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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修撰由垄断化至禁密化（第1页）

三、国史修撰由垄断化至禁密化

唐初史官有两大体系，一为修前代史体系，例以专职史臣或他官充任，由宰相监修，地点在禁中秘书内省的修史所。这些史臣率皆各有本官，故事毕即撤，是一种临时性质的任务编组，前述唐初大举修齐、周、梁、陈、隋、晋六代史，即属此系统。

另一则为列入政府常制机关的专职史官。这类史官自北魏孝文帝于5世纪改革时，即已采取修注（起居注）修史（国史）分离原则，渐渐划分修注史官与修史史官两系统——由集书省领起居修注，秘书省领著作省修史，二元运作。隋朝承之，颇事改变，有由宰相监领之趋势，至唐初乃成定型。

唐承隋制，修注由隶属于内史省（即中书省）的起居舍人负责。太宗贞观二年（628年），舍人移隶门下省，官称改为起居郎，此即左史，而后形成左史院。高宗以后，又于中书省复置起居舍人，此即右史，品秩编制职掌同起居郎。于是，唐世左、右二史分隶两省宰相，于起居院修注的体制乃告完成。

至于国史及实录的修撰权，唐初仍由著作省的史馆执掌。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将史馆移隶门下省，自后著作省即无法定修史权。史馆移隶门下省，由宰相——未必是门下省长官的侍中——监修，馆内并无建制性史官，却另以他官充任史职，职称为“修国史”或“兼修国史”。史馆修撰国史实录，为经常举行之事，长期遴调他官充任此例行性工作，故无异为一常制而富弹性的任务编组系统；中唐以降，史职职称渐定型为修撰（其中一人知院事）及直馆，编制亦渐固定。唐朝前期门下省权重，高宗武后以降中书势渐盛，故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史馆亦移隶中书省，遂成定制。

这里所称馆院史臣，盖指第二种体系之修注、修史两系统专官及充职史臣而言。所谓“馆院学派”，则指馆院史臣中，有共同史学精神和主张者，尤以刘知幾等一伙“道术相知”的史臣而言。

秦汉一统以来，因司马迁创新史学，至东汉遂大为朝廷所重视及利用，因而有国史修撰权中央化的垄断趋势，由此以至唐，乃日益完成为制度化，作者已前后申论之，于此不赘。不过，于此尚须补充及强调者，厥为东汉以降，除非朝廷力弱、王室势衰，否则不论汉族或胡人政权，莫不注意及此。然而，他们大体只垄断国史——本朝史的修撰，对于他国史、前朝史，或其他范畴诸史，原多无垄断之意。唐初官修《五代史志》，将之辨章整理，归为十三类，而前朝史及他国史即分属正史、霸史。其他范畴诸史，除典章经制各依专门分类外，其余以杂史、杂传为大宗，特色是著作不完备，且有流于迂怪虚诞者。它们大量出现，基本上是由于史官失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的风气鼓**下产生，该志《经籍志·史部》载述甚详。刘知幾则重新辨章为杂史十种类。这些杂史杂传，由于撰述人宗旨意识不一，且其书多亡，不易于此详作分析。要之如刘知幾所评，他们大抵恃其文才，率尔而作，“多无铨综之识”，“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若“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88]这类撰述，朝廷不仅禁不胜禁，抑且也因其有发扬政教、增广见闻的利用价值而不必禁，故禁抑重点主要在私修本国史。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四年——开皇十三年（593年）五月癸亥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依据这道诏令，私修国史及私评人物两项，皆在政府“禁绝”范围之内，如此一来，不仅国史不得私修，抑且事涉当代人物的杂史、杂传、霸史，乃至前代史，亦恐在禁限之内，打击史学发展不可谓不重；比较6世纪初期李彪在北朝主张国史不可成于私家，及梁武帝在南朝不许吴均看前朝档案以修《齐春秋》，所为更甚，可谓集南、北风气意识而冶于一，抑又严之以法令也。唐初大举修前代史，其基本意识包括：确立“正史”、国朝需为胜（或前）朝修“正史”、史文绝续在己而不可亡、借修史统一思想以宣布正统、为先人存功业及为本朝彰光明等，实有环绕及引申此禁令在内的意识者，故亦继承隋代大修前朝史未成的事业而踵成之。

隋代修前朝史往往为宰相杨素所推动，情况不详。唐初既延续此示令精神，乃有贞观三年（629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由宰相房玄龄与魏徵监领其事，以修五代史之举。十七年后诏宰相房玄龄和褚遂良监修《晋书》，亦依此“故事”。唐修六代史，对当时人物及其先世颂扬德业不遗余力，正是天子及史臣，在禁令之下所宜进行的方向。而贞观二、三年间，也正是起居郎及史馆移隶更有权力的门下省之时，常制性修国史制度较南北朝进一步确立，与步向更禁密化的关键阶段。

唐太宗朝欲踵成开皇史业，禁令的精神在史官制度上虽能较彻底执行，却在政策落实于民间的层面上，没有或不能完全贯彻。例如，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下诏大举修前代史时，北周史由宰相陈叔达与令狐德棻等负责，另一宰相封德彝与颜师古则负责隋史，不过叔达却私下另撰《隋纪》二十卷。不仅如此，王通之弟王绩，曾向叔达借阅此书，以便完成其亡兄欲修撰隋史之意。[89]这是事涉国史人物的历史撰述，王氏子弟曾以叔达因长孙无忌而不敢述王通事迹为微辞，[90]显示唐高祖或虽继开皇律令，但禁令并未有效施行。这或许可解释为事当开国初期，故未能执行。但是，王绩好友吕才，在高宗时代也曾私修《隋纪》二十卷行于时。[91]兼且，吕才《隋记》完成之同年——显庆四年（659年），另有两种史著亦完成：一为李延寿私修的《南史》和《北史》，一为许敬宗官修的《（唐）国史》一百卷。[92]《南、北史》下限至隋，必有事涉国史人物者，而高宗亲为制序。此书和吕才《隋记》，几乎与唐国史实录同步而修，唐朝并未严格制止，如隋文帝之怒收王劭也。显示开皇禁令，唐初自始即未严格于民间执行，恐怕也未明令重申此禁。

唐朝最多不过只是继承了开皇官修的基本精神，未见有制诏律令的颁行，以禁绝私修。于是自唐初至开元，私人修撰前代史者常有之。如上述陈叔达、王绩、吕才、李延寿外，尚有敬播《隋略》二十卷，张大业《后魏书》百卷、《北齐书》二十卷、《隋书》三十二卷，[93]徐坚《晋书》一一〇卷，而元行冲《（北）魏典》三十卷更是针对官修《晋书》而撰。[94]徐坚是刘知幾好友，知幾另一好友吴兢亦以官修五代史繁杂，而别撰新本，同样是针对官修本而来。而且，吴兢于不满官修之余，居家私撰《唐书》及《唐春秋》；元行冲之表侄韦述，举进士前亦私撰《唐春秋》，[95]此则连国史亦可私撰也。至于温大雅《今上王业记》、李延寿《太宗政典》、吴兢《贞观政要》，乃是撰集本朝帝王事迹者；令狐德棻《凌烟阁功臣故事》、敬播《文贞公（魏徵）故事》、李仁实《卫公（李靖）平突厥故事》等书，两《唐书》之《经籍》《艺文志》斑斑记之，皆为撰集当代人物者。唐代殆未完全遵从或贯彻开皇禁令，可以无疑。[96]

唐代前期，私修前朝史及撰集本朝人物较多，是由于数据尚不致太难得到，及耳目尚可接的缘故；至于国史较少，则是由于唐朝史馆制度继承垄断化而日益禁密化，以致史料极不易得见的缘故也。自唐迄今，私修当代史不易，此最为主因。当代史料庞杂固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是每代史料情况皆如此，唐以前称成功者多为私修，显示主因不应在此而在彼。

大体上，从1世纪班固被告“私改作国史”至6世纪王劭被告违禁私撰北齐史，几乎分被汉明帝和隋文帝致罪身死，国史之禁止私修，政策趋向始终甚明确，只是正式颁诏禁绝，至隋文帝始见罢了。唐朝虽未见颁发此类禁令或重申开皇诏令，但不表示已完全放弃了此传统趋势。国史禁绝私修，就政策看原来即不易完全贯彻，若将禁令范畴扩大至前朝史、杂史、杂传等，更不易执行，这是唐朝前期上述修撰情况不绝的原因。但是，禁绝国史私修已是六个世纪以来的基本政策，唐朝若在无禁令仍然沿袭传统政策之下，比较切实可行的措施，显然唯有落实于史官制度的改革调整——亦即史官修史制度的禁密化，是禁绝国史私修政策较为有效及较可控制的方法。这是贞观二、三年间，起居史官改隶权势较大的门下省而作为侍中属官，史馆改隶为门下省作为直辖机关的重要原因。及至后来中书省权势较大，基于相同因素，于该省或创置起居史官，并将史馆由门下省移隶于此。门下、中书两省唐制皆为宰相机关，且均置于禁内为供奉机关，是两省史官由是禁密，非“通籍禁门”则不得而入，国史数据非他人所能轻易得见者也。在此情况下，民间私修国史自是不易，政府无禁制之恶名，而实收有禁令之效果。由此而言，史官制度禁密与国史修撰权垄断化的关系，其密切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