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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第1页）

三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辨，往往引向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区分。工具理性所认同的，是科学的世界图景，而人文的关切则与生活世界难以分离。当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时，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对峙便成为逻辑的结果；而重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与化解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紧张，则构成了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科学主义在强化工具理性的同时，也力图提供一幅科学的世界图景。在科学的视域中，世界首先被还原为数学、物理、化学等规定。相对于本然的存在，这是一个经过科学构造的世界：以数学化等模式呈现出来的存在形态，主要表现为认识的投射。作为人化的世界，科学图景的构成，总是融入了人变革对象的要求。海德格尔曾指出：“世界之成为图象，与人在存在者范围内成为主体是同一个过程。”[21]正如知识使人获得力量一样，科学使人成为世界的支配者；从根本上说，科学的世界图景所展示的，是人对世界的主宰性或支配关系，作为支配者的人，首先被理解为科学的主体或科学的化身，而以科学的方式把握世界，则表现为以“人”观之。在科学的观照中，世界呈现为可以用数学等方式来处理的形式，数学、逻辑之外的属性则往往被过滤和遮蔽起来，在此意义上，科学的世界图景既敞开了世界，又掩盖了世界。当胡塞尔说伽利略“既是发现的天才，又是掩盖的天才”时，他无疑已注意到了这一点。[22]

科学的图景在具体化为现实的世界后，往往便取得了技术社会的形式。技术社会可以看作是科学图景的物化形态，其特点在于以科学的视域和技术的手段构造世界，并以科学和技术支配和控制自然与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技术一再干预和改变着自然的进程，与此相应的是机器的操作不断取代了自然本身的运行；在社会领域，科层制下的程式化运作，使个体的创造性逐渐消解于统一的程序和操作模式，制度、程式、规范等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架社会机器；社会的运行，则似乎近于机器的运转。对自然与社会的这种技术控制，同样影响着文化和精神的领域。以现代技术为手段的文化工业，不断生产和复制着迎合大众口味的文化产品，这种产品既经产生，又反过来进一步塑造相应的文化时尚；在科学化、规范化等要求下，专家成为新的权威，从饮食起居到其他生活方式，合乎科学的指标取代了个性的多样化追求；与之相联系的是，数学化的思维方式渐渐侵入日常生活的领域，精神的活动受制于严格的科学定律，由此，科学“将自身作为一种实在模式强加于人，日益决定日常生活、决定日常生活的外部形式、节奏和潜在的可能。”[23]总起来，技术社会以形式的合理性，净化了存在的丰富内容。

与科学世界相对的是生活世界。关于生活世界，当代哲学家已从不同角度作了多方面的考察。首先应当一提的是胡塞尔。按胡塞尔的理解，生活世界也就是“在我们的具体的世界生活中不断作为实际的东西给予我们的世界”[24]。科学的活动应当以这一生活世界为出发点，并为这一世界服务。相对于科学世界，生活世界具有更基础的性质：“人们（包括自然科学家）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只能对这个世界提出他们实践和理论的问题；在人们的理论中所涉及的只能是这个无限开放的、永远存在未知物的世界。”[25]在这一意义上，生活世界是前科学的世界；此所谓“前科学”，并不是认识论上的初始形态，而是存在意义上的本原性。不过，近代科学的发展，往往未能确认生活世界的这种本原性，相反，它常常以形式化、符号化的“理念的衣服”，来改装生活世界：“这件‘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的理念的衣服，或这件符号的数学理论的符号的衣服，囊括一切对于科学家和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作为‘客观实际的、真正的’自然，代表生活世界、化装生活世界的一切东西。正是这件理念的衣服使得我们把只是一种方法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存有。”[26]质言之，以数学化、符号化为特点的科学图景，往往遮蔽了生活世界，并使之失去了本原的形态。

较之胡塞尔之强调生活世界对科学的本原性，后期维特根斯坦更多地把生活世界与语言的运用过程联系起来。按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看法，语言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内在环节，词的意义唯有在其实际的运用过程中才能揭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27]而语言的运用总是以生活的样式为背景：“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aformoflife）。”[28]换言之，语言的意义源于生活世界的不同形式。作为生活世界的有机构成，语言具有公共的性质：不存在私人语言。维特根斯坦的以上看法并不仅仅限于提出一种语用学的立场，它的深刻的含义在于：肯定意义世界的形成以生活世界为其基础。

哈贝马斯从交往行动的角度，对生活世界做了细致的考察。按哈贝马斯的看法，生活世界的构成因素包括文化、社会及个人，在其运行过程中，生活世界本身涉及多重维度的再生产。就文化之维而言，生活世界的再生产指向意见的一致，而这种再生产的破坏则导向意义的失落；在社会之维，生活世界的再生产涉及社会的合法性，而这一领域的破坏则导致合法性危机（合法性的丧失）；在个体之维，生活世界的再生产与个体的社会化相联系，而这一过程的破坏则将引起个体发展的方向危机和教育危机。同时，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了与语言或符号的互动相联系的交往行动在生活世界构成中的作用。不难看到，哈贝马斯以上论述首先具有社会学的意义，而生活世界则相应地涉及文化传统的延续、社会的整合、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社会的价值确认和个体的社会认同，等等。[29]

当代哲学家对生活世界的多方面考察，展示了生活世界对人的存在的多重意义。相对于科学图景对世界的抽象，生活世界更多地表现了存在的具体性。从最一般的意义上看，生活世界可以理解为人存在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所谓“这个世界”，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存在”的世界有所不同。维特根斯坦曾说：“神秘的不是世界如何存在，而是它那样存在。”[30]如何存在，属具体的经验领域的问题，那样存在，则超越了经验之域。经验的探索以世界已经那样存在为前提，后者不是经验而又先于经验。怎么会有那样存在的世界？那样存在的世界是如何发生的？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作为生活世界的这个世界，则不同于形上意义上“那样存在”的世界，它并非先于经验，而是形成于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就“这个世界”（生活世界）与人的关系而言，它既涉及从自在之物到为我之物的转化，又构成了人存在的本体论前提：人总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

作为人内在于其间的具体存在形态，生活世界无疑关联着事实界。此所谓事实界，首先相对于本然界（自在之物）而言。如前所述，生活世界并不是“那样存在”的世界，它既非先于经验，也非本来如此，其形成过程离不开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过程。正如事实界是进入人的知行之域的存在一样，生活世界也已超越了本然的形态，而表现为现实的存在。除了以现实的、具体的事实形态而存在外，生活世界往往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追求，并包含着文化精神、社会秩序等向度，哈贝马斯在考察生活世界时，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作为人化过程的产物，生活世界总是以某种方式实现着价值的理想；生活世界的多重样式，往往折射着多重的价值理想。总之，生活世界既呈现为事实界，又表现为价值理想的具体化，其特点在于事实界与价值界的统一。

生活世界固然超越了本然的存在，但并未与自然相隔绝。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科学的图景侧重的是认知之维；在认知的模式下，自然向人呈现的，主要是数学、物理等属性，而人与自然也主要呈现为支配与被支配、征服与被征服等关系。但人与自然之辨并不仅限于此，在审美判断、价值评价等过程中，自然往往以诗意的、合乎善的形式呈现出来；天人关系的后一方面，显然已非科学的图景所能范围，它更多的是在生活世界中获得定位。天人关系的多重形式，同时也赋予生活世界以多方面的内涵，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生活世界的丰富性。

从生活世界反观天人关系，似乎可以看到一种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近代的人文主义在总体上肯定人的内在价值，并由此关注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当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提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时，他们同时也确认了生活世界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人文主义往往又通过将自然状态理想化而表现出对自然的缅怀，并时时流露出回归自然的要求，在卢梭那里，便不难看到这一点。海德格尔一再赞美的所谓“诗意地栖居”，同样内含着某种崇尚自然的倾向。这样，人文主义似乎在确认人文价值的同时，又将自然视为理想之境；其间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紧张。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科学主义。科学主义要求超越自然状态，化本然之物为为我之物，就此而言，其中无疑包含着对人的文化创造及人自身价值的肯定。海德格尔曾认为，“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象的世界的征服过程。这里‘图象’（Bild）一词意味着：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在这种制造中，人为一种地位而斗争，力求他能在其中成为那种给予一切存在者以尺度和准绳的存在者。”[31]以人为尺度，意味着确认人的价值意义，就此而言，在科学的追求中，人似乎仍具有对于物的优先性。然而，另一方面，工具理性的片面强化，又往往使自然的这一人化过程趋向于存在意义的失落，后者实质上具有“非人化”的特点。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理论张力。

生活世界在展示天人关系多重向度的同时，也内含着对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双重肯定。作为“这个世界”，生活世界无疑是人化过程的产物：它超越了自然状态，体现了人的价值理想。但同时，作为具体的存在，生活世界并非隔绝于自然：天与人、自然与人文总是统一于“这个世界”，并构成了相关的环节与方面。在这个世界中，人以其现实的交往方式和实践活动而赋予存在以人文的意蕴，自然则作为存在的本体论前提和生活世界的有机构成获得了自身的定位。

作为人存在的本体论基础，生活世界本质上具有实践的性质。与生活世界的多重维度相应，实践也具有多重样式。从最直接的形式看，首先展开的，是日用常行（包括饮食起居、家庭生活，等等）。这种日常的行为固然平凡近俗，但却构成了人自身生命再生产的基本方式，并相应地赋予人的存在以历史的延续性。除了日用常行，生活世界中的广义实践还表现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创造，从理论的探索到艺术的创作，都可以看作是这一意义上的实践；按其本性，科学研究也应归入如上领域。文化创造既构成了人在生活世界存在的方式，又从一个方面展示了生活世界的丰富内涵。当哈贝马斯将文化列入生活世界的构成时，无疑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实践的更为深沉的形式是劳动。作为生产活动的一个环节，劳动往往被视为不同于日用常行的领域，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把生活世界广义地理解为“这个世界”，那么，劳动无疑也应归入生活世界之域。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主体间的理解、沟通不仅仅内含于日用常行，而且展开于劳动过程；就人的存在方式而言，劳动则更深刻地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正是在劳动中，生活世界获得了其坚实的根基。

如前所述，相对于科学图景对世界的规定，生活世界更多地展示了存在的具体性。科学主义将科学的世界图景视为唯一真实的存在，不仅引向了对世界的抽象理解，而且难以避免科学与人文、理性与价值、生活世界与科学图景的对峙；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存在的另一种分裂。超越以上分离和对峙的现实途径，在于回到“这个世界”——回到生活世界。回归这个世界当然并不是拒斥或疏离科学的世界图景，它应当更全面地理解为科学的世界图景与生活世界的统一。正是奠基于回归生活世界（“这个世界”）之上的这种统一，构成了扬弃科学与人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想分离的历史前提，而就形上的层面而言，向“这个世界”的回归，则可以看作是一种本体论的承诺，它的真切的意义在于扬弃科学的“形而上学”，[32]回到具体的存在。

马克思曾指出：“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33]这里明确表达了反对科学与生活世界分离的立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与生活统一的共同基础，即是人化的自然或“人的现实的自然界”[34]，它也可以理解为在人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现实世界。人化的自然从历史的层面构成了生活世界本原，生活世界则使人化的自然与人的存在进一步沟通和融合起来，二者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这个世界”的具体内涵。以“这个世界”为共同的基础，科学本身也获得了真正的统一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35]马克思后来更简约地将这门统一的科学概括为历史科学：“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36]从本体论的意义上看，人的存在与这个世界呈现为某种互动的关系：这个世界形成于人的历史实践，而人的历史实践又展开于这个世界，二者表现为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就文化的发展而言，科学与人文、生活世界与科学图景在历史实践基础上，共同指向人的具体存在，并由此取得统一的形态。

作为具体存在，“这个世界”（生活世界）本质上具有开放的性质，后者（开放性）首先表现于过程之维。如前所述，与本然世界不同，生活世界并不是既成的存在，它一开始便处于生成过程；在通过多样的实践形式展示其具体、现实品格的同时，生活世界又不断地指向未来，而这一历史过程又以科学与生活世界的互动为其重要内容。科学既内在于生活世界，又与生活世界相互作用：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构成了科学活动的现实的出发点，而它本身也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态。以“这个世界”（生活世界—具体的存在）确认为前提，科学与人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知识与智慧等统一似乎可以获得某种本体论的基础，而科学的世界图景也将扬弃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并趋向合理的定位。

[1][美]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19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人文主义者如狄尔泰，已对人文学科及人文知识的形态、特点等作了系统的考察（参见W。DiltheySelectedWritiedbyH。P。Ri，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1976，pp。159-184，以及MichaelErmarth，WihelmDilthey—TheCritiqueofHistori，Chicago，TheUyofChicagoPress，1978，pp。93-108），当代法国哲学家利奥泰也肯定了以叙事等方式出现的人文知识的合法性（J。Lyotard，ThePostmodern：AReportonKer，MaerUyPress，1984，p。27）。

[3][德]马丁·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见《海德格尔选集》，93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4][德]马丁·海德格尔：《科学与沉思》，见《海德格尔选集》，96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5]在科学活动中，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交流、讨论，最终仍指向世界的理论建构和逻辑构造。

[6]D。R。G。Oweism，Man，andReligioheWestminsterPress，1952，P。23。

[7][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2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8][法]马利坦：《科学与智慧》，3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9][法]让·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29、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0][英]E。A。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17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