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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6世纪北朝官修制度的变化与风气（第3页）

[40]分别见《魏书》，卷二《太祖纪》皇始元年、天兴元年、天兴三年诸条。

[41]该诏详同上纪天兴三年十二月丙申条，是继乙未诏为汉高祖辩护后翌日而颁下者，卷二，页9B。

[42]该诏详见《魏书·世祖纪上》太延元年十二月甲申条，卷四上，页13C。

[43]魏、晋秘书省下领著作省的常制性建制，至292年（晋惠帝元康二年）奠定（详见《晋书·职官志》中书监令、秘书监、著作郎诸条，卷二十四，页73A～75D）。《魏书·官氏志》只载官品职称，未详其建制与编制，但北“齐制官，多循后魏”，《五代史志·百官志·秘书省》条即记该省省本部及领著作省之关系，与夫著作郎、佐等编制，是则北魏建制应亦如此，最多编制上有出入而已（详见《隋书》，卷二十七，页751）。北魏初有著作郎之常制，邓渊即为其例，《邓渊传》称“太祖定中原，擢为著作郎”，后来始迁吏部郎（《魏书》本传，卷二十四，页66C），可能是北魏首任著作郎也。至于秘书省始终为典籍机关，而有“东观”之称，则可详见《魏书·高谧（附父湖）列传》（卷三十二，页77D），及《孙惠蔚列传》（卷八十四，页189C、189D）。

[45]见浩本传（《魏书》，卷三十五，页85A）。崔浩案发后，高允之供词亦称“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见《允传》，卷四十八，页110A）。

[46]三著作郎均载《魏书》，卷五十二，段承根自吐谷浑来归，崔浩奇其才，奏请为著作郎，引为同事。宗钦及阴仲达皆太武帝平凉所得之史才，故崔浩奏请二人“同修国史，除秘书著作郎”，三人皆与浩案同被杀。

[47]详见《崔浩传》，《魏书》，卷三十五，页85A。

[48]引语详见《高允列传》，卷四十八，页110A。二人的汉儒性格，可将二人本传与汉刘向、歆、扬雄、班彪等传比较，或可有得。高允谓“今之所以观注，后之所以知今”，正是班彪之名言。高允答辩全文若与班彪《史记后传略论》全文比较，思想上颇有相似者（彪论见《后汉书》本传，卷四十上，页1324～1327），其不畏因史而死之心情，诚深得班彪“杀史见极，平易正直”之旨。而班彪正是以圣道自任的经史学者。崔浩、高允二人于道术的表现，崔浩则强烈而明显，盖秉权居势故也；高允则较冲退，盖惩于浩祸故也。

[49]就此角度探究崔浩案，请参见牟润孙之《崔浩与其政敌》，收入其所著《注史斋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59年8月），页81～93。该文忽略了余文所述之刊石意识诸问题。

[50]游雅与高允、张伟皆友善知名，俱为太武帝征用，后至秘书监负责修史，但以“不勤著述，竟无所成”。卒于461年。盖其对国史竟无贡献者，或即惩于浩祸。他曾对崔浩、高允作比较批评，引语见于此，详见《高允列传》（卷四十八，页110D）。其生平则详本传，《魏书》，卷五十四，页122B、122C。

[51]高允语见《魏书·高允列传》，卷四十八，页110A。刘知幾于《史通·直书篇》推崇其直笔无阿，至与南史、董狐、韦昭并列，称“遗芳余烈，人到於今称之”云云，参见卷七，页192～194。

[52]对此说法，最佳之综合可参见《汉书·艺文志·春秋序》，卷三十，页1715。

[53]详见《北周书》，卷三十八，页56D～57A。

[54]详见《高允列传》，卷四十八，页110D；《游雅列传》，卷五十四，页122B、122C。

[55]檀、江二人开创修史凡例，杂采班固、蔡邕、司马彪、范晔诸家之长，详见《齐书·檀超列传》（卷五十二，页84A）。李彪推崇马、班史学，以二彪（班彪、司马彪）自况，其改变《国书》为纪传体之议，颇有受檀、江之议立凡例所影响者。至于政治与史学受沈约之刺激，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颇论之。

[56]李彪的史学成就与地位，除《魏书》卷六十二本传外，犹需与卷五十七《高佑列传》、卷六十七《崔光列传》合读，始有所得。李彪之名，为孝文帝所赐，冀其远拟班彪、近准司马彪也。李彪自举孝廉入京，即“深宗附高祖（孝文帝）”，故君臣关系密切，后虽被论以大辟罪，孝文犹特赦之。前疏见于高佑传，后表见于本传。

[57]汉魏晋南朝一系，原即以纪传体为国史正体。但3世纪末因《竹书纪年》出土，引起古今正史之争，许多史家及史官，纷纷以编年体修国史，北魏在李彪改革之前的国纪，即承此编年潮流。故李彪此疏，对古、今正史之争与国史正体之体认，有澄清奠定之功，请参见本书第十二章第四节。

[58]参见《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太和十四年二月及十五年正月条。语史官则载于卷末之综述，见页23C。

[59]机关建制及官员编制，各据其官称见于《五代史志·百官志》《旧唐书·职官志》《唐会要》卷五十六《起居郎、起居舍人》项。

[60]事分别见《魏书·广陵王列传》（卷二十一上，页58A），及《任城王列传》（卷十九中，页50A）。

[61]显宗乃麒麟次子，其长兄兴宗亦曾以秘书郎参著作事，引文见《魏书·韩麒麟列传》卷六十，页137D。灵虬从父骏，自文成帝时屡任佐郎及郎，485年卒前，启孝文擢其从子为佐郎，后亦迁著作郎（见同卷《程骏传》）。

[63]温子升、魏收皆北朝文豪，温事见《魏书·文苑列传》本传（卷八十五，页192A），魏事见《北齐书》本传（卷三十七，页45A～45B）。《魏书·序传》当然不会述其早年被捶辱之事也。

[64]伟、儁、仁之、忠之皆代北胡人，事详见《魏书》，卷八十一各传。

[65]梁氏君主及子弟多有文才，能撰史，简文帝撰史已见前述，大圜亦在北周撰《梁旧事》三十卷，显然也为史家。滕王之问与笑，实有意义也。事详见《北周书·萧大圜列传》，卷四十二，页63C。

[66]德林与收等关系，详见《隋书·德林传》，卷四十二，页1193～1209。

[67]《北齐书·魏收列传》，卷三十七，页45C。

[69]近人周一良曾撰《魏收之史学》一文（收入杜维运等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为收辩讼，颇见同情之思。但其论证尚有待商榷者，如魏收受尔朱文畅金而为其父尔朱荣作佳传一例，周氏举《荣传》之论，谓其词是褒是贬昭然明白，指后人厚诬（参见页342）。单就此论言，即可见魏收似别有笔意。他先批评尔朱荣篡逆残杀，得罪人神，然而末云：“向使荣无奸忍之失，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何足数！”表示承认尔朱荣实有韩彭伊霍才干，或者过之也，只是德义不及为可惜而已。是则史谓魏收受金拟荣于伊霍，显未完全非实。类此可待商榷之例尚有，不赘。且除《北史》之外，《魏书》所本史料及后来改修之魏史多已佚，无从精确比较魏收是否有失。是则周氏之言，仅可备存一说。

[70]见《隋书·高祖纪下》该年五月癸亥条，卷二，页38。

[71]北周改制后，自《唐六典》《通典》以降，诸书对外史及著作之建制、职权多未厘清，甚至谓“著作不预史事”云云，致生误解。对于二官建制、职权，王仲荦《北周六典》（台北，华世出版社，1982年9月台一版）颇有整理，参见页189～192。

[72]分别见《魏书》，卷五十四延儁、卷八十二莹，《北齐书》，卷十八隆之、卷四十二阳休之各传。

[73]赵善事详见《北周书》本传（卷三十四，页49A）。大统十四年（548年）柳虬“除秘书丞。秘书虽领著作，不参史。自虬为丞，始令监掌焉。”（同卷，页56D～57A）。

[74]详见《魏书》开始之《前上十志启》，卷一〇四《序传》，《北齐书》，卷三十七本传。

[75]语见《魏书·序传》，页235C。又隆之死于书成之年的八月。

[76]详见《史通》，卷十《辨职》《自述》，卷二十《忤时》诸篇。

[77]参见《旧唐书·棻传》，卷七十三，页3325D。

[79]魏澹乃魏季景之子。季景乃收从叔，虽有才学，历官著作，但收常轻忽之（参见《北齐书·收传》，卷三十七，页45B；及《魏兰根传》，卷二十三，页32A～32C）。是则魏澹一者格于君命，逢君之旨，一者或与收有父怨，故批评魏收，并改写其书也。其义例参见《隋书》本传（卷五十八，页1416～1420）。

[80]许敬宗曲意篡改唐史，逢君之恶，今人多已知之，两《唐书》有传，另本书第十三章第五节亦详论之；许亨《梁书》有传。善心之论述其梁史，见《隋书》本传，卷五十八，页1428～1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