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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结论 兼略论刘知幾实录史学的回应（第2页）

知幾性向风格及思想学术，根柢渊源如此，故“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殆遽难谓其幸或不幸也。

入史馆前，与知幾“言议见许，道术相知”的，是朱敬则、刘允济等人。是否他们见推，其事未明。要之，此时允济以史官身份提出“史权论”，稍后敬则上书“请择史官”，故史官选任，一时注目，知幾此时进身，其史学被推崇固可知之，自此仕途尚佳，或为其幸的一面。[15]但是，这种人格才性学养，而入当时的馆院，必然会产生格格不入、郁郁发愤的结果；情志难伸，此则为其个人之不幸也。

馆院学派之吴兢、刘知幾，因应此种刺激，一者退而私撰《唐书》和《唐春秋》，以真正在意识和行动上突破隋文帝以来的禁令；一者退而私撰《史通》，建立史学批评学。此则赖其人之不幸，转化为中国史学史之大幸。《史通·自叙》明确指出，引起他奋发的触机为修《武后实录》。此时中宗虽已复辟，但贵臣监修则仍为武三思等武后旧人事系统，知幾是有史学理念原则之人，于是问题遂触发。故《自叙》说：

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於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大著作皆因于发愤，君子疾没世而文采不传于后，此正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少卿书》所论之旨，知幾所述，固有上通于史公当年之开创精神者，而其书命名又因于史公的“史通子”，则知幾之精神意识上承于史公，可以知也。[16]至于未为史臣以前，知幾一度欲总马、班以降至唐初所修诸史，而普加厘革，其不甘于为断代专家之学，而欲通达历史之总体全程，此则又为史公的志业及范畴。[17]

刘知幾上宗史公开创史学的精神范畴，[18]又取汉人推崇史公史学的要旨——实录——作为其史学批评及思想学理发挥的核心，实极宜留意。

史学自史公以来，经八百年以上发展，因思想因素如神秘迷信，制度因素如史馆，政治因素如政治意识决定撰史原则，方法因素如模仿古文、崇尚时文、采证不当、体例无凡等，皆已构成史学所以成立的重要影响，至唐尤甚。知幾对史学之欲拨乱反正，必须回归新史学创始时期，汉儒讨论批评司马迁的实录宗旨。他论史料结构、体裁凡例诸问题，遂溯本班彪而引申之。他论宗旨精神，亦由班氏史学而逆溯于刘向、扬雄等义理，加以扩充发扬。如刘、扬、班诸人，服史公“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此扼要之论，正是《史通》全书宗旨，及各篇分项批评之论据所本，其奠定叙述史学之方法论契机亦在此。

虽说如此，作者无意谓知幾完全本于史公，不能超越。其实知幾学术批评以史学为主，批评对象是自孔子以降全部史学发展，思想理据围绕实录核心，确实深受汉代史学影响。不过，他并未囿于某一家法、某一权威，而至自受束缚，不能发挥也，故《史通·自叙》云：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慸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

以历史为范畴，以史学为对象，以实录为中心思想，此即“以史为主”的指归体统诸焦点；但是其学理根据、批评方法，实已超越狭义的史学，而波及经子集诸学，大有发明也。例如，《史通》多处批评《春秋》《史记》以降的灾异志怪，以为不合人事经验之原理，使史学确实降回人文层次，此即受扬雄、王充等思想方法之影响，借子学之道术以商榷史学，大有发明及影响者；而其宗旨即在阐明历史必须是真人实事，史学必须是有证可验，以记述此真人实事之实录学术而已，这是孔、马以降，史家多未引申强调的史学原理。

实录的意义在追求历史的真实，史必真实然后史学才能成立及有作用。在求真、存真及传真这实录过程中，知幾的思想学理即透过批评解释而展开。

在求真此一前提之下，他必然依循理性的怀疑，提出范畴批评——即上述之反神秘迷信、反形上层次；权威批评——即《疑古》《惑经》等篇之所由作；以及于史料方法之批评——这是《史通》论之最多，连《疑古》《惑经》也可视作此范例者。至于价值批判，则贯穿于其间。

为了求真、存真及传真之必藉史料与方法进行，故史料批评外，他另从撰述论角度，开辟了文笔与史简等系列批判，将文才划出史才之外，澄清了魏晋以降文、史不分的原理；并由此扩充成史家品质论——论史才、史学、史识（含史德），从而进行史家批评。

于是凡有违犯实录过程之追求者，政教学术权威不论再大，如官方意识、官修制度、经典圣言、马班标准，皆在各顺学理而予以批评之列。由是，他提出了“明镜说”：

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於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19]

这是史家价值中立、文质相称，强调史家独立性与历史自明性，近乎绝对客观主义的想法。这种说法可溯源于《太史公自序》所强调的“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之旨，而由前述汉儒称论史公实录之言出发，大有进展至将史家定位为中介物，凭借史料与客观方法，以反射历史——映照历史的绝对真实——之意，可说是其核心的指导理念。

知幾的史学思想，与兰克学派出发点不同。后者为了反说教性历史而发展形成，[20]相反的，知幾却在大张鼓吹史学的经世致用，颇不回避以史说教；至于史学之所同者，皆在追求史学之客观真实也。就知幾的史学思想系统观察，史学之所以形成、发展以及成立，自与其本身具有经世性与实用性大用的功能有关，正宜史家鼓吹发扬者。[21]不过，史学之所以有巨大作用，其基础造端在能否实录；能实录即具有鉴诫褒贬功能，可促成史学在精神层次，亦即经世性之大用，是为“明镜说”要旨之一。另外《申左》篇的主旨之一，则在申述“义理必折中於史实”的要义。[22]史实明则义理可得而明，义理明则可得而经世致用，窃意此确为知幾思想体系之一，而上承孔子—左氏—史公一脉之观念，由其实录思想衍伸敷陈以出者。知幾由史学的功能，进而论述史家史著的分级，而据此理提出“史学功能三等说”：

史之为务，厥有三途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哉？[23]

等级愈高，愈关系第一手纪录时的存真度以及史家之史德的修养，也愈关系史学能否具有以及发挥经世性之关键与效果；等级愈低，则愈是智识主义倾向，致用性虽亦大而经世性却低，编次勒成介乎二者之间，兼有二者的特质。但是，若纯就教化的态度取向看，而假定董狐、司马迁之作皆同为实录时，则以能正面积极发挥教化者为上，反面消极发挥制裁作用者为次，因而知幾进一步评论，提出“教化取向主次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饰云乎哉？何则？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次之，若司马迁、班叔皮（彪），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已降，吾未之见也。[24]

撰史不以文采自见于世为主目标，而是以经世致用为主目标，故能经世而又有文采者为最优；若只能突显经世教化者，则以好善取向为优，嫉恶取向为次。这里对史家及其著作的评价，与“三等说”次序有异，殆非知幾自我矛盾。其实他的价值系统与史学思想系统前后甚为清晰，即在重视及发挥史学功用论之中，“教化取向主次说”之前提为“功能三等说”，“功能三等说”的前提则在“义理必折中於史实”的理念，而此理念则肇造于历史必须是真实的实录思想上。单就知幾此思想言，基本上是欲本于以实录为中心，以系统化、理论化自北朝至唐初的经世致用思想，并据之以作史家批评，使能更彰显大用者。

要让史学成熟及完全奠定，则能否把握史学的第一成立原则以作批判思想的核心，甚为重要。知幾不论就时代环境及史学原理上，掌握“实录”要旨，以之为中心而展开批评，这是正确的选择。此外，要厘清诸种史学原理，以导史学于正，则必须以全部史学史作为对象，以批评作为手段，始克有济。既然如此，虽圣人所作亦必须被拉降下来，平等视为全部史学的一部分，而且批评时尚需暂时撇开尊崇与综述温情与敬意，史学批评始能有效进行及建立。关于此方式态度，知幾始终能够自觉并贯彻。[25]知幾于前引《自叙》，声言作《史通》而“发明者多”后，续云：

盖谈经者恶闻服（虔）、杜（预）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史通》）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於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

孔子以《春秋》贬损当世大人，而有知我罪我之叹。知幾此时以《史通》讥评往哲前非，途出一辙，故有此自觉同感。世儒不满知幾诋之诃前圣往哲，但却推崇孔子之贬天子退诸侯，殆有因人而异、双重价值之嫌。

“诃”人并不难，“工诃”则极不易。知幾反权威主义，反学术乡愿，这是他敢诃前哲的原因；这是一种本于真相以追求真理的学术良知，其本人亦不讳言，故对此风加以批评说：“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盖亦多矣！”[26]是则知幾亦自知其诋诃或有病累，此显然本于其学术的良知自觉。盖诃而能“工”，则是因有学术哲理之根据，以及有文献证据之按验也。虽然如此，知幾殆未意谓其所工诃必然绝对，对于学术上非故意的“失真”“失实”，[27]及批评上的“自卜者审，而自见为难”“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28]认为虽上智而不免，是以对此亦有自觉及同情的了解。

自己批评前人的错失，而自己的批评亦未必工审，将来或招后生诋诃，这是健康的学术心态与正确的批评观念。有此心态观念，则权威乡愿、温情敬意，自成次要的问题，而知幾之所以能开创中国史学史上的“史学批评”，其端实造于此。知幾《史通》，透过批评史著而批评史家，透过批评史家而至批评制度与时代，以褒贬历史人事，建立其史学理论和思想体系，最终回归于司马迁实录史学之本旨，斯则是其所以能整齐一个史学时代，下启另一个史学时代的原因，且越复辟唐初史学的目标而上之矣。

章学诚谓“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其实知幾之论馆局与史法，只是其批评体系的一部分，就此而论其器识格局，要非大言则是不根之谈。例如，就知幾的方法论中疑古惑经之考据法而言，其目的在商榷史实之真相，即下启宋代疑古与考据之风，过渡而为清代考据学，再如其方法论中“简之时义大矣”之史笔论，结合其史学功用论中之经世主义，遂下开欧阳修—朱熹一派之褒贬史学，至宋、明之间而极盛。又如其方法论中的表志单行说，结合其功用论中之实用主义，遂由其子刘秩的《政典》、杜佑的《通典》，而下开两宋之三通学派以及金华、永嘉学派；至于其本于实录主义以褒贬历史人物，则对司马光乃至其后继之“通鉴学”亦有影响。甚至知幾主张独断之学，推崇成一家之言，以及分别当时简与后来笔，则更是章学诚史学两宗门等核心理论的渊源。凡此种种，皆足以显示章氏对史学史所识不足，而又对知幾之史学诬妄也。

更重要的是，刘知幾透过批评建立理论，结束了史公以降的中古史学阶段，下启近古阶段的发展，其诸种史学思想与理论，皆环绕“实录”观念以为核心，进而层层展开者。此举之意义，无异回归了以史公为代表的新史学学术，并为此传统之史学“发明”理论根据也。知幾史学之全部，本书未遑论述，要之，大著作皆由奋发而生，必从传统中来。知幾必须性近名理，有窃取史义之心，且阅读广泛而植根深厚，又遭遇时代变动，始能有此重大突破与贡献，为其自己于中国史学史中争得一席位。此论殆为可无争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