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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史子经的关系与分流（第1页）

第三章史、子、经的关系与分流

一、别子为祖：子与经之出于史而变于史

前引章学诚之言，谓“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文字之道……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也。……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此说之所谓古者若指孔子以前，则未有“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也”者，诚是；若谓“夫子未尝著述”，则待商榷，上章已论之。至于章氏又指出“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然则著述始专于战国，盖亦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之学术发展趋势，则大抵可信；只是若谓著述至战国而大盛，则更近真相。盖此种变化，与子学（含孔子）在春秋时之出现及发展有关。

按：上古无私学，学术与教育皆掌于王官；然自孔子以降，此格局乃出现变化。孔子感叹“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而其所处，正是天下无道，政在大夫，庶人兴议之时代。当孔子汲汲遑遑游说列国之时，其目的是欲将学自王官之学施于应用，以使天下恢复有道。及至其愿不果，乃退而以其所学——王官之学，即后之经学，以及己学——即以《论语》为代表之儒学——以教人，并对世道有所论议。此例既开，诸子继起，亦各以己学教人，于是官学下降民间，言辩纷起，私学大兴而庶人有议矣。

此学术之流动转型，刘向、刘歆父子于整理群书时，辨章其学术，考镜其源流，分诸子为十家，谓皆出于王官之学，复将六艺之学与儒家诸书分开，并将儒家列于十家之首。十家之中，直谓“道家者流，盖出於史官”，其理由为道家者流“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至于谓“儒家者流，盖出於司徒之官”，理由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经之中，留意於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为高”。此说见于《汉书·艺文志》，盖已为研究中国学术史者所宗。

刘氏父子皆是西汉大儒，之所以如此分类，盖因六艺为孔子所编次之书，是儒家之经，复又将传经之传亦附属之，而皆列为“六艺略”；至于《子思》《曾子》以下儒门诸子之书，因其不能同圣传经，以故皆列入“诸子略”之儒家类。是则如此分类，实与其在独尊儒术后之尊圣宗经观念有关。根据《周礼·地官司徒》与《礼记·王制》所载，司徒确为内政之官而兼掌教育，刘氏父子或因孔子退而以所学教人，而儒家子弟亦率多从事教育，甚至为帝王师，以故从职业判断，遂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不过，从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尤其从古史学发展史看，刘氏父子所论恐仍未全得真相。儒家既为诸子之首，兹先从儒家之学切入，以论此时期学术之变，以及史、子、经之关系。

按：刘氏父子所论之所以仍值斟酌者，厥因有二。

第一，姬周王官教国子以六艺，是指保氏所教之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是也；[1]至于孔子以所编之六艺教人，则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盖出于史官。前者之学，是国子切身实用之技艺学术，而后者之学则是学者持以待用赞治之古史学。

第二，“孔子所学”是王官之古史学，即后之经学；而“孔子之学”始为具有私议性质之儒学，《论语》即其代表。因此，儒家弟子传孔子之六艺，即是传义蕴王道之古史学；传孔子仁义礼智之说，则是传儒家之子学。前者偏重治国平天下，故为赞治之学，后世儒者所谓“外王”是也；后者偏向修身齐家，故为正本之学，后世儒者所谓“内圣”是也。[2]

孔子以及儒家弟子如此，继起竞争之诸子亦步亦趋，但立说之方式以及所取之义则不相同。孔子之学有“所学”与“己学”两端，前已言之。孔子所学，取材于史官所掌之学，本文献主义编次为六艺，并以此教学，虽不免内有其个人之教学宗旨，但所传的仍是内蕴王制义法之古史学；至于孔子己学，则是来自六艺之菁华凝结，随机而散教弟子者，亦似无空言立说之意，所以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引孔子之言，谓“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而诸子则不然，他们大抵上先思辨建构其学说，然后依其学说立论所需，取材于各种王官之学，尤其是古史学，其方法与目的皆是为了以所取之材料证成其学说。换句话说，包括孔子在内之诸子，皆取材或多取材于史官之学，但孔子之态度与方法，是尊重历史文献，故将之系统编纂为书，然后依书之内容讲论，以阐述原有之王道义法，其所谓“述而不作”当作如是解；而诸子取材虽或相同，但却是径采其中适用之史事，用以作为其学说成立之注脚，俾能确立其学说。因此，儒家六艺学——即后之经学——之成立发展，是古史学之宗子，而儒家学说——即儒家子学——则是古史学之别子。至于诸子学之成立发展，虽也是古史学之别子而自为宗，但却是古史学之质变，颇有“应用史学”的色彩。

诸子用古史材料证成其学说，即是“用史立言”，为子书所常见之事。兹以稍晚于孔子，而在孟子时其言已盈天下之墨家为例。

墨子祖述尧舜，称引诗书，但所祖述称引者未必即为孔子所编之《诗》《书》，故《淮南子》谓“孔、墨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可也；若谓“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则尚待进一步商榷。[7]要之，此仍表示墨学亦源自王官乃至史官之学。同理，《汉书·艺文志》序论九流十家，谓“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云，殆亦仅能解释为九流十家各据王官专业司存之学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罢了。彼等所据的专业司存学术，既出于王官之学，是以谓彼等“皆修先圣之术”可，若谓皆“受孔子之术”，因而是“六经之支与流裔”，则仍需进一步商榷。[8]盖孔子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化，源于王官之学，而以孔子为大宗，但却殆非全出于孔子及其六经之一元故也。观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以及“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则可知即使在尊圣宗经气氛之下，也不宜以政治大一统之观念，以概论学术文化亦是大一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盖谓务为治而已，决不宜以天下学术文化皆出于一元；纵使天下学术文化初始皆出于王官，但王官分司守职，故各有司存，决难谓全出于某官之一元，更难解释谓是大一统于“孔子之术”。

如墨学之中心为“兼爱”，以此推言“尚同”，以至上同于“天志”，是为其学说之核心系统，而后始旁及他说。然而《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则云：

墨家者流，盖出於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按清庙之守为何与三老五更诸事有关，以致能成就墨学，刘、班父子对此无所论议。余读《墨子》书，知墨学之核心主轴为兼爱—上同—天志，并屡借史事以为论证。例如，墨子论兼爱，是观察其近世大夫相乱、诸侯相攻之历史发展，认为天下乱起于不相爱，若使天下兼相爱，则圣人可以治天下，因而鼓吹“兼相爱、交相利”，并引晋文公好恶衣、楚灵王好细腰，使臣下起而效之等史实以为助证，说明“苟君说之，则众能为之，况兼相爱、交相利与此异矣”。顺此而上，众人“兼相爱、交相利”则可上同於天，盖天志在“兼相爱、交相利”也。为了证成其说，墨子强调“故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欲以天之为政于天子”，“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为此，墨子又引史实以为见证，谓三代圣王禹、汤、文、武皆“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传称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称之，谓之圣王”，用以证明是得赏者；反之，得罚者是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故天“使不得终其寿，不殁其世，至今毁之，谓之暴王”云云，其所以如此运用史事，目的全为用以证成其说。[9]据此，可见墨子亦称引诗书，祖述尧、舜，宪章禹、汤、文、武，举证近世诸侯士大夫，然而其目的却是为了其学说找注脚。

此类方法——从史官之业中征引史事以证成其说——当时广为诸子所运用，虽老子主张绝圣弃智，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但其于《老子》五千言简练之文，仍不免一再称言“圣人之治”，用以证成其“为无为则无不治”之说，难怪谓“道家者流，盖出於史官”。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载其父司马谈“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实则诸子引史立说，其方法亦是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皆为证成其学说，只是有省不省而已。要之，子学具有“应用史学”之色彩，主观性甚强，是古史学质变之别子，其故在此。

孔子修六艺以教弟子则不然。

孔子所学学自王官，《论语·述而》篇自述其学习态度与方法有三语，谓“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按：游于艺之所谓艺，盖指六艺而言，以故所好之古，即指六艺此古史之学，而其学习态度则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且是“好古敏以求之”。此种对历史文化尊重，基本上述而不作、敏以求之之态度与方法，相对较为客观，与诸子从史官之业中，拾取史实以为我用，以证我所言之态度方法显然大有差异。

孔子学自王官而以阐述王制义法为己任，因此选取史官之六艺，编而成书，用以教弟子。也因所编六艺为孔子教而弟子学之所本，以故遂各订有教学宗旨与目标，《礼记·经解》载云：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於《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於《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於《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於《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

此所谓“孔子曰”之言，犹如孟子之谓“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殆起于儒门后起弟子之传闻。儒门弟子传习之方式，可分为见而知之、闻而知之以及所传闻而知之，[10]犹如当今史学之分有第一手、第二手以及第三手史料。孔子所亲教者，为司马迁所称之“仲尼弟子”，是见而知之者；其再传则为“儒家弟子”，世近于孔子则闻而知之，世远已是所传闻而知之者矣。按：既然见而知之的七十子之徒，口受孔子传指，而仍“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则《经解》此闻而知之或所传闻而知之之说，自可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11]只是此为儒家弟子最早完整记载孔子六艺之教学宗旨与目标，则可无疑。

据此，可知孔子所编次所教学之王官六“艺”，原无所谓经或不经之意；而弟子游于此，以期学成后有能力为仕，此即“学而优则仕”。盖谓学者学而优则可以发挥其学，用以入仕，而治国平天下也；相对的，既仕之后，官愈大则愈须学问，因则遂有“仕而优则学”之必要。孟、荀之徒，各本所学游说诸侯，盖先求从“学而优则仕”开始也；及至言之不用，乃著书立说各申己意，盖退而冀己意之日后能大行经世而已，岂能与安于相丧或安于修身之儒者相比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