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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史学的演变 由记录史学至论述史学（第2页）

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

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赵穿攻灵公於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20]

按：此仍是“言事合一”，兼述兼论，而会《诗》《书》《礼》《乐》于一手的史学方法。据《史记·赵世家》，赵盾任国政二年而晋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赵盾以为国多难，欲立襄公弟雍，但恐被袭诛，乃遂立太子，是为灵公。灵公既立，赵盾益专国政。灵公立十四年而骄虐，赵盾等骤谏而不听，乃生此祸。稍后，赵盾又使赵穿迎襄公弟黑臀而立之，是为成公。[21]因此之故，当赵盾卒后，晋景公与其宠臣司寇屠岸贾追究此事，乃遍告诸将：“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遂攻赵氏而灭其族，于是乃有公孙杵臼与程婴护救赵氏孤儿之事情发生。

据此，可知祸发之时，赵盾逃而未出境；君弑之后，赵盾还未讨贼，所以董狐乃有此书。由于赵盾一直专国政，以故董狐所书不能谓非，而赵盾甘愿自诒伊戚，为法受恶，也不能说其无辜。

无论如何，董狐所记简要，正是古代记事之“记录史学”特色，而《左传》本于事实之兼述兼论，则已是“言事合一”，而又汇《诗》《书》《礼》《乐》，以至于时人评论于一炉之新叙事史法；并且在叙事之中，《左传》透过言与事，论述了事情之所由起、发展经过、转变关键以及成败得失，此正是论述史学的特色，后来司马迁《自序》所谓“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以及其《报任少卿书》所谓“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之新史学要旨与方法，也正渊源于此。

要之，《左传》不管是传经之作抑或是述史之作，皆代表了古代史学之伟大创作以及重要演进。《左传》透过事实之“言事合一”复合论述，改变了古史学记言、记事流派之旧方法，兼且在论述事实之中，说明了事情本末始终、盛衰成败之变化关键与道理，以故此创新性史学，可以谓为“论述史学”。其特色不仅与古史学之文辞简要“记录史学”不同，抑且亦与唐宋以降但重史实叙述之“叙述史学”不同。

由此可知，上古由结绳口传之历史，发展为以文字记言、记事之史书，其特色皆是依王法而为简要之记载，基本上不容史官有“作”，以成“记录史学”，是为“古史学”。此于“修旧起废”之孔子以及儒家弟子而言，则无异为“旧史学”。其中记事史之流发展为“百国春秋”，惜乎秦始皇纳李斯之言，下制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此为古史学之一劫，遂使史学变化之真相隐晦不明，甚至发展断绝。其实即使无秦火之祸，后世对此简要编年记事之学实为“古史学”，其认知亦恐将有所隐晦，或至绝灭。此中有两个原因：

首先，因“古史学”被“私学”广为变形应用，诸子用之以创立学说。此虽非古史学之主流发展，但儒门弟子将古史学导向经学，乃至渗入阴阳图谶之学，是则虽为主流趋势所在，但也不免仍有变形应用之嫌（请详后）。后来刘向等人承此主流，将史书列入“春秋类”，附史于经，遂使此独立学术为之隐晦不明。

其次，因《春秋》经学之一支《左传》，于有意无意之间发展为“论述史学”，下开司马迁之“新史学”。“新史学”使中国史学史进入新阶段，取代“古史学”而作为主流凡四百年。由是使“古史学”需降至魏晋始被重新认识，以故为世所忽略，以致隐晦不明。

此下经魏晋以降史官史家之努力，编年记事之史学复兴，又经晋世杜预等人之研究，推断《纪年》等书为“古者国史策书之常”，学者遂重新认知“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也。[22]于是降至唐初，始将此类承传“古者国史策书之常”的正法，分类而为“古史”类。因此，秦火之前，儒家将古史导向经学，诸子用古史以为立说工具，皆使古史学的发展以及被认知，受到严重的影响。为此，下章意欲略论儒门子弟以及诸子之所为。

[1]章学诚对“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傅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然则著述始专于战国，盖亦出於势之不得不然矣”之学术发展趋势，论之甚是；但其所谓“著述始专於战国”，恐仅是概论泛称之辞。参见其《文史通义·诗教中》（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内篇一，页18～19。

[2]章学诚于其《文史通义·易教上》开宗即明言“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是为“事理一致说”。接着于《书教上》质疑“左史记言，右史记动”之说殆为礼家之衍文，认为“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据此申论《尚书》“记事而言亦具焉……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此即“言事一致说”。

[3]《书教上》篇解释孟子此语，谓是“盖言王化之不行，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则言王章之不立也”。此说恐未得孟子之真旨。兼且，章氏由此批评后儒分《尚书》《春秋》为记动、记言之失（见上注），更言“六艺并立，《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并指出“马迁绍法《春秋》”，“后儒不察，又谓纪传法《尚书》而编年法《春秋》，是与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别，又何异哉”！此说恐亦未得先秦史学流变之真相。至于其在《书教下》，又谓“《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若就论述史学之发展言，则此说尚有可通者。要之章氏前说、后说，殆有语意笼统而又矛盾之嫌。关于论述史学之发展，其详请见本书后面诸章节

[4]司马迁此信先为《汉书·司马迁传》所节录，后为昭明太子将原文收入《昭明文选》，读者请自参阅。

[5]韩宣子“观书於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见《左传》（本文以下所引《春秋》及三传、诸礼、《论语》《孟子》，均据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所影之清重刊宋本，但标点符号则作者自为）昭公二年春条，页173。

[6]语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本文所引之正史，均据台北：鼎文书局新校标点本，但标点符号则笔者颇有所改），卷一百三十，页3295。

[7]引文见《文史通义·报孙渊如书》（内篇三，页342）。此书既是简信，故章氏未能详说其理，而言之亦不免过当。

[8]《礼》《乐》《书》原为王者创制无疑，而《诗》与《易》虽或间有出于民间者，但至诸王官将之记录之时亦已是官定之成辞，皆不容史官有“作”之成分。

[9]孔颖达于《礼记注疏》附会左主阳，为动，故左史书之；右主阴，为言，故右史书之。又谓大史为左史，内史为右史。《六艺略》载右史纪事，左史记言，与《玉藻》相反，于传记不合，其义非也（见《玉藻》篇注疏，页545）。其言未为确论，证据不足故也。

[10]参见《后汉书·荀淑列传·孙悦附传》，卷六十二，页2061～2062。

[11]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条，卷六，页255。

[12]经文及二传之文，见该二年月所载。

[13]此事发生于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即秦昭王二十八年，赵惠文王二十年，详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卷八十一，页2442。

[14]晋武帝时汲塚出土之魏襄王（或言安釐王）墓科斗文书，其中《纪年》应是晋乘之属，为晋、魏编年通史，故史谓“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云云（见《晋书·束皙列传》，卷五十一，页1432），而杜预于其《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谓“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

[15]见《史记·六国年表序》，卷十五，页686。

[16]司马迁于《六国年表序》提到的《秦记》，恐怕是秦国之编年通史，故特谓“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於戎翟”，“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云。又说：“余於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可见他所据不载日月而又文略之《秦记》部分，应是早期秦史官所记之部分。

[17]见《史记·孔子世家》，卷四十七，页1944。

[18]《公羊》《谷梁》等传其实也是口传至汉始记录为书，是为今文经。至于邹氏、夹氏等，更是至汉仍口传无书。因此《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谓“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云，见卷三十，页1715。

[19]正文所揭司马迁之言，倾向谓《左氏春秋》是传经之作，但西汉却不如此视之，以故不将之列入学官。为此，刘歆曾移书痛批五经博士，申述《左传》是左丘明亲见孔子之作，而左丘明之价值观念也同于孔子，故传经远胜于《公羊》《谷梁》二传（参见《汉书·楚元王传·刘歆附传》，卷三十六，页1967～1971）。刘知幾亦本《左传》为传经之作的意旨，而撰《申左》篇，指出《左传》有三长，而二传有五短，除了再申刘歆之意外，更是根据实录史学之要旨作申论，可详参见《史通·申左》篇（台北：里仁书局，2000年版）。至于民国以来对此问题之讨论甚多，于此不赘。

[20]见《左传》宣公二年九月乙丑条，页75～76。按：‘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句前有些版本有“诗曰”二字。杜预注谓引佚诗，王肃以为引《诗·邶风·雄雉》（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该年月条）。然而《雄雉》之句为“我之怀矣，自诒伊阻”，杨氏同注既以字句不同而否定引自《诗·小雅·小明》，则同理“我之怀矣，自诒伊戚”恐亦非引自《雄雉》。又，孔子此时未生，更未删诗书，以故杜注较是。杨伯峻书，据台北，源流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

[21]《史记·赵世家》所载是赵盾“未出境，而赵穿弑灵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为成公。赵盾复反”，是则弑君立君皆是赵穿所为，与《左传》略异。

[22]编年史学在三国以降之重新被知，可参见《隋书·经籍二·古史》序，卷三十三，页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