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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武后时代的官修情况与馆院学派的史学复辟02（第1页）

六、武后时代的官修情况与馆院学派的史学复辟02

[56]详见《贞观政要·慎终》贞观十二年条，卷十，页12B～13A。

[57]详见《唐会要·史馆·史馆杂录上》贞观十六年条，卷六十三，页1103。

[58]这方面论著颇多，近者罗彤华著《贞观之治与儒家思想》一书，即专就此问题作研究。

[59]魏徵两《唐书》本传皆载太宗三镜说之名言，今引文据《贞观政要》，更见其详。参见《任贤·魏徵》，卷二，页7A～8B。三镜说首由荀悦倡之（参《申鉴·杂言》，卷四，台北，世界书局，页19），显见太宗甚重其学问思想。

[60]宋王谠撰《唐语林》（台北：世界书局，1967年5月再版），首条即载文中子及《王氏六经》，指出“北面受学者皆时伟人，国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贞观后，三百年间号称至治，而《王氏六经》卒不传”，以至元和间刘禹锡始称道推崇，“自录士大夫拟议及史册，未有言文中子者”云云（见《德行》，卷一，页1）今《全唐文》所收诸文——见王绩（通弟）、王福畴（通侄）、王勃（通从孙、福畴子）、陈叔达、薛收、杜淹、吕才所撰文，略可知文中子家学，及其经世致用精神之表现影响也。杜淹《文中子世家》，具述房玄龄、李靖、魏徵、陈叔达与淹本人，皆王通弟子，薛收撰《文中子碣铭》，知收亦为王通弟子。王福寿《录东皋子答陈尚书略》，声称文中子家族受长孙无忌抑压，杜淹亦与无忌交恶，陈叔达因之不敢在《隋书》为文中子作传云云（《全唐文》，卷一六一，页2071～2072）。既一时伟人、佐命元勋皆通弟子，何以竟能受无忌抑压如此？其事可疑。或文中子在唐前期未被颂扬，盖有他因耶？

[61]房、杜二相，两《唐书》皆将二人合为一传，其事迹请自详之。

[62]详见《贞观政要·任贤·魏徵》，卷二，页6B。

[63]五代史分修概况，详见廖吉郎《贞观撰勅正史考》（台北，《国文学报》十二期，1983年6月，页83～100），按：《隋书》武德时原由陈叔达、庾俭、令狐德棻负责。此次改组，德棻负责《周书》，余二人不预史局，《隋书》则由魏徵、颜师古、孔颖达、敬播负责（参见《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敬播列传》），地点即在秘书内省。《旧唐书》谓“征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云（参见卷七十一《魏徵传》）。则徵之工作，殆不如廖文所谓“仅作（《隋书》）序论”而已。

[64]详见《贞观政要·辩兴亡》贞观九年条，卷八，页19B。按：魏徵分析二主人格与政策不同，齐王以无能而亡，周主以独裁而亡也。《通鉴》录此条，系于九年正月，则距五代史奏上，尚有整整一年也。

[65]关于此问题，牟润孙撰《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及其影响》一文，曾有详论。按：《梁》《陈》二书，基本上为姚氏父子所作。姚氏父子出身南朝，对梁、陈文风虽有批评，但不及魏徵之论断强烈。姚思廉或引其父论赞，或自己直抒论赞，然而终引《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参见《梁书》，卷六《敬帝本纪》及《陈书》，卷六《后主本纪》），显见魏徵代表北方观念，行其监总五代史之权力也。

[66]太宗指示玄龄及拒修文集，皆见《贞观政要》卷七《文史》类。玄龄条谓发生在“贞观初”。按玄龄在三年二月六日始以左仆射监修国史，故应发生在三年开修五代史以后也。拒修文集条系于十一年（《通鉴》作十二年三月），此时五代史已修成。魏徵批评梁、陈文学亡国，亦批评隋炀帝“恃才矜己”以至国亡！（《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史臣曰》），则太宗拒词引梁武父子、陈后主及隋炀帝为例，盖即本于魏徵所代表的官方解释与意见也。

[67]颁定五经事在贞观七年十一月，工作早在贞观四年已开始，由颜师古主持。经文颁定后，又诏师古与孔颖达等撰成《五经正义》，以统一经义，付国学施行。颜、孔二人当时一边助魏徵修《隋书》，一边进行此工作也（两《唐书》二人皆有传，又详见《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贞观四年条）。十一年，颁行《新律令》及《五礼》（参见《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五礼》一百卷，由玄龄、魏徵等修改旧礼而成（《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志》）。《新律令》亦由玄龄等删定而成（《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

[68]高祖之讥，详见《唐会要·氏族》武德元年条（卷三十六，页663）。至于太宗深受其父影响，处处模仿其父，请详见李树桐师《唐太宗的模仿高祖及其对唐帝国的影响》一文，收入《唐史新论》。鄙视山东士族卖婚自矜，盖亦模仿之一欤？

[69]此事本末两《唐书·高士廉传》皆有载，与《唐会要》（参卷三十六《氏族》贞观十二年正月条）、《贞观政要》（参卷七《礼乐》贞观六年条）文字略有出入。引文今据《政要》。岑仲勉《校贞观氏族志残卷》（《史学专刊》第一期，页315～330）一文，谓此残卷即士廉等初修之稿云。

[70]详见《晋书·机传·制曰》，卷五十四，页153C、页153D。

[71]拙著博士论文《唐代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一章第一节对太宗氏族政策有颇详之论述。

[72]某年，长孙皇后为太宗聘郑氏女为充华，魏徵闻其原已许嫁他人，进言阻止，即以此语为言。玄龄等相则以诏书已出，其女适人无显然之状，大礼不可中止为请，颇有逢君之恶的嫌疑。幸太宗接受徵意，乃止。其事《贞观政要》系于贞观二年，但依玄龄等相之官职，系二年应误（详见卷二《直谏》，页34B～36A）。《通鉴》系于八年，差是（详见《通鉴》卷一九四，页6108～6109）。至于鼓励之词，详见《政要·文史》贞观十四年条（卷七，页9A）。

[73]正伦在贞观元年为徵所荐，俄迁给事中、知起居注，即以“臣职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损百姓，且笔之书，千载累德”警惕太宗。魏徵迁秘书监，正伦遂接替其右丞遗缺（详见《新唐书》本传，卷一〇六，页1）。此后朱子奢、褚遂良等修注官，亦屡申此意以制君，详见《贞观政要·慎言语》（卷六，页12B）、《文史》（卷七，页7B～9A），及《唐会要·史馆·史馆杂录》（卷六十三，页1102～1103）所载。又请详见本章第四节。

[74]参见《唐会要·史馆·史馆杂录上》二十二年二月七日条，卷六十三，页1103。

[75]此处只欲举此类重大事件为言，余例尚多。至于此类事例的检讨结果及唐君臣之最后判断，于此亦不赘。盖因此类事例必须与五代史中同类事例之研究作比较，始能看出君臣对此论断之实况也，故宜另文专论之。五代史在贞观十年完成，此前唐朝发生的问题，曾在史中作检讨探究。而封建、突厥内乱与大战略改变、藩王将相谋反，废嫡立嫡事件，皆在十年以后发生，五代史或未遑讨论，论之亦颇与《晋书》观点有出入。贞观时代如何以史经世，这些问题的讨论最能见其落实。

[76]该诏颁于二十年闰二月，详见《唐大诏令集·经史》类，卷八十一，页467。

[77]知幾实录史学，详见许冠三撰《刘知幾的实录史学》一书。知幾强调功用论，《史通》各篇常见，引文参见《史官建置篇》（卷十一，页303～304）。白寿彝曾略论《刘知幾的学派》（参见《中国史学史论集》所收白撰《刘知幾的史学》一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页106～112），虽分析未详，要之即本文所称馆院史臣的一支。详见本章第六节及下章。

[78]玄宗手诏，对此“欲正人伦而美教化，因旧史而作《春秋》”之事虽加赞美，但对援例由天子裁定一事，则谦称“事业相悬”，指示“随了续进”云。详见《册府元龟·国史部·采撰》，开元二十年三月光庭奏条，卷五五六，页2944下。

[79]武德修史时，叔达负责北周史，贞观修五代史则未参与。所撰《隋纪》，殆为私撰，王绩曾借阅之，详见《全唐文·王绩》《与陈叔达重借〈隋纪〉书》，卷一三一，页13～14。

[80]两次谈话详见《贞观政要·论忠义》该二年条，卷五，页6、页8。

[81]详见《梁书·敬帝本纪》之《史臣（思廉）曰》及《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卷六，页16C～16D。

[82]思廉在《陈书》废帝、宣帝二纪不述篡迹，于《世组沈皇后列传》则详述之（卷九，页13D）。然而思廉以《史臣曰》名义作评论，则如正文之意（详见卷四及卷五二帝之纪），故魏徵不表同意也（详见卷八《后主本纪、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

[83]《唐会要·史馆杂录上》十六年条（卷六十三，页1103），与《贞观政要·文史》十四年条（卷七，页8A～9A）略同，但系年有异。按：高祖、太宗二实录，于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奏上（见《唐会要·修国史》，卷六十三，页1092），当为改削完成奏上者也。故初修及太宗指示，当如《唐会要》系于十六年为是。

[84]太宗宠溺李泰，当不迟至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死后。盖翌年马周即上书，检讨汉晋以来“树置失宜，不预立定分”厉论人主“溺於私爱”之弊。十二年，魏徵复与太宗激辩继嫡问题，此时太子、濮王之争形势已成。其情请详见拙著《唐代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页484～491。徵论隋文帝，参见《隋书·高祖纪下·史臣曰》，卷二，页55～56。

[85]按：李泰并非遂行反叛，太宗基于政治考虑，故与太子两皆弃之，实有违法之嫌。是以太宗一度痛苦无聊，几至自杀。此论正为解释其心思而作也。《制曰》参《晋书》卷三，《史臣曰》则参见卷四《惠帝纪》。

[86]请详见尾崎康之文《关于虞世南的〈帝王略论〉》（页191）。《帝王略论》以天命解释兴亡，故为反命定论的刘知幾所批评。但该文译知幾言殆有误，原文可参见《史通通释·杂说上》，卷十六，页463。

[87]分别详见《晋书》卷五及卷八十七《史臣曰》。卷九十九论桓温、卷一二二论五胡偏霸之国，史臣亦一再称引真命论。

[88]参见《史通》，卷十《杂述》及卷九《核才》。

[89]参见《全唐文·王绩·与陈叔达重借隋纪书》（卷一三一，页13～14）；及《陈叔达·答王绩书》（卷一三三，页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