于学习效果来说，可能存在一个由促进作用变为负面影响的过程。网络用户通过社会学习可以借助较少的代价获得较多的知识，不过用户获得更多的是学习结果本身，而不是学习结果背后的问题解决过程，这在网络拓扑结构松散时尤为明显。这会干扰个体的思维以及反省能力。

一、网络与虚拟时间知觉

网络技术的出现已经改变了现代社会的图景。移动电话和即时通信，都已经应用广泛，尤其在年轻人中更为普及。这些技术提高了人们任务完成以及与他人联系的速度，促使我们及时接入媒介与社会联系。然而，理论也指出了网络沟通通过促进任何时间与人际交往，破坏了钟表的线性顺序（Castells，2000；Hassan，2003）。然而，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网络技术变革不是在加速我们的生活，相反更能够改变我们思考，解释与体验时间。

（一）虚拟时间的内涵

针对虚拟世界的不断延展，学者提出了永恒时间（timelesstime）的理论。永恒时间的特征是现象的序列顺序被系统地扰乱，这是由于网络沟通中的时间被压缩（Castells，2000）。网络等新技术与文化力量改变了空间与时间的社会建构意义，促使社会事件与文化表征出现前所未有的即刻性。在网络社会中，时间会成为永恒，远离编年体特征，也不再受制于社会背景与目标背后寻求到的短暂秩序性。因为用户选择他们与媒介交互的时间，所以事件的顺序性变得更加同步性，过去、现在与未来相互结合。

数字技术引发的时间失序也进一步体现在其他学者的网络时间结构观点中。与永恒时间理论类似，有学者承认时间日益加速，网络沟通革命已经压缩了时间尺度，加速了现代性的时间标准（Hassan，2003）。然而，学者也认为通过产生数字时间，网络沟通已经产生一种新型的、与钟表不同的倒转与去世俗化的时间，时间不再是线性与可测量的单位，但相反是数字世界生存能力的一个尺度。网络沟通促使人们虚拟地体验时间。虚拟地体验时间的过程中接触的信息与社会关系是不受限的，也暂时不受抑制。虚拟时间的短暂性加速了日常生活步伐，但是也模糊和取代了工作、家庭与娱乐的传统时间界限。

（二）虚拟时间的认知及教育影响

网络沟通整合进入现代生活后显现了三种时间演变：模糊界限、时间灵活与多任务并行（Dunp;Tierney，2013）。

模糊界限是指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这是基于时间与技术演化理论获得的一个重要的教训。由于网络沟通的增加，“钟表不再是促进时间与空间中活动同步性的主要工具”（Thulin&Vilhelmson，2007）。只要人们有数字设备并被许可接入网络，人们可以在任何地点完成任务。在商业世界来说，“资本”在一天时间内不间断地在金融市场流动（Castells，2000）。空间与时间特定的传统联系正在弱化。社会文化的时间节律已经演化了将近200年，如周末、5天工作日、家庭时间，预先计划度假时间等，都在变成一种过去（Hassan，2003）。

从时间灵活看，日常中的网络沟通促使人们时间体验的方式更加具有灵活性与控制性，如工作时间表与协商。移动电话与网络促使社会联系与任务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Thulin&Vilhelmson，2007）。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由于依赖手机短信与电话的联络，时间与时间表正在弱化”。手机促使人们“不停地协商与重复协商计划改变后的会议与共同活动”（Thulin&Vilhelmson，2007）。本质上来看，时间已经变得日益私人化。

网络沟通具有很多的时间灵活性，促使青少年更多地控制时间（Stald，2008）。例如，手机可能会降低学生的心理压力感与时间压力感。同时，很多的青少年也已经不关心时间记录，倾向于更加无意识地表现一些冲动行为。学者研究了青少年的移动电话使用情况，发现了很多人倾向于延迟回复电话或短消息。“看不到移动设备留下的任何信息正在促使延迟为社会接受”（Thulin&Vilhelmson，2007）。准时的意义现在已经发生转变，一些青少年可能认为他们的迟到也是及时，只要他们发送了警示性的文本消息。换句话说，通过减少依赖钟表的时程事件与增加较大的时间灵活性，网络沟通改变了传统时间价值观的背景（如守时）。人类的行为在时间体验中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少年。

从多任务并行看，计算机与移动技术已经促进了较高水平的多任务并行（Arum&Roksa，2011）。新的移动技术让人们随时在线，我们能够立刻完成任务、获得信息、保持社会交往，可以想当然不受制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无数的活动现在可以通过网络沟通完成，如工作与社会化。一项研究显示人们通过媒体多任务处理，每天拥有的时间能够增加7个小时（Kenyon&Lyons，2007）。较为容易的多任务处理对于人们如何使用时间有重要意义。传统的时间分配研究方法，如时间日记研究，不再能够掌控人们通过网络沟通使用及时完成活动的广泛范围。

多任务并行可能在年轻人中非常明显，他们更容易接受新技术。高度数字化的网络环境促使当前任务持续被打断，很多任务同时进行。年轻人较少体验到时间停滞，也就是他们与他人持续地保持联络。在一些年轻人的移动电话使用中，学者报告说80%的被试从未关闭他们的手机，20%仅在特定的场合与情境中关闭手机（Stald，2008）。学者认为青少年正在“日渐适应多种社会交往背景的持续存在”。大多数青少年可以一直处于沟通、信息寻求与娱乐状态，或者简短说是为他人存在（Stald，2008）。

虚拟时间的出现对不同的群体及个人有差异性的影响。尽管技术能够潜在提供给人们较多的自由与灵活性，但是个体控制时间的能力一直以社会背景为媒介。学者探讨了私人计算机对于个体时间活动的影响。他们识别了人们使用技术的三种时间倾向：冲浪者，使用网络沟通节约时间；怀疑论者，由于时间压力的存在，限制网络沟通使用；赌博者，通过网络沟通进行多任务处理增加时间灵活性（H?rning，Ahrens，&Gerhard，1999）。这些发现表明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接受技术进入生活，这是人们差异性地体验虚拟时间的体现。

从某些角度看，虚拟时间体现的是社会时间建构的延伸，因为人们使用网络沟通塑造新的时间体验（Dunp;Tierney，2013）。然而，这些新的时间体验比最初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的体验更加具有变化性、复杂性与快速性。同时，虚拟时间与钟表时间的内在假设相互矛盾，尽管网络沟通大大地解放了线性化的时间结构，但是社会结构与组织仍然受到钟表时间约束（Dunp;Tierney，2013）。

二、网络与交互记忆

正如一台起重机能够弥补手臂的功能，认知工具、计算工具以及外部信息源也可能补充心智机能。个体心智也能受制于别人心智。当别人是信息的外部储藏室，交互记忆系统就会显现（Wegner，1987）。在这些系统中，信息通过群体扩散，个体仅负责知晓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例如，一个人负责知晓哪里能够发现食物，而另外一个人负责如何制作食物。系统成员也需要追踪其他知识的储存地点。因此，社会知识系统有两种要素：内部知识（“我知道什么”）与外部知识（“谁知道什么”）。

网络是人类知识最大的储藏室，它产生的巨大数量的信息能够容易地被人类心智连接。人们能够迅速地适应网络检索信息这种外源性认知任务。在网络中人们知道哪里发现信息，哪里储存真实的信息（Sparrowetal。，2011）。这些证据显示网络正在成为交互记忆的一部分；人们依赖网上找到的信息并跟踪外部记忆（谁知道答案），但是并没有保存内在记忆（真实的答案）。网络已经被描述为一种超出常规的刺激，因为它的广度与即刻性严重抑制了任何一种与我们心智已经适应的、自然的交往对象。与人类交互记忆的其他对象相比，网络更容易亲近，有较多的专门知识，能够提供比人类整个专门记忆系统更能接触到的信息。这些特征促使网络用户较少向网络提供知识，甚至会降低用户对传统意义上的人际交互记忆系统的依赖程度。

网络超常规的特征允许我们以心智沟通相同的方式进入其中，网络可能更类似于一个理想的记忆伴侣，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外部存储设备。简而言之，用户的认知系统可能机能性地把网络等同于交互记忆系统中的专家。然而，在线搜索答案导致的一个错觉是外部接触的信息与头脑中的知识进行合并。在控制时间、内容与任务搜索自主性的情况下，这种效应仍然明显。研究证据显示网络可能是交互记忆系统的伴侣（Sparrowetal。，2011）。不过，人们也依赖低水平及时性、可接近性无生命的外部知识（如图书），或者依赖交互记忆系统中其他人的心智。与信息接触的认知工具或其他来源相比，网络几乎是一直可以接近的，能高效地得以搜索，提供即刻反馈。由于这些原因，网络比其他的外部知识来源，甚至比交互记忆内的同伴，更可能整合到人类心智，这促进了较强的知识错觉（Fisheretal。，2015）。

网络是一个交互记忆伴侣，这扩展了我们接触知识的范围。搜索网络的解释可能会扩大无关领域的自我评价能力（Fisheretal。，2015）。人们倾向于不精确地回忆他们内在记忆的最初来源（Johnson，1997）。从这个角度看，一些研究发现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当在线检索信息解决问题时，人们会错误地对于答案来源进行归因，他们认为答案储存在自己的大脑而不是网络。儿童学习新词意义时可能会受到他们相信“他们知道一切”观念的促进（Kominsky&Keil，2014）。这些错误归因赋予儿童适应性的自信，这是他们理解力的根基。与儿童类似，网络甚至可能放大了成人的这种偏见，导致失败地识别内部解释性知识的问题。

三、网络与认知需要

认知需要（Needfnition，NFC）是一种进行与享受思考活动以及认知性挑战任务的个体差异（Pettyetal。，2009）。具有高水平NFC个体的人们倾向于深入与全面地思考问题，甚至外部动机不明显时，他们也愿意如此（Haugtvedt，Petty，&Cacioppo，1992）。从概念看，NFC是思考动机的反应，并不是认知能力本身。NFC促使“个体有意义地组织经验，理解和合理化经验世界”。

高水平NFC的个体喜欢通过努力的思考实现目标，享受问题解决，然而低水平NFC个体只是认为问题难以解决。因为高水平NFC个体有认知清晰化目标，他们进行一项判断任务之前会比低水平NFC个体更能深入思考。高水平NFC个体的判断主要建立在信息的连续记录，这会产生双重态度，他们不是在一些表面因素基础上草率地形成结论。他们的行为与理性模型一致，在理性模型中，个体的判断主要基于事实信息与观点判断的基础上。高水平NFC个体倾向于在说服信息的论据质量上进行评价，但是低水平NFC个体主要依赖启发式线索。研究者发现，选举活动中他人评价的候选人可信性信息是最重要的相关信息，这对于高水平NFC个体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抉择依据，然而，它们可能是低水平NFC个体的启发式线索。

大量的研究已经显示NFC可能是态度改变的重要前提（Cacioppo，Petty，Kauez，1986）。对于高水平的NFC个体来说，态度改变可能是信息价值与优势的一种函数。相反，低水平NFC个体更可能会偏好启发式策略（Haugtvedtetal。，1992）。进一步来说，高水平NFC个体更可能会喜欢信息定向的媒介，以及偏爱言语超过视觉加工的风格。由于网络能够提供各种信息，高水平NFC个体更可能对言语信息的质量感兴趣，而不是对图形或声效有关的信息感兴趣（Cacioppo，Petty，Feinstein，&Jarvis，1996）。相反，低水平NFC个体可能更加倾向于网站的符号线索，因为他们想要回避复杂的认知过程。因此，低水平NFC个体的态度基础并不是网站中的真实信息，但运行特征（图像与声效等）可能对他们更有吸引力。

研究证实高水平NFFC个体对整合复杂言语信息与简单视觉特征的网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偏爱。然而，低水平NFC被试并没有比高水平的NFC被试对高视觉性与低言语复杂性的网站表现出明显的偏爱。这表明高水平NFC被试发现这种条件具有同等的说服力。从一个资源匹配的观点看，相关的外部线索越少，越可能影响高水平NFC个体的评价。具体来说，高水平NFC被试的认知资源用于网站加工的资源可能比用于言语信息加工的资源更多。因此，尽管他们具有加工言语信息的倾向，但是高水平NFC被试可能已经使用视觉作为中心线索以帮助他们评价而不是简单地忽视它们以便加工言语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