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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结论 兼略论刘知幾实录史学的回应（第3页）

[1]章氏论史学两宗门为圆而神和方以智，就新史学言，前者代表作为《史记》，后者则为《汉书》；不过又认为《汉书》方智之中，仍有圆神特质。请详见《文史通义·书教》上、中、下三篇，引文见下篇。

[2]详见《史通》卷二《书志篇》。

[3]详见《与韩愈论史官书》，《唐柳先生文集》卷三十一，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影元刊本，页150。

[4]详见拙著《从汉匈关系的演变略论刘渊屠各集团复国的问题》，《东吴文史学报》第八号，台北，东吴大学，1990年3月，页47～91。

[5]史公鉴别考论文献史料常多见分散，《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则颇有深论，余所述论即本于此。

[6]范晔言参见今《后汉书》代序，即其狱中与诸甥侄书也。

[7]文才多对史坛的影响及择史官等，上章已论之。自古文士多之叹，见两《唐书》知幾本传；至于耻文、减价，则详见《史通·自叙》。

[8]参见本书《序论》，页3。

[9]详见其《中国史学名著·刘知幾史通》部分，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2月初版，页153～164。

[10]知幾的实录、怀疑、批判，自有中国史学及哲学上的思想传统渊源，宋祁不足以明之。章学诚之惊人语言，许冠三认为只是“实斋自炫于儿孙辈之夸谈”耳，或许过甚其词，但未至完全失实，许氏于《刘知幾的实录史学》一书中，曾专章比较刘、章二子，故敢作斯言（详见该书页163～201，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初版）。宾四师则似接受宋、章二说，以发挥其讥评。

[11]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12月一版二刷），页164。

[12]如《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所收侯外庐等六文，基本上基调相同，其中侯外庐称《史通》为“战斗性著作”（《论刘知幾的学术思想》，页1），卢南乔更直以思想斗争名其文（《刘知幾的史学思想和他对于传统正统史学的斗争》），可见一斑。

[13]详见白寿彝《刘知幾的史学》，页95；收入《中国史学史论集（二）》。

[14]许冠三的析定，参见《刘知幾的实录史学》，页4～10。关于刘知幾的史学核心在追求实录史实之绝对真实，请详见拙文《从刘知幾“明镜说”析论传统史学的一个模式》，《东吴文史学报》第九期，1991年3月。

[15]知幾弱冠取进士，为获嘉县主簿，至四十一岁（长安元年）参修《三教珠英》时，本官担任定王府仓曹，翌年刘允济论史官，知幾迁著佐郎兼修国史，长安三年迁左史，自此与馆、院史臣结缘，至六十一岁贬为安州别驾而死止。

[16]《史通》命名取源有二，一为《白虎通》，一为“史通子”，详见《史通·原序》（页1）。《史记》的原创精神被时人肯定，王莽封其后为“史通子”。

[18]世知刘知幾推崇《汉书》断代为史，不明知幾所重者乃通识之学（同上注白氏文颇伸论之），至其不能写通史，转而私撰《史通》，内容上仍强调“总括万殊，包吞千有”也。至于他推崇断代，史学理据在其易于完成总体而精确之史书也，详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五节。

[19]参见《史通·惑经》，卷十四，页402。

[20]EdwardHallettCarr，WhatisHistory，pp。2～3。

[21]知幾是鼓吹史学功用论之理论家之一，不过，他的经世致用学说，世多忽视其具有两层次，即经世性和实用性。《史通》多篇讨论此问题，如《史官建置篇》开宗明义即申言“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所倡者乃史学的整齐人伦世道的经世性（卷十一，页303～304）。至如《书志篇》，则据实用性作批评，并主张依实用原则增删书志（卷三，页56～80）。

[22]《申左》涉及的史学面向颇多，要之由史料批评进而确定史实，由史实以见义理，则为知幾之一贯途径也。读此篇文字的态度，必须一一追究何以知幾如此提出解释，方能见其背后的理念。至如《书事篇》，知幾本荀悦的五志说再提出三科说，不但彰明了史学有经世致用的功能，且此功能必须由史学而发挥。

[23]《史通·辨职》，卷十，页282。

[24]《史通·杂说下·杂识》，卷十八，页528。

[25]其实知幾内心仍有权威意识及温情敬意，对孔子犹然，否则他不会为了避僭圣之名，而“不敢”效法孔子私修一部大历史著作矣。近人研究知幾者，颇有指出他内心的这种倾向，比不赘引。

[26]《史通·探赜》，卷二十七，页210。

[27]详见《史通·杂说下·别传》，卷十八，页516～517。

[28]详见《史通·书事》，卷八，页229～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