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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史学的发展下（第1页）

第六章新史学的发展（下）

——由实证而实录：方法论的确立

一、历史知识真实的价值

8世纪初期，刘知幾撰《史通》，特立《古今正史篇》，实为中国最早而有系统的史学史著作。他论述司马迁以前的史学发展，由《三坟》《五典》《尚书》《春秋》，以至于陆贾的《楚汉春秋》，其间颇值得注意者有两点：第一，他突出了史学的实证主义精神，援引司马迁和班固之言，直指尧以前之史多无征可信，“后来诸子，广造可说；其语不经，其书非圣”。第二，他对早期的“正史”，并无严格的界定，故诸体兼述、经传齐论，似乎有意将其前面所论的“六家”，笼统地一并划为正史，而为其后来专就“二体”以论《史记》以下诸正史不同，当有矛盾之嫌。[1]

本书第四章曾讨论司马迁自述其所开创的新学术，辨明其新史学的目的、对象、性质和方法，乃至指出经、史之分野所在。实证主义是新史学的重要特征，与今文经的玄想和附会、演绎和模拟不同。此特征不自司马迁始，但因司马迁而显，广受新史学运动期间诸学者所重视。刘知幾开章即突出此特征，可谓对史学之所以成立，已具慧眼深识。然而关于第二点，刘知幾曾有论述云：

当周室微弱，诸侯力争，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於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自隐及哀，十二公行事。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於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平帝初，立《左氏》。逮於后汉，儒者数廷毁之。会博士李封卒，遂不复补。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请重立於学官。至魏、晋，其书渐行，而二传（《公羊》及《谷梁》）亦废。[2]

是则刘知幾对孔子作《春秋》与丘明论《左传》，其说与司马迁略同，并能明指《春秋》是经，《左氏》为传经之传，且牵入汉代古、今文经的纠纷。不过，司马迁力言《春秋》及《左传》是“空文”，与其所开之学术不同，此旨普为新史学诸子所了解，而刘知幾却似未能理会，事出甚奇。如此，恐知幾另有所措意。知幾寻又论云：

汉献帝以固书（班固《汉书》）文烦难省，乃召侍中荀悦，依《左氏传》体，删为《汉纪》三十篇。……其言简要，亦与纪传并行。[3]

由此推知，知幾特将经学之《春秋》和《左传》列入正史而论述，实因牵于体裁而舍其性质也。[4]殊不知司马迁撰《史记》以来，至3世纪末叶汲冢竹书出，纪传体的新史学独擅胜场，笼罩史界，而编年体的“古史”，则几至沦没无识之者，荀悦之依《左传》体而删约《汉书》，其初意不在复兴古史。事实上，献帝和荀悦的基本意思，只是就《汉书》本纪而扩充，将中兴以前史事融入其内，因而使前汉史事之脉络大趋，得以一目了然罢了。史称《汉纪》三十篇“辞约事详，论辨多美”。[5]前句实在只能解释为它是《汉书》本纪的充实篇，事虽详于《汉书》本纪，但不会详于《汉书》全书。荀悦本人也自认为其书乃“抄录《汉书》，略举其要……约集旧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之作；声言其书是以省约《汉书》为务，用之“以副本书，以为要纪”，[6]初无意于与纪传体的《汉书》并行竞辉，如后世的古、今正史之争。[7]《汉纪》的删述成书，乃是新史学运动期间最显著而唯一的编年体裁著作，荀悦在此书中自有其理想与目的，但他的出发点不是因为重新认识古史而欲复兴之，这是可以肯定的。[8]知幾说它“亦与纪传并行”，乃是执汲冢发现以后的史学发展而言，应未得当时之实。

作者在此论证刘知幾之言，目的是要澄清新史学运动期间的发展真貌，以作为下面讨论的基本。这时期的真正情况是：经学与史学经司马迁而逐渐分流，《春秋》经传不被时人完全视为古代史学的著作，而编年的古史体裁因新史学的笼罩盛行，几至掩没不明。相反的，司马迁撰述《史记》以来，元、成之间（公元前48—前7年）有褚少孙的补作以继起，稍后刘向、刘歆父子，及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班彪等诸好事者又继起补续，至班固踏着此前人的成绩而改创成功，转引出政府官修、东观诸臣继踊《汉书》之举，一改前此补续对象为《史记》的趋势，降至3世纪后期巴蜀学派的陈寿撰成《三国志》而止，新史学于此期间前接后继，波澜壮阔，不仅纪传体因而确立，最重要的是新学术即因而大明。

作者在这里借用“实证主义”此名词，并无意完全套用其在西方哲学上所蕴含的各种意义。作者的目的，仅在借用此主义的某些主要特征，用以解释新史学运动的发展罢了。这些特征包括：历史知识的成立、史家对事实的重视与研究及其理解的方式。大体上，就历史事实研究及撰述的效果言之，此即本书所谓的“实录”，强调历史研述必须臻此境界诸理念，作者姑名之为“实录主义”；若就其研述方法论而言，此即“实证”，探究此方法之诸种理念原则，则姑名之为“实证主义”。《序论》所论史公的网、考、稽三段法，乃新史学的基本方法，本章由此出发，以论其他。

历史知识能够成立，先秦时代大体即有此共识，司马迁的新史学对此发挥尤巨，此可由新史学运动期间时人对其评价可知之。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成于公元前91年（武帝征和二年）左右。据此书所言，《史记》此时固已完成，前后费时约十八年之久，[9]故班固称说“斯以勤矣”。[10]据桓谭之言，司马迁书成后出示于东方朔，朔为之平定，署名为《太史公》。[11]然而《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此书法与其师孔安国的《尚书序》相似，表示《史记》原名为《太史公》，是司马迁所自取，东方朔为之署字而已。[12]如此说来，《太史公》书在司马迁生前即已完成，并且曾宣示出来给别人看，是则其后该书有阙佚，殆与司马迁本人无关，而桑弘羊在《盐铁论·毁学篇》称引“司马子”之言，亦未表示他是最早阅读此书者。[13]但是，司马迁可能死后不久，其著作中的某些意见，即在震动中国史的盐铁论大辩论会议中，为主角之一、握有实权的桑弘羊所称引，显示了此书成书之约略同时，即已产生了影响力，为他人所重视。[14]

不过，桑弘羊绝不是最早接受《太史公》书的影响力者，最早对《太史公》书产生强烈的反应者，也不是东方朔，而应是汉武帝。裴骃《集解》引卫宏《汉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司马迁如何死，容后论，要之卫宏乃东、西汉之间的古文经学家，所撰《汉书旧仪》四篇，目的在记载西京杂事，似出于记述国史异闻以备国史采用的意识，其言未可尽信。[15]《太史公》书有阙佚，自公元前1世纪中期褚少孙补续及刘向父子校书以来，即已如此，故《汉书·艺文志》注明其书十篇有录无书。卫宏之目的，是为景、武两本纪的阙佚，备存一说罢了。3世纪前期，大经学家王肃某次与魏明帝谈论汉事，其谈话如下：

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

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司马迁）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迁也。”[16]

王肃的意见，一者本于刘向、扬雄及班氏父子的说法，一者即取卫宏的杂说。是则《汉书》作者班固，对此流传的武帝怒削两本纪说法，何以在《司马迁传》竟然不一提？窃意其因可能有三：第一，卫宏之说颇杂乱，其言司马迁之死尤不便轻信，故以严谨的态度以疑则传疑。第二，他因时讳不便说明。第三，他有意掩饰君主恶。欲究其因，则应从班固评论司马迁的意见入手，他说：

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17]

寻班固之意，实未以卫宏谓司马迁宫刑之后，复又坐怨言下狱死为真实。他只将司马迁的发愤比作巷伯阉官之遇谗而诗，且讥其不能明哲保身而已。班固对司马迁的评论，影响来自二源：第一，其父批评司马迁价值观念不当，而且是“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18]第二，来自汉明帝的意见。此事见于班固所作《典引》一文，其序云：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