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四6世纪北朝官修制度的变化与风气（第1页）

四、6世纪北朝官修制度的变化与风气

6世纪20年代，鲜卑六镇反，北朝世局自此动**。六镇反叛之意义，具有胡、汉种族问题及汉化、反汉化问题的内涵，陈寅恪先生言之已审，不赘。反叛过程中，尔朱荣、元天穆集团首先取得了朝政专制权，30年代以后则为高欢集团继起。他虽然起用北魏原有的汉人官员，或置之宰辅大臣，但也常因他们轻视文化较低的胡人及主张排胡用汉，故常杀之而不悔，高德政、杜弼即为显例。[62]

叛乱集团既敢叛乱，当然不会将政治或法律上的惩罚放在心中。他们无法无天之余，似乎仅对历史记载颇为不放心而已，殆即孝文提倡“以史制君”，于此时由隐而显，自汉及胡，渐见效果。

最初，他们对北魏史官捶殴凌辱，如元天穆欲捶挞“大才士”修注官温子升，魏收则被高欢嫌疑捶楚，[63]此殆为对国史及史官之敌视也。然而注修、修史二权，俱在汉人史官之手，凌辱捶挞，不能阻其书事记言。于是山伟、綦儁等代北胡，遂主张“国书正应代人修缉，不宜委之余人”，由是将修史权由汉人手中没收过来。高欢以山伟为卫大将军、中书令、监起居注，寻又命其以本官复领著作。山伟与綦儁主持大籍，起用粗涉文史之代人如刘仁之、宇文忠之等，实际进行撰述工作，此诚种族、文化之相互歧视意识，以及害怕“以史制君”的恐惧意识，三者之间混淆交炽的反应也。其结果造成《魏书》所云：

二十许载，时事**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凭据。史之遗阙，伟之由也。[64]

这种情势，在高氏专政局面稍定后，始有改变。此改变最先之原因，当为亲附高氏的汉人，在成为心腹，取得信任后，颇以史学以及其功用论启示高氏父子。兹以魏收事情为例。司马子如乃高欢权宠之一，魏收因其推荐及美言，始渐为高欢所优礼。收投靠高欢，据李百药《北齐书》本传云：

收本以文才，必望颍（颖）脱见知。位既不遂，求修国史。崔暹为言於文襄（欢子高澄）曰：“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文襄启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

子如及崔暹乃高氏父子宠臣，他们推荐魏收当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之间，高欢未死之前也（死于547年），此时仍为东、西魏对峙之局，魏祚名义上犹未亡，高氏即以其父子在魏“功业”为念矣。然而魏收《魏书·序传》自述云（《北齐书》本传略同）：

（高欢谓司马子如曰）：“魏收为史官，书吾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子如）颇曾饷不！？”因共大笑，仍谓收曰：“卿勿见（陈）元康等在吾目下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

《序传》又云：

初，帝（高洋）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故帝使收专其任。……帝敕收曰：“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帝诛史官！”

按：高洋时已篡东魏，故于551年诏收专在史阁修魏史也。由此三段谈话，可知司马子如、崔暹、陈元康（元康曾于534年修起居注）等高氏权宠，正是启导高氏父子历史意识者。及至高洋篡位，魏收此时已成为高齐心腹文人，故也成为启导高洋者之一。

高氏父子历史意识之增强，是改变胡人控制修史局面的主因。事关他们的“霸王功业”及“后世身名”，自不愿山伟等遗阙**然之局面持续下去，因而将修史权及修注权，交还托附汉人之手也。

改变局面的原因，除上述历史意识增强外，似尚与南朝天子修史的启示有关。前期桓玄修注，早已腾笑北朝，后期梁元帝修史，亦见笑于北方。梁亡之时，正是高洋在帝位时代，梁简文帝纲之子萧大圜北走，后为北周滕王逌友。史载其某次对话云：

逌尝问大圜曰：“吾闻湘东王（梁元帝）作梁史，有之乎？余传乃可抑扬，帝纪奚若？隐则非实，记则攘羊！”

对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汉明（帝）为《世祖（光武）纪》，章帝为《显宗（明帝）纪》，殷鉴不远，足为成例。且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彰於四海，安得而隐？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讳国之恶，抑又礼也！”

逌乃大笑。[65]

北人似乎认为桓玄、梁元帝之修记注，乃是隐国恶、讳君非的心虚表现。当宇文逌以此相质，大圜竟以为当然无足怪者，且夸夸然以为得直合礼云云。这种伤害史学可信性之根本者，北朝前有孝文帝之矫正，当时北周亦有柳虬之理论在也。滕王安得不大笑。

然而，西魏北周之人或许腾笑于此，但东魏北齐情况则不然。高欢将修史权由胡人交还汉人之手，是因知道史之为用，可以文过饰非，博取不朽也。他命令魏收修史，前提当然在录其“霸王功业”、彰其“后世身名”也，否则胡人修史或史之残阙，只有对其父子篡迹有利，无须交由汉人修撰。梁朝天子修史，殆尽为北方所悉；但上述对话的含义，正足以启示统治者之生心。盖高父子文采拙劣，自无可能亲撰国史，若得才足以撰史的亲附文人为之，即可解决此问题。高氏篡逆若得解释为“霸王功业”，即是可比美齐桓、晋文也。前有梁武帝“作贼”，而《梁书》写成起义革命；后有唐太宗逼君弑储、弑兄屠弟，而实录得解释为“周公诛管、蔡”。异车同途，如出一辙。高氏前有历史意识若彼，后殆得梁史启示如此，修史权交还汉人正其宜也。高氏父子据上引史料，显然故意不提“以史制君”的功用，而集中焦点于以史扬名，以史饰奸之功用上。当高洋声明“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帝诛史官”，无异提醒魏收以崔浩直笔被诛之例。后来唐太宗读实录，指示“史官执笔，何须有隐，且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可谓善学高洋者也。盖一为桓文霸业，一为周公征诛，当然不须有隐，须好好直笔而书者。

6世纪中期，高氏这种转变显然没有为官修史著带来正面的刺激，相反的却有不良的影响。

首先，高氏目的在驱使史官称述其功业、颂扬其身名。此目的之外，他们并不理会太多余事，例如，史官受赇失实，高氏父子虽知之而不过问，抑且引此作为谈笑之资。北齐史风之劣，此为重要因素。其中以魏收之大文豪，主持修《魏书》后又监齐史，实际为魏齐史坛祭酒，故其行为影响尤大。

《魏书》于554年完成，随即为世人称为“秽史”，讼其失实者百余人，高洋为降敕，令《魏书》暂勿施行，令百官博议，听讼者投牒。投牒之多，收无以抗之，且群臣多言其书不实，遂复敕更审。事实上，高洋一度重惩部分投诉者，但无以遏止此投诉情势也。至齐亡之岁（577年），收冢竟被发，弃骨于外；且以后约一个世纪间，《魏书》一再为官方或民间所重修，名史家李百药、李延寿等亦公然于史书指其不实。是则魏收及其《魏书》之所以得恶评追怨，诚国史上空前绝后之例，未易翻案也。[69]

高氏因前述目的而将国史修撰权由胡人控制交还由汉人主持，选定魏收专任其事；并只要魏收达成此任务，其余则纵其所肆。事实上，魏收评尔朱荣为篡逆，是则高氏父子亦然，但阅《魏书》所述高氏事迹，则知收已达成任务，且收又于高氏与宇文氏、萧氏争正统之时，颇偏袒于高氏，此对高氏政权的解释极有利。是以高齐君主，始终支持魏收的《魏书》，且不惜重惩投诉者以遏止讼风。由前述意识目的，至此之心态表现，无异树立了一个榜样，此即：国史应以讳国恶、扬君美为主要原则，如此官修的国史应禁止他人议论也。

国史只宜官修，不能成于私家，此义李彪早在6世纪初提出。50年代高齐如此支持魏收之《魏书》，至不惜重惩讼议者，无异树立官史之权威性与不可议性。是则四十年后——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杨坚下诏，命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70]应为篡逆之君，前后心同，而至以法令完成此趋势也。国史修撰权及议论权的禁绝，实兼反“以史制君”及统一历史双重性质之举，是危害史学的空前决策。高氏对史学的影响可云大矣。

高氏的另一影响，厥为形成后世参修国史及监修国史的制度。

5世纪后期孝文帝改革，采修注、修史分离原则，其职掌在建制上分属起居省及著作省，北齐承之，前面已述。至于北周宇文氏未改制前，大抵无改于此。及556年建六官，秘书省易名外史，下领著作；而著作郎易名著作上士，佐郎易名著作中士。是则建制系统不改，而改其官称罢了。《史通·史官建置》称其“名谥虽易，而班秩不殊”，甚是。不过，值得留意的是：魏齐在建制上由集书省下领起居省，由秘书省下领著作省，分为两个不同的行政统率系统。北周则不然，改制后的修注权似划归外史，由外史下大夫（秘书监）掌领；亦即相当于由秘书监监本部掌领修注，而另由所属之著作系统掌领修史，修注、修史同隶属于一个系统也。至于外史下大夫，则为春官府（相当于唐之礼部）所统辖。[71]是则北周建制与魏齐不尽相同也。即：修史、修注分离运作是相同的，但魏、齐为二元统率二元运作，而北周则为一元统率二元运作也。隋朝大体循北齐，只因废集书省，故修注直隶宰相，由起居舍人掌领。唐朝模仿周、隋，将史馆由著作系统移隶宰相（姑先不论其省别）直接监领修注、修史二系统，是即一元统率两元运作形式也，第政治层面提升如隋制而已。

“监国史”职殆奠基于高齐，为北周所效法者也。北朝国史之有监司，自崔浩始。当时除著作官参预修国记外，另大量调他官“参著作事”，故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为职称。西魏于537年（大统三年），赵善“转右仆射兼侍中、监著作”，似即因此而来。西魏当时著作虽隶秘书省，但只为其长官所统领，却不受其监督。西魏秘书监丞统领并监督著作，殆自6世纪中期之柳虬始。因而北周改革，官修出现一元化监领，应为很自然的发展。[73]宇文氏在西魏时代，由于修史官往往以“某官领（或兼）著作、修国史”为名义，斯则循旧例以他官“监著作”，乃至径由秘书监、丞监领，应为正常之举。

高齐监修始于551年（天保二年）以前。魏收之奉敕修魏史也，稍后文宣帝高洋任命他为魏尹，但“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554年书成时则以梁州都督、前著作郎挂衔，参预诸臣皆非著作官，直以本官系“修史”职称，共同上表献书。是则魏收奉敕修史时当为著作郎，又由于已入北齐而修魏史，故不称“修国史”也。[74]高隆之在北齐建国时，即以“太保、录尚书事、领大宗正卿、监国史、平原王”身份监修国史（时收仍修史）。及至魏收专史局，《序传》称：“又诏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之。隆之署名而已。”[75]是则高隆之以宗室宰相总监魏史及齐史也。其才力、精力能否胜任窃可疑。所谓“署名而已”，当谓隆之甚少过问魏史事。北齐开始即以宰辅监修国史，以后监修国史的魏收（曾以太子少傅、监国史，中书监兼侍中、监史）、赵彦深（左仆射、监国史，寻迁尚书令）、崔季舒（侍中、监国史）、祖珽（左仆射、监国史）、崔劼（五兵尚书、监国史）、阳休之（光禄卿、监国史）等，皆以宰辅大臣监修，且皆为齐君的亲近之人。

监修的意义可能有二：一为监督史臣有效地进行工作；一为以官方意识干预修史。7世纪末刘知幾批评监修制度，即以后者为焦点，而旁及前者。[76]假若高隆之“署名而已”，则表示实际监督工作者少，或仅偶作原则性与政治性之提示而已。读《魏书·序传》及《北齐书·收传》，知魏收被委以史任，已渐成为供奉侍臣；但修成《魏书》以前，犹未即为高洋之心腹宠臣也。是则高洋虽委以修史，而却另委高隆之总监，应为未尽放心之意也。高欢、澄、洋三父子长期委魏收修魏史，动机在利用魏收称功颂美、取后世身名，兹事体大，宜其不放心，故另令宗室宰臣监之。修前代史而令宰臣监之，乃是北齐创举。或许魏收完全本着高氏父子的上述意思而行，高隆之自然落得轻松而不干预也。所论若是，则高氏父子影响于中国史学又可知也。

6世纪鲜卑六镇反叛，不但断丧了北魏国祚，而史学观念、风气、制度，皆受其影响而变动。当统治者愈来愈重视史学的称功颂美、讳恶饰非，而朝反以史制君方向发展之时，官史遂日益权威化，乃至有绝对化的倾向，新的参史及监修制度亦渐形成，整个史学体系政治气味日浓，而驯至有国史变成政治工具的趋势。这些变化甚为复杂，本文所论不过是其大略而已。这些变化对史学成立的第一原则——历史必须真实，与史学独立自主的要件——让撰史者独立研究以成一家之言，无疑是伤害很大的。隋杨素一再奏请重修《魏书》，除了认为其书是“秽史”外，应尚包含了争正统——反对魏收偏党东魏、北齐——的政治意义。杨素又奏与陆从典等修通史，盖效法梁武帝欲统一中国历史，以罢废众史之深旨也。即使7世纪20年代，令狐德棻奏请唐高祖大举修六代史（北魏、北齐、北周、隋、梁、陈），说服李渊的理由之一，即为“陛下既受禅於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77]是亦同于崔暹说高澄所谓“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的心态意识而已。646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五代史完成后，下诏修《晋书》，用意之一亦为了凉武昭王李氏——唐室先人也。

唐代修史如何实际发挥其政教效用，容后另文撰述。要之，六、七世纪之间，君主控制历史已严，国史修撰权、议论权皆在禁止之列，抑且官修之史亦特置监司矣。在此情势之下，史家撰史或为时君立说颂德，或为君主以史制臣民，不一而足，大违以前孝文帝、柳虬等倡扬史学之旨。例如，名家大文豪李德林，先后任齐、周史官，仕隋文帝为宰相，曾撰齐史（未成。故其子百药续成之）。但读其《天命论》——颂扬隋之圣德真命，痛斥陈之盗窃迷命，则其原著之观点立场可疑也。德林之论取法于班彪《王命论》及班固《典引》，以颂扬本朝为主，入主出奴大于真知灼见。[78]又如魏收从弟魏澹，与德林在北齐俱修国史，入隋为著作郎，奉诏重撰《魏书》（今佚）。史载其义例，对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及收大加贬碱，声言特重“直书”及“劝戒”，发扬“尊君卑臣”之义，痛抑“逆臣贼子”之行云云。文帝甚善此书，表示澹能承其意旨而书耶？未知澹对杨坚等“逆臣贼子”又有何意见？宜乎其书不传也。[79]又如许亨、许善心父子，乃南朝梁、陈之名史官。亨修梁、陈二史未成，善心仕隋，续成父志修梁史。自述制作之意，其中之一即为“国恶虽讳，君举必书，故贼臣乱子，天下大惧”。是以其书分具臣、孝德、诚臣、逸民、止足、权幸、羯贼、逆臣叛臣诸汇传，以名教绳贼臣乱子之意甚浓。然而国恶已讳，则贼乱之源不能澄清；君非既隐，则所书除颂德之外尚有何事？若贼臣乱子一旦成为君主，则必须为之隐讳，是于“以史制君”之义，显然南辕北辙也。无怪其子许敬宗（唐高宗宰相）极尽逢君之恶的能事，并一再为太宗、高宗、武后曲笔修史也。《新唐书》将之列为《奸臣列传》的第一人，难道是家学所致，盖有由耶？[80]

李德林、魏澹、许善心只是当时许多史官、史家之一，但他们的名气甚大，其撰述有足够的影响力。或许他们也有“以史经世”、拨乱反正的意识，故倡揭诛奸贬贼的春秋精神。但不可不知的是，他们道德批判的基点，大抵是建在时君——现行统治者——好恶的观点之上的。除北魏外，自曹操父子以降至唐高祖父子，开国之君皆是野心人物，是篡逆之人。历史不能正其篡逆之行为，且反而为其称颂德命，是则徒为以乱济乱也，附从或效法之臣民焉能不逆乱？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政局，不是与史书传播之成王败寇、入主出奴思想有关耶？从魏收以降至隋唐史臣，若真有知于此，必会格遵“以史制君”之旨，以收正本清源之效；若无知于此，而仍因循诛奸贬贼的经世传统，则其批判标准将是虚伪的、双重的。假若知制君之旨，但勇气不足以抗衡时君及现制，此即中国史学常见之大不幸，齐周隋唐出现的观念、风气及修史制度，诚值得重视再检讨也。至于许敬宗流，则诚史学之罪人，本身即应为史家所当率先批判者也。

史不可亡，而史有经世制君之大功能，除经学阐扬之外，自《史记》初创国史即倡斯旨。经世则必论政与教，政教之权源又操诸君主，故史学讲经世致用者，其极致必指向以史制君。前文面谓制君为经世思想中最尖锐的观念，其故在此。然而君主能自觉应受直书所制，如北魏孝文帝者甚少，此则行使权影响所及，必令君主、史臣两皆恐惧而互相不安。

汉、魏、（西）晋在君主有形无形监视之下，此史权行使并不彰显。国史若非饰君阙如班固，则往往阙而不书如陈寿。“不书之义”虽是对人君控制国史，所能表现之最沉重抗议，但史权此两极性发展，终非史学及国家社会之福。东晋史官史家似有见乎此，始重兴制君经世之思，然亦仅止于委婉隐约为之，或借前代国史以影射。及至刘宋以降，君主权威逐渐重建，且人主亦竞相率撰史，则此风遂衰，并有史学为人君所利用之趋势。

五胡原承汉儒经史之学，乘胡主乱国之余，颇有秉直书记之例，但屡致史祸，崔浩案为其尤烈者。及至孝文、李彪出，经世制君之旨始得公然倡行，史权行使创为制度。时值魏、梁之世，斯时史风史制，北朝胜于南朝，下开李唐之局面。然于魏末北齐之际，一度败坏，史书为君主权臣虚美隐恶。修史因能上下其手而图利，其至人君透过宰臣心腹之监修以加强控制，败坏之风，此时又逾于南朝之梁陈也。监修之风虽亦下开李唐之局，但幸孝文、柳虬、刘知幾一系倡扬制君经世的观念，隋唐史坛风制，遂未至大坏，而尚有可足观者。

大体言之，4世纪东晋史官史家重振制君经世之风，至5世纪竟由北朝君臣所承袭而落实，其后一度中败，仍能下开隋唐之局。中国近代官修制度渊源于唐。李唐承受于北朝者多，南朝者少，其制度落实形成之背后思想观念，脉络仍可得以清楚考知，如上述者也。

[1]参见本书第十章四、五两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