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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判制裁下的东晋史学02（第3页）

[75]司马氏系出及其所强调者，可比较《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晋书》，卷一《宣帝纪》所述。晋室文献多不强调遥继说，鲜提颛顼高阳氏之名，《晋》《宋》二书诸志可按。大体上，晋室只颂“宣文”或“三后而已”，傅玄所制鼓吹歌辞之第一及第三篇——《灵之祥》和《金灵运》——最足表达此官方意见，详见《晋书·乐志》，卷二十三，页70D、71B。

[76]议论及孙盛批评，详见《宋书·礼志》（卷十四，页35C；卷十六，页46B～46C），《晋书·礼志》（卷二十一，页65D～66A）及《舆服志》（卷二十五，页76B）。

[77]曹氏父子当时即被他人批评为篡盗贼臣，降至梁武帝和沈约更又自我商量作贼与同公作贼，而在习氏的时代，司马道子在桓温死后专政，指责“桓温晚涂欲作贼”（《晋书》本传，卷六十四，页179B），此时桓氏势力未消，引起桓玄不安，导至日后废帝建楚之举。是则篡夺者及其附从者既自知作贼，当时也就了解他们的夺权并非什么奉天承运。桓玄废晋，何后哭太庙，玄怒骂曰：“天下禅代常理，何预何氏女子事耶！”（见《晋书·后妃列传下·穆章何皇后》，卷三十二，页100C）最足表示篡夺者唯权力是尚，而不计较什么奉行天运矣。后来刘裕自谓系出汉室，篡晋建宋后却非宣布火德复兴，而是自称得水德，一如魏晋故事用前代正朔服色。斯则阴阳五行及刘氏学说，自魏晋以降至此，于解释历史政治方面，严格说已完全破产矣。

[78]孙氏兄弟与习氏的游处，请参见《晋书·孙楚列传》（卷五十六，页159），桓温参与见《刘惔列传》，刘惔事实上是友善及器重桓温，但亦刻意牵制桓温的人（卷七十五，页206B～206C）。至于殷浩亦最为风流谈论者所宗，虽少与桓温相友齐名，但朝廷付以重权，实有以此制彼之意，详见《晋书》，卷七十七本传。

[79]《东征赋》事件详见《晋书·袁宏列传》，卷九十二，页247D～248A。又桓温喜自比于司马懿和刘琨，人或比之于王敦则不快。刘琨旧妓说他甚似琨，则大悦而整衣冠，妓谓有些地方不似，则解冠带而昏睡不怡，此皆好名表现，详见本传，卷九十八，页266B。

[80]桓温相信天文图谶，可参见《晋书》本传载郭璞之谶（卷九十八，页267A），及《习凿齿列传》载蜀人释天文事件（卷八十二，页223A）。

[81]刘惔与桓温均为晋室驸马，皆名家子而又善谈，他极奇温才，但“知其有不臣之迹”，常“恐温终专制朝廷”，故屡次为帝进言，牵制桓温。（详见《晋书》本传，卷七十五，页206B～206C）是则比温于孙权和司马懿，实为有识之见。又曹操拒绝劝进，欲为周文王，司马光在《通鉴》就此详评，谓汉末群雄皆假尊汉为辞，故操虽强暴而有大功，“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见建安二十四年条，卷六十八，页2173～2174）曹操、司马懿和桓温，皆为名士，司马光之言似可通用于此三人。

[82]详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并注，卷三十五，页918。按简文帝崩时，人或解释当时大星变，谓有强臣内乱之符。帝遗诏桓温，亦采刘备嘱孔明之语，赖王垣之将之改写。事详见《宋书·天文志》咸安二年诸条，卷二十五，页78B。

[83]详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诸条，页923～927。按：裴注以采集异说为务，除注明《后出师表》转录《默记》外，其余所引《汉晋春秋》之记载，皆是习氏一己而不同于他书的异说也。习氏如此记述，应有裁正桓温之意。

[84]告天文见《晋书·武帝纪》泰始元年冬十二月（卷三，页9B），《宋书·礼志》亦收入（见卷十六，页44C～44D）。

[85]桓温在371年废帝，372—373年欲效周公加九锡，不及而卒。桓玄继起，于403—404年废晋建楚，为刘裕所灭。裕于420年废晋建宋，历史进入南北朝。此段发展只是半个世纪之间事，晋帝脱此掌握而复入彼彀而已，斯则强权可以为公理之弊也。恭帝事见《宋书·武帝本纪中》晋元熙二年四月条（卷二，页8B），宋武帝告天文见同纪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条（卷三，页8C～D）及同上注《礼志》（页45A）。

[86]参见《晋书·段灼列传》，卷四十八，页138A～B。

[87]陈琳全文见《三国志·袁绍传》注，卷六，页197～199。

[88]曹操定邺，因私交而临哭绍墓，慰恤其家人，孙盛就此申议。见《三国志·袁绍传》并注，页25～26。

[89]此处因批评魏之封建政策而推论魏晋兴亡，实即批评曹操父子违离儒家而尚法家，刻薄黑暗至骨肉亦不能相容也，详见《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卷十九，页576～577。

[90]此因吴王接受魏文帝策命而论者。

[91]此观念见于评论苏则依违于汉魏的表现，详见《三国志·苏则传》，卷十六，页493。

[92]详见《三国志·宗预传》并注，卷四十五，页1076～1077。

[93]孙绰的帝都无常所说，本为针对桓温要求还都洛阳一事而发，认为立国继续以地利人和为主，不一定须建都中原。值得注意的，孙绰、孙盛兄弟学术名气甚大，且皆起家即为佐著作郎，借史论政应为轻易之事。绰父孙楚亦为名学者，为石苞致书吴主皓劝降，即以中原说为据。是则孙绰反其先人之意者，盖为政治现实而牵制桓温也；其说当时甚具影响力，使北还不成，而桓温不悦。请详见《晋书》，卷五十六《孙楚列传》全传。

[94]见严可均校《全晋文》，卷五十六，页6B～7A。

[95]孙盛提出“正本定名”，详见《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卷四十六，页1113。

[96]详见《后汉纪》，卷三十，页361。此段《袁宏曰》对《通鉴·臣光曰》论荀彧之死有影响（见《通鉴》同年月条，卷六十六，页2115～2117）。袁纪，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10月台二版。

[97]全评详见《后汉记》，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条，卷三十，页367。

[98]袁氏出陈郡，宏乃准之族孙辈。袁准的《袁子正论》已矣，严可均校《全晋文》自卷五十四至五十五颇辑之，其论析诸葛，见卷五十五，页14B～15B。袁宏撰《三国名臣颂》，推君臣名教之义，用颇大篇幅颂赞孔明，其颂可参《晋书》本传，卷九十二，页248A～248C。

[99]《后汉纪》有袁宏自序，读者自可详参。又钱宾四师曾撰《袁宏政论与史学》一文，发明宏之学识思想（收入杜维运等编之《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页288～303）。但该文析论，未将宏学与其时代合论，如本书所述者。

[100]见《后汉纪·孝献皇帝纪》初平三年二月，时立宗庙于洛阳，袁宏评论其书，卷二十六，页315～317。

[101]见《后汉纪·光武皇帝纪》卷三，页24～25。

[102]《后汉纪·光武皇帝纪》卷三，页25～27。

[103]习氏曲引谯周释谶之言详见下文。至于孙盛，刻意为东晋争天意，曲解秦时望气谶言及灾异符瑞的主观荒诞，以《晋书·元帝纪》末所征引之言为最（见卷六，页18A）。东晋重建史官，自干宝、郭璞首先开道，广究天文图谶等为东晋解释，以后史家，殆以孙盛和习氏最注意于此，《晋》《宋》二书引此四子之说最多，就以《宋书·天文》《符瑞》《五行》三志看，引用最多者为干宝说，郭、孙、习则其次也。但干、郭是擅长此术的大师，孙、习则不然。后二子相信此类学术的程度似不如前二子，他们却大加征引附会者，盖出于政治动机，为晋明天心而抑僭逆也，凿齿对此学术未见正面评价，孙盛则曾畅论，谓之病妄，君子无所取诸云云（详见《三国志》，卷六十三末注所引，页1426～1427）。

[104]西晋两京危厄之际，屡诏元帝勤王，元帝却坐视不救，乘乱南渡坐拥江东，以宗室名义自居，情况可与光武、昭烈比较。且元帝第一个年号完全和光武一样，称为“建武”；又学光武采中兴受命、血缘说，作自君依据。若本《晋承汉统论》说法，自君之道不正，则臣义尽未义，也就难怪王敦、桓温的觊觎非望了。袁宏论光武，故应有影射元帝的“疏外之意”也。

[105]刘知幾谓凿齿无裁抑意，只是欲定正伪而已（《史通·探赜》，卷七，页212），恐未是。

[106]贾充解释后翌年，司马炎即篡魏，时人皆谓“炎兴”应验了。此事出于《襄阳记》。习氏为襄阳人，曾撰《襄阳耆旧记》五卷（见《五代史志·经籍二·史·杂传类》，《隋书》志二八，页975），未考与此书有何关系，要之习氏必熟知此事。此辗转解释征引的关系，读《三国志·杜琼传》（卷四十二，页1022）、《襄阳记》（《三国志·向朗传》注引，卷四十一，页1011）及凿齿本传述撰《汉晋春秋》一段文字，即可知之，不必推论。

[107]前引习氏批评费诗反对刘备汲汲自君，认刘备所为为是。理据在：第一，当此时应行权，速篡统以系众心，盖为社稷故也。第二，宗庙绝祀，应以宗室嗣祖配天，使其不绝。由此亦同意“更始尚存而光武举号”。由于这仍是“权”的表现，理仍非至正，袁宏发言恐即为此。

[108]《晋承汉统论》只指出“三家不能相一”及“蜀人杖正而弱”的现象，未释其因。凿齿批评蜀之君道不足及德义俱愆，请详见《三国志·庞统传》（卷三十七，页956）和《陆抗传》（卷五十八，页1357～1358）注所引《习凿齿曰》，大概为裴氏引自《汉晋春秋》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