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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第2页）

多数研究都发现，网络成瘾者往往具有某些特殊的人格特征，如忧郁性、焦虑性、自律性、孤独倾向。庞海波（2010）以“卡特尔十四种人格问卷”为工具的研究结果表明：网瘾组学生在忧虑性、适应性与焦虑性得分显著高于非成瘾组，自律性得分显著低于非成瘾组；在孤独倾向、身体症状、冲动倾向等因子的得分亦显著高于非成瘾学生。雷雳、杨洋等人（2006，2007）的研究发现神经质人格与互联网社交、娱乐和信息服务偏好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对于低宜人性人格的青少年来说，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不易导致其成瘾，而对高宜人性人格的青少年而言，则相反。此外，外向性、神经质也会影响青少年的网络使用偏好（雷雳，柳铭心，2005）。同时，个体的自恋性人格特征（Kim，Namkoong，Ku，&Kim，2008）

个体的自尊特质被认为是稳定地影响网络成瘾的因素，低自尊个体更有可能网络成瘾（Armstrong，Phillips，&Saling，2000；Yen，Yen，，&Ko，2007；Young&Rogers，1998）。同时，自尊也可能通过调节或者影响其他变量进一步影响个体的网络成瘾倾向（Kim&Davis，2009；LaRoseetal。，2003；Stial。，2008；Taal。，2004）。

感觉寻求也被认为与成瘾行为相关，但是目前关于感觉寻求和网络成瘾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尚不一致。有研究发现，高感觉寻求个体不太可能是严重网络成瘾者（Armstroal。，2000），网络成瘾者的感觉寻求得分也低于非成瘾者（Lavial。，1999）。但是，有研究（Lin&Tsai，2002）却发现有网络依赖的青少年在感觉寻求总分上更高，同时感觉寻求高的个体更可能和同伴和家庭疏离，也更有可能在网络上访问网站和发布攻击性语言信息（Slater，2003）。我国石庆馨等人（2005）采用感觉寻求量表，对北京市两所普通中学的307名中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感觉寻求的不甘寂寞分量表与网络成瘾的正相关显著。这和其他研究者（Kim&Davis，2009）发现感觉寻求通过个体对网络活动的积极评价来正向影响网络成瘾的结果较为一致。但总体上而言，目前的结果表明，关于感觉寻求对网络成瘾的作用机制可能更加复杂，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二）心理动力

苏勒（Suler）通过对在线社区进行的研究提出，在线互动满足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会网络成瘾，是因为网络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要：①性的需要；②改变感知体验的需要；③成就和控制的需要；④归属的需要；⑤人际交往需要；⑥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需要（Suler，1999）。才源源等人（2007）在质性研究及理论分析基础上，发现青少年网络游戏行为的心理需求主要由现实情感的补偿与发泄、人际交往与团队归属需要以及成就体验三个因素构成，且青少年对网络游戏的心理需求程度与其对网络游戏的使用程度显著相关。而李菁（2009）的调查研究则进一步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关于网络心理需求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相匹配的论述。

在台湾大学生的网络使用研究中（p;Tyan，1998），也发现网络成瘾与逃避、人际关系、整体沟通需要正相关，而且网络成瘾学生比非网络成瘾者主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论坛和网聊中。万晶晶等人（2007，2011）进一步发现了网络成瘾大学生中存在心理需求的网络满足补偿效应，其心理需求在现实中没有得到满足，而在网络上得到了较好的满足。心理需求现实缺失越多，则网络满足优势越大，从而导致大学生网络成瘾趋势越严重。基于小学生群体的调查也显示，儿童在网络中的心理需求得到的满足越多，其在线行为和相关积极情绪均会更多（Shen，Liu，&Wang，2013）。刘勤学等人（2015）也进一步验证了网络在心理需求满足过程中的优势作用，且该网络优势能够完全中介个体的需求缺失对网络成瘾的影响。

（三）认知因素

研究者在互联网使用研究中引入了社会—认知理论为理论框架（Eastin，2001；LaRose，Mastro，&Eastin，2001）。社会—认知理论强调行为、环境以及个人决定物（自我调节、预期、自我反应与反省等）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拉洛斯（LaRose）认为个体能够利用已经形成的自我调节能力制订计划、设置目标、预期可能结果、利用经验与自我反省。重要的是，个体可以通过自我反省来帮助自己，理解所处的环境以及环境的要求。在社会—认知理论框架内，互联网使用被概念化为一种社会认知过程，积极的结果预期、互联网自我效能、感知到互联网成瘾与互联网使用（以前上网经验、父母与朋友的互联网使用等）之间是正相关，相反，否定的结果预期、自我贬损及自我短视与互联网使用之间是负相关（Eastin，2001）。这反映了互联网使用可能是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反映。班杜拉（Bandura，2001）认为现代社会中信息、社会以及技术（信息技术）的迅速变化促进了个体自我效能感与自我调节，并且较好的自我调节者可以扩展他们的知识与能力，较差的自我调节者可能落后。

因此，互联网使用过程中成瘾行为可以概念化为自我调节的缺失（LaRoseetal。，2001）。研究者认为，失误的自我监控、失败的与媒体行为标准比较、不能产生自我反应性的刺激可能是互联网成瘾的心理机制，其具体表现为，用户意识到上网时间过多，并且具有破坏性，但是却难以与理想的行为标准相比较（LaRoseetal。，2001）。杨（Young，1998）、林绚辉与阎巩固（2001）把互联网成瘾定义为上网行为冲动失控，这与拉洛斯等人的观点有重合的地方。这似乎说明了互联网带给用户的消极影响的主要机制是自我调节能力的缺失。此外，汤明（2000）发现网络依赖性与在线孤独感和社会支持之间是显著负相关，但与离线孤独感和在线社会支持之间是显著正相关。这可能表明了网络依赖性或者互联网带给用户的消极影响的主要原因是用户缺少离线生活中的自我调节能力。

（四）生理因素

研究者也关注了网瘾者可能存在的一些生理特点。王晔和高文斌（2008）发现心率变异性可以作为评估青少年是否网络成瘾的重要参考指标。同时，网络成瘾者在不接触网络时脑电的复杂性较低；而在使用网络之后，他们脑电的复杂性也明显增加到与非成瘾者相当的水平（郁洪强，赵欣，詹启生，刘海婴，李宁，王明时，2008；赵欣，2007）。成瘾者还表现出明显的Nd170的左脑区优势（赵仑，高文斌，2007）。另外，网络成瘾者的注意功能有所下降，并存在一定的注意偏向。网络成瘾者在前注意阶段就存在对网络图片的优先自动探测和注意朝向，以保证网络信息优先进入过滤器进行随后的认知加工（贺金波，洪伟琦，鲍远纯，雷玉菊，2012；张智君，赵均榜，张锋，杜凯利，袁旦，2009），并有可能存在感觉功能的易化（贺金波，郭永玉，柯善玉，赵仑，2008；赵欣，2007）。

研究者进一步探讨了网络成瘾的脑机制。研究发现以下结果。①不同网络使用线索对不同类型网络成瘾者上网动机的诱发作用不同（张峰等，2007）。②与非网络游戏成瘾的大学生相比，网络游戏线索能够有效诱发网络游戏成瘾的大学生某些脑区，如扣带回、眶额皮层、左枕叶的楔叶、左背外侧前额叶、海马旁回、内侧额叶、中央后回、楔前叶等脑区的活动；与中性控制线索相比，网络游戏线索能够有效诱发病理性网络游戏使用大学生某些脑区，如左额下回、左海马旁回、颞叶、丘脑、右侧伏隔核、右侧尾状核和小脑等脑区的活动水平（Haal。，2010a，2010b；Koetal。，2009）；而且，这些ROI的激活水平与自我报告的游戏渴求之间存显著正相关（Haal。，2010a；Koetal。，2009）。③安非拉酮（Bupropion）可以有效降低网络游戏成瘾者对网络游戏的渴求、使用网络游戏的总时间，以及某些脑区，如背外侧前额叶的激活水平（Haal。，2010b）；即使控制使用网络游戏的时间，网络成瘾大学生对网络游戏的渴求仍然与右内侧额叶和右海马旁回的激活水平呈正相关（Haal。，2011）。④采用和非成瘾组相比较的方法，基于以往物质成瘾和赌博成瘾的研究结果，网络成瘾在丘脑、海马旁回、左侧背外侧前额的激活前两者类似（Hametal。，2011）；同样基于非成瘾被试的对比研究发现，网络成瘾者的奖惩机制也存在差异（Dong，Huang，&Du，2011）；更进一步的研究也采用了线索诱发范式，比较了网络成瘾和尼古丁依赖的混合组与正常组，发现游戏渴求和吸烟渴求均能使混合组被试在双侧海马旁回上有更高的激活（Ko，Liu，&Yen，2013），但是该研究由于只使用混合组，更无法对物质和行为成瘾的渴求机制进行区分。

贺金波等人总结了前人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成瘾者的大脑主要存在4个方面的异常。①额叶和扣带回多部位存在结构性萎缩和功能退化，导致其对上网行为的冲动控制出现障碍。②海马功能障碍，导致其认知功能特别是工作记忆能力下降。③奖赏中枢功能代偿性增强，可能与其多巴胺系统的功能异常有关。④内囊后肢的神经纤维结构较密、活性较高，可能与其长时间兴奋性操作键盘、鼠标或游戏手柄有关（贺金波，洪伟琦，鲍远纯，雷玉菊，2013）。

目前的研究结果至少说明，网络成瘾者的大脑存在一些功能性的、与物质成瘾者类似的异常，但这些异常是否由网络成瘾导致，以及这些异常是结构性的，还是持久性的，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拓展阅读

“物质成瘾”与“行为成瘾”有何关系？

成瘾的概念源自临床医学中病人对药物依赖的现象，如成瘾者对酒精、尼古丁、阿片类药物或者处方类药物的依赖，后扩展到毒品滥用和成瘾以及相关的物质依赖（咖啡），并被称为药物成瘾或物质成瘾。这些药物成瘾，都具有相应的生化机制和明显的生物学效果。世界卫生组织（WHO）20世纪50年代将药物成瘾定义为因反复使用某种依赖性或成瘾性药物而引起的周期性或慢性中毒，其主要症状包括：①强迫性用药并不择手段地去获得药物；②出现耐受性，即药量有加大趋势；③对药效产生依赖性，停止用药则会有生理上的不良反应。目前，物质成瘾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并且呈现出低龄化趋势（Neger&Prinz，2015）。

生理生化研究发现，成瘾物质首先破坏了身体的正常生理平衡。人体内本身就有一种类似阿片类物质的存在，当从外部大量摄入阿片类物质时，外来的阿片类物质逐渐取代了内在的阿片类物质，扼制了原来人体内正常阿片类物质的形成和释放，从而破坏了人体内的平衡，形成人体在生理和心理上的依赖。只有不断地递增这种外来阿片类物质摄入，才能使人感到愉快。若突然停止使用，补偿机制就会失衡从而导致停药反应。就这样，机体的正常运行机制逐渐产生需要补偿这种外来物质的现象，即产生了身体对该外来物质的依赖性。由于这些物质都是通过中枢神经系统起作用，某些神经递质会使人产生一种愉悦感，这种愉悦感从心理上强化了个体对该物质的依赖。成瘾严重的个体很难顾及一个正常社会人的各种责任和义务，使家庭和工作都受到严重损害，为得到该种物质不惜使用任何手段，甚至做出违法犯罪行为。

随着研究的发展，基于药物摄入的成瘾定义己经受到了挑战。人们发现在一部分人身上存在着过度沉迷于某种事物或活动的行为，而在这些行为中并不像酗酒和吸烟那样包括药物的摄入。因此，对应于药物成瘾，行为科学提出了行为成瘾概念，常见的有：赌博成瘾、色情成瘾、游戏成瘾等。这些成瘾行为，可能并不涉及任何具有直接生物效应的物质，而是以某些有强烈心理和行为效应的现象为基础。现在，以行为定义为基础的成瘾概念被广泛接受。根据这种观点，行为成瘾是指一种异乎寻常的行为方式，由于反复从事这些活动，给个体带来痛苦或明显影响其生理、心理健康，并带来一定的日常功能受损。具体包括7个方面，具备其中的三条以上即可认为个体己经有成瘾倾向，5条以上可以被认为是成瘾：①容易产生耐受性；②出现戒断症状；③行为的不可预估性，即行为的时间、频率和强度都大大超过预期；④多次试图戒除或控制而没有成功；⑤花大量的时间准备从事这一行为，或从其后果中恢复过来；⑥影响正常的社会交往、职业或娱乐活动；⑦明知这一行为已经产生生理或心理方面的不良后果，但仍然坚持这一行为。

可见，新成瘾概念的核心更关注对个体造成的心理、社会功能的损害，关注行为的不可控性。不管是吸毒还是赌博，如果个体强迫性地重复某种行为，导致个体的日常功能、社会活动受损害，那他就已经对这种物质或行为“上瘾”。这样，成瘾研究范围就由最初的物质成瘾，扩大到行为层面，成瘾不再单纯指物质依赖，而被分为物质成瘾和行为成瘾。

2013年，美国新修订的D**-V将行为成瘾增加为一种新的精神疾病类别，并且认为行为成瘾与传统的药物依赖临床表现相似、作用于共同的奖赏环路、遗传学易感性类似，理应合并成为一种疾病类别。同时D**-V将“病态赌博”改为“赌博障碍”是因为“病态”一词冗长且含有贬义。在诊断标准中，D**-V工作组剔除了D**-IV中关于违法犯罪的条目（曾有过违法行为，如伪造、诈骗、盗窃、挪用资金赌博），原因是患者回答此条目的阳性率非常低，会使病理性赌博的诊断阈提高，而在D**-V中只需要满足9项诊断标准中的4项或以上（而不是在D**-IV提出的5项或以上）就可以明确诊断。由此推测，如果采用新的诊断标准，行为成瘾障碍的诊断率会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