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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论（第1页）

第一章序论

中国有史久矣，其有史学则晚，先有此事而后有此学，斯乃学术缘起之常。历史、史书与史学，人往往混一而不易明辨。孟子谓“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斯则对历史、史书与史学三者，关系显已有所理解。

历史与天——今谓之宇宙——同生共起，原未以人为主；自人类出，历史乃以人为重，于是人在过去特定时空所施行之事，遂为世人所谓之历史，即齐桓、晋文是也，亦即司马迁所谓之“故事”。

历史初无文载，而有口传语说，初民此史学形式，至春秋战国日愍，然犹有《国语》、瞽者，可以考见。口传说史之所以亡，盖因文字发明而书籍兴起。秉笔之官古称为史，其所记行事设施，乃今谓之历史者也。及所记日积渐备，编而为书，此即所谓经籍，后之所以知古，遂有确实有形之凭借，于是诗亡而书作矣，孟子之言乃可解。7世纪中期唐修《五代史志》（即今《隋书》诸志），其《经籍志序》述论经籍缘起，言之颇备，殆即引申变化孟子之说以成，隐然有经籍皆史说之意。

史官所记行事设施，其文则史，是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百国春秋等经籍者，亦即史书。史官记何行事，记何设施，凭何如此记录，为何有此书法；既积备矣，如何分类编策，为何如此分类？虽为之至简，而思想观念、方法创意岂能无于其中？其义则孔子窃取之矣，此之谓也。近人或谓先秦无史学，真的史学，应该从司马迁作《史记》以后说起。甚矣，其人之拘今绳古，无得于史义也。

抽象言之，历史乃时空之流变，而人物行施随之以变，故史公特重述论“古今之变”。史公所开创的史学，确与先秦有大差异，但绝非于传统史学无所因藉，平地突起者。史公对先秦史著，颇分散述论之，自此以降，如荀悦、杜预等，更是发扬古者国史策书之常——包括史学精神理念、史料方法等——的功臣，于是促成二体竞争，古史与今史二分确立，是则史学有“古今之变”，至晚7世纪已然大明。[1]据此而言，谓古、今史学不同可，谓古代无所谓史学则不可。论述先秦古史学，原非本书初旨之所在；而秦汉迄今，史公所创新之史学，主宰史坛凡二千年，故初旨自史公“新史学”始。

所谓古、今史学，即先秦上古史学与马、班以后的中古史学是也，其间差异多方，若必一言以蔽之，则以记录性与论述性为分野。《尚书》《春秋》，所谓记言、记事之史，盖记录史学之代表。由此以降，渐趋论述性，爰及三传，以至《太史公》而成熟。史公主宰二千年，其间亦非不能再分期者：史公之论述史学尚有诸子遗风，其书命名即可知之，由此经班固、陈寿等以降，则渐趋向于叙述性。

故史公以后，史学盖亦可分为中古史学与近古史学，即论述史学与叙述史学是也，而刘知幾为其转折点。史学包括事、文与义，迟至孟子而倡言之，至史公而登峰造极。论述史学之所以以论述为特色，盖因文有情而事有理也，若此义不明，则必流于文尚美而事尚实。文尚美之流弊，已有刘知幾之长叹深论，惜其仍亦不免拘时。至于事须尚实，原为史学之核心，扬雄、班彪之徒，推崇《史记》文直事核，盖为此也；而作者论马、班史学之境界则曰“实录”，论其方法则曰“实证”，盖亦本于此。史公《报任少卿书》，自云“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本此建立其新史学。是则此种学术之成立，必须经此广搜史料、考证事实、稽论道理之三段法，始克善之。事需稽理究通以为一家之言，故特色在其论述性，而又不失其实证与实录，下章将深论之。

史公云亡，此旨日息，史官史家，日渐沉耽于网罗史料，考实行事，然后属辞叙述，编纂成书，此即叙述史学。刘知幾承此风气潮流，批评总结，以成学理，影响于后。彼于《史通·人物》论云：

子长著《史记》也，驰骛穷古今，上下数千载。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既而孟坚勒成《汉书》，牢笼一代，至於人伦大事，亦云备矣。[2]

中国史学恒与政教结合，以彰其经世致用。虽如此，亦不必将相大臣，必然重于隐士小民也；而知人论世，也毋庸汲汲乎求备。此义《史记》多方申论之，而《伯夷列传》所示之史学意义，更复杂而丰富，夹论夹述凡千余字，其叙夷、齐行事者什二三而已。知幾以陶、尹等居将相有功烈，史料事迹较多，故论史公首传夷、齐为龌龊；即就表彰政教、发扬功用而言，知幾尚知史公何以推崇许由、务光“义至高”，谓其历史价值与意义大于吴太伯及夷、齐之理由乎？知幾所以有此议此蔽，盖本世俗现实眼光出发做选择，本完备主义以牢笼一代大事而已，于是王朝将相，必然史料富事迹多，搜集考证皆易进行，并便于编纂成书也。[3]

叙述史学之表现，常有芜秽烦冗之弊，知幾于《史通》亦一再批评之，但终无以救其弊，大体知幾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故也。盖叙述史学诸史官史家，所实践者乃史公新史学之前二段方法，而忽略或舍弃其全部三段法之终极程序步骤。就此言之，章学诚谓“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或虽过分，但并非无道理。至于又谓“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虽不尽然，要之大体有此分别。[4]知幾史学批评，奠定叙述史学理念方法，此下史家多奉而为之，遂有由网罗史料、考之行事再下降的趋势，乃至有崇拜事实，以及于崇拜史料之倾向。于是，史学目标与性质，先由著书立说如《太史公书》及《汉书》，寖寖然变为记典制、述故事矣，“书”由是变而为“史”，《五代史》《宋史》的命名法，遂于知幾身后出现。及其再降者，更有以上天下地网罗史料为职志，以考据事实为目标，非书非史，如蚕食终日，虽偶吐丝而不能连结成茧焉。至于胪列史料，聚编成书者，斯可谓勤矣，然于史学宗旨，相去日远，更毋庸论之。要之，刘知幾承论述性之新史学，日渐走向叙述性的趋势，树立其理念方法，终定大势，是以作者下限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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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以前，有史官而无史家。孔子以后，官、家并作，而诸子学说，均多与史学有关。刘知幾谓“洎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5]此特就家学、经学传统而言耳。盖孔子所学，本乎王官，王官史学，在公元前213年（始皇三十四年）焚于一旦，后司马迁作《太史公》，官史仅剩《秦记》。秦于列国以暴虐落后见称，其国史盖亦然，史公所谓“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是也。列国官史之所以被烧，史公谓其书于秦“刺讥”“尤甚”云。[6]由是官学不明，待荀悦、杜预、干宝以后，始能重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

诸侯史记有“刺讥”也者，盖谓其史书有理念义法，不为被书当事人的理念意识所接受及能接受。史公一再述论孔子作《春秋》，于《十二诸侯年表序》，推孟子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旨，谓其“为有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书见也”。《春秋》有此史学理念之表现，盖与孔子约文辞，制义法，备王道，浃人事之宗旨有关，[7]其承于史官之学而下兴史家之道，盖亦由此。是则先秦史官与史家之修讲历史，必有所学，而其中亦必有所理据思想，不待辩明。

本书原初论述史公以来，至于知幾止，对其间学理思想、观念意识之影响于史学发展及特色者，颇详言之。孔门史道，至汉已有变为“空言”“空论”之势，下文析引史公思想已颇论之矣。然而史公、知幾之学术，向以“实录”被推及自许，与孔子损讳之一面略异，是则其学理观念之所承，殆有直继于先孔之史官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盖其明例。

“董狐笔”于孔子出生前五十六年（公元前607年，鲁宣公二年），其咎实先起于晋灵公。赵盾被灵公攻杀不果，遂有逃亡，而赵穿杀其君于桃园，盾未出山遂复还。《左氏春秋》该年述其事云：

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盾）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此事件于春秋时代之政教意义姑不论，就史学而言，颇有可讨论者。

首先，君死兵变，太史不得不书，此为《左氏春秋》昭公二十年孔子所示，而君子韪之的“守道不如守官”的原则。史官有其职守，故不得不举职，举职书事则必须及时而宣示之，此即本书下文所称之及时主义，汉以后之起居注，北魏之制左右史，北周柳虬之论，唐初朱子奢、褚遂良之言，建制言论，其背后所蕴之思想学理皆源于此。[8]

及时记录而宣示之，并非遂令残君贼臣感觉可惧之充分条件，其条件在史官必须“书法不隐”。记录有定法理据，此即“书法”。就弑君而言，其事则灵公、赵穿，其文则赵盾弑君，是则其义何在？孔子同意董狐所据法理根据及价值判断，论责任所归，而断以“春秋责帅”。史官必须依据法理，独立判断，以使史学能经世致用，此即孔子推崇董狐为良史之意义。

所谓“不隐”也者，乃就撰史者的基本态度而言，牵涉后世史德之思想理论。然而董狐与齐太史略不同，董狐之“不隐”未必就是“直书”，也非“婉”笔，如刘知幾等人所论者。董狐所记，表示了史官不能抹杀隐讳事实之要旨，至于此事实如何判断确认，则为另一回事。后者为确认事实与正名主义问题，前者为守职举笔的职守原则与道德自觉之问题，而并包含传真之史才问题。要言之，即董狐依法理而对此事判断正名，并举职不隐，如实记之。由求真而传真，由确认事实而稽明义理，董狐在实践此古史学之精神原则与思想学术，及至孔子，则在半个世纪后，表扬此古史学。

“古之良史”所示如此，“古之良大夫为法受恶”，尊重史官职守又如此，是孔子慨叹于“今”之史官与大夫焉，史学有古今之变，于此亦可知。

孔子四岁时，“在齐太史简”发生（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被弑于崔杼邸，事实明显，不需史官据理考论而判断确立之，故太史书“崔杼弑其君”，是及时举职，“直书”其事。此据实直书问题原本单纯，不如董狐复杂，盖二史皆守职而记事——董狐“如实”书之，齐太史“据实”记之，于此略不同矣。在史学意义及理论上，如实书事牵及求真传真诸思想方法问题，而据实记事则仅及存真问题。不过，崔杼为此杀太史，其弟嗣书又杀之，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而还。此后续发展，于是内含严肃之史学精神理念，有大造于后世史家，意义转居董狐之上，请略论之。

首先，齐国史官之表现，乃“守道不如守官”的充分表现，可以无疑。董狐判断牵涉才学识，且其研思过程为继发性，是以所书若触赵盾怒而死，乃是咎由自取或求仁得仁。齐国此四史则不然，齐太史在最直接情况下记事，却付出生命之代价。典型在目前，其两弟、南史复不畏死而嗣书前赴，此即职守意识之际，人格道德亦已内自觉而扩充之——安于仁而行，虽死不悔——乃史德的极致表现，文天祥先颂“在齐太史简”，刘知幾常南、董连称而南在董前，其故在此。

其次，此思想意识的内在自觉而充足，乃为保证历史信实性之基本，亦即关系史学成立之第一原则——历史必须是真的事实。盖述故事而不足征即流为小说，论义理而不本乎事实则流为空言，而史学之成立，在其所论述为真实——即所述为真相之事，所论为真理之义。或谓中国人过分相信历史，其义当由此中寻找。齐国四史官殆非好名哗众者，其所以赴死，乃班彪所谓“杀史见极，平易正直”也，[9]由此可证史德之极则及见史学之极致，盖真之可存然后乃可信，据可信之真而后始能讲求传真之道。

再次，古、今史官环境际遇不同，即促成史学思想精神及其行为之变。孔子对此四史未见推崇致意，而表扬于董狐之笔，盖怵于今之环境而有祸患意识耶？史公谓《春秋》“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书见”，班固引申谓“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10]史学之有隐讳，乃孔子时代之悲剧，孔子不免染此风而传之后世。为亲者隐、为贤者讳，所谓对国家亲贤抱温情与敬意，实大伤于上述的第一原则，反令亲贤之人格行为有可疑，而真相真理不可尽信。此义孟子初言之，王充继论之，而至刘知幾疑古惑经，论直书曲笔，终能返于实录之要旨，以建立史学批评。

相对而言，孔子所阐扬之董狐笔，经孟子之倡揭，乃成所谓春秋褒贬精神，蔚为影响中国史学最大的主义和学派。然而古之良史依义法、据职守而记，不可妄书的情况，自家学史道兴起以后而鲜复睹。孔子表扬史学之经世致用，孟子倡述而成史学功用论，此下史家不免蒙受影响，而有偏于主观及求用的倾向，一者趋向徒托空言而离事言理，另者各是其理而借事伸论，遂使史学有丧失独立自立，沦为政教工具之弊，汉儒谓孔子为汉制一王大法，此其例也，故有司马迁之兴。

班固云：“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1]按善叙质辨，盖指其论述史学之传真而言，董狐乃如实传真的例子。文直事核，盖谓据实直书以存真，齐太史等乃其典范。至于不虚美、不隐恶，则关系史德，董、齐诸史皆与有焉。据此特征，故谓史公之史学精神理念，殆有直继于先秦，乃至先孔之官学者。

余论述史公以后、知幾以前，史学思想观念与史学发展，盖由此出发。至于所谓史观也者，乃指广义言，凡精神意识、思想观念诸心灵活动者皆属之；虽下潜意识，如能从其言行推考以知者，亦在论究之列。若乃文献罕阙或难征，不便成章节者，则在相关处论述及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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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欲研究之范围断限既如上述，探索之层次取向又复如此，则面临者遂以史料方法为先。

史之能成为学术，然后始有史学。“史学”一名的确立，始于4世纪初期之石勒，百余年后宋文帝继之而立史学，[12]于是梁陈以降，乃置撰修史著之“学士”焉。史成学而后有专门之学士，既有专门学者，于是至唐乃有一史、三史诸科。马、班以后，其书与五经相匹亚，推为正史，而师法相传，代有研治者，[13]至此六七世纪，乃成学术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