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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史公新史学本身之目的及其他问题（第2页）

[8]引文见《史记》，卷二十七，页420上～422上。

[9]《史记》，卷二十六《历书》，太史公谓盖自黄帝考定星历，其间曾有历数失序，渐至今上（汉武帝）“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因诏……以（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司马迁以“太史公曰”来论述古今历数的变化问题，而止于唐都、落下闳的划分运算，使汉改正朔、明历运；其前并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饰，推本天元，顺承厥意。”是则表明唐都等天官之学，可以终始古今，深观时变者，并由此而推得汉之历数天运。司马迁的天官之学似本诸其父，其父学自唐都；然《天官书》末段又颇论述望气、候岁诸事，则司马迁显然也曾参考王朔和魏鲜之说也。其心目中《太初历》颁行的意义，由此可知，盖其所谓“究天人之际”欤？

[10]见《老庄申韩列传·老子传》，卷六十三，页678上。此事又见载于《封禅书》，但将“七十岁”改为“十七年”耳（卷二十八，页429下），《周本纪》同此（卷四，页47下）。《索隐》《正义》《集解》对此有不同解释。同书《秦本纪》则谓“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卷五，页62）。霸王指秦孝公抑始皇，甚至或指楚霸王抑汉武帝？皆难断定。要之周、秦分离五百岁而当复合之运，此可断知者。

[11]《史记·孟荀列传》开始即以“太史公曰”突出“余读孟子书”，慨论其义利之辨。其叙五帝多采孟子之言，为尊孟的第一人，请参赵翼《陔余丛考·史记三》及《史记五》两条，卷五，台北，世界书局，1970年6月三版，页2、页4。

[12]参见《孟子·尽心下》，卷七，页218～219。

[13]《索隐》注此段之意思，盖据《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但颜注曰：“言当述成先人之业”云云，与此“当述先人之成业”，应稍有意思上的不同，但两者似皆可。

[14]参见《史记·韩长孺列传》太史公曰部分，卷一〇八，页917下。

[15]参见《史记》，卷四十七，页608下～609下。

[16]详见《史记》，卷十四，页161上～161下。

[17]参见《史记·自序》的《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子序》，卷一三〇，页1059下。

[18]《说文》：“述，循，行也。”段注：“释诂：谲、遵、率，循也。引申为抚循，为循循有序。”是则“述故事”，当指遵循既往事实而有系统地记录说明之意。例如，《孟荀列传》谓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当即指遵循孔子意旨而有系统的说明。“述”之为义，应具有遵循事实的客观性而加以说明的意思，19世纪30年代，兰克（Ranke）为反对说教性的历史，提出史家的任务是“仅在说明事实的真相”（Simplytoshowhowitreallywas），意义当与相通。

[19]《史记·自序》的《律书子序》即云：“《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也就是说《司马法》及其系统的兵法，皆是穷究变化的书。《孙吴列传》对此无评论。《司马穰苴列传·太史公曰》，即盛称“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云云（卷六十四，页662～682），表示司马迁确认司马、孙、吴诸兵法，乃是穷究战争变化的理论性之书，属军事哲学范畴，而非战术性的手册。由此而言，据此观念而视之为“空文”，不算为过也。

[20]徐复观先生所撰《原史——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一文，即已论述了这个问题。该文收入杜维运等人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三，该论点请参见页43～47，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年3月初版。

[21]经学之所以为旧史学，论者已多，钱宾四师对此颇有扼述。值得注意的是，钱师认为经学离史学自树一帜，乃东汉马郑班蔡之流所造成，看法与本文不同。详见其《经学与史学》一文，页120～125，收录《中国史学论文选集》一。

[22]“同天下之文”等语，详见郑樵《通志·总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3]参见《孔子世家·太史公曰》卷四十七，页610上～610下。

[24]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5]参见EdwardH。Carr，WhatisHistory，ch。IV，“inHistory”，pp。81～102，台北，状元出版社，1979年1月1日发行版。

[26]参见R。G。gwood，TheIdeaofHistory，partⅢ，§9，“Positivism”，pp。126～133，台北，乐天出版社，1970年11月10日第一版。

[27]徐复观先生对“究天人之际”颇有新解，他认为天是指非理性及历史偶然性，人指理性及历史必然性；又据《说文解字》“际，壁会也”原意，引申解之为界隙，谓“究天人之际”，是指“划分天与人的交界线”，不是指司马迁之师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从而他认为“史公之所谓天，实有同于命运之命”，认为史公对此否定或起码怀疑云云。然而，鄙意天之为义，先秦以来即甚广泛，姑不论“究天人之际”是指划分天人界线，抑或研究天人交会，基本上指了解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关系，应无可疑，若将天狭解为命，谓司马迁意欲将非理性的命运划分清楚或否定之、怀疑之，则徐文末段又承认司马迁“怀有道德地因果报应观念”，是否嫌自相矛盾？而且，《史记·天官书》叙述天变与人事的关系，又作何解？是则徐先生之说未可轻易定论也。详参其《论史记》一文，页88～95、页173～175，该文收入《中国史学论文选集》三。

[28]稽理原指计较道理。探究原因为计较道理必需的步骤，发现法则实为稽理的目标及结果，作者故在此用此二字来翻译卡尔和柯令吾之言。

[29]详见阮芝生《〈史记〉的特质》，《中国学报》，1990年3月，页6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