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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中澳幼儿延迟满足特点及策略对比研究（第2页）

2。实验工具与材料

同实验1，但奖励物只使用其中的2辆玩具车。

3。实验设计与程序

采用单因素实验设计，自变量为国别。具体实验程序同实验1。澳大利亚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实验由澳大利亚研究合作者实施。

4。计时与编码

具体方法同实验1。

（二）结果与分析

1。中澳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延迟时间比较

对中澳幼儿延迟时间（M中=456。12，SD中=353。98；M澳=649。33，SD澳=359。53）做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澳大利亚幼儿平均延迟时间显著长于我国同龄幼儿，t=2。737，p＜0。01。另外，国别与是否完成选择等待任务的χ2检验结果差异也显著，χ2=10。139，p=0。001。86名中国幼儿中只有26名完成等待，而36名澳大利亚幼儿中就有23名完成等待。这一结果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澳大利亚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水平高于我国同龄幼儿。

2。中澳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延迟策略比较

中澳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延迟策略水平的平均分比较，见图9-8。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幼儿对水平1无意义策略的使用显著多于澳大利亚幼儿，t=2。696，p＜0。01；水平2寻求策略的使用略多于澳大利亚幼儿，t=1。555，p＞0。05；水平3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的使用显著少于澳大利亚幼儿，t=-5。536，p＜0。001；水平4自我言语控制策略的使用略少于澳大利亚幼儿，t=-1。215，p＞0。05。

图9-8中澳幼儿延迟策略水平比较

3。中澳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延迟策略对延迟时间的多元回归分析

在延迟策略与延迟时间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以中澳幼儿的延迟时间为因变量，与之显著相关的延迟策略为预测变量，做多元逐步回归分析（Stepwise法），找出能够预测延迟时间长短的延迟策略，以确定出中澳幼儿主要使用的延迟策略分别是什么。结果显示（见表9-26），中国幼儿，除“静坐”策略，其余的“寻求母亲”“寻求目标”“动作分散”“离座”“非任务自语”5种与延迟时间显著相关的策略全部进入回归方程。其中，“寻求目标”策略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最高，它是中国幼儿使用的主要策略。这与实验1中4岁幼儿的结果分析基本一致。而澳大利亚幼儿，“寻求母亲”“寻求目标”“离座”“动作分散”4种与延迟时间显著相关的策略全部进入回归方程。与中国幼儿相比，“离座”和“动作分散”这两种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很高，它们是澳大利亚幼儿使用的主要策略。两国幼儿使用的主要延迟策略性质不同，澳大利亚幼儿主要使用的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水平较高，中国幼儿主要使用的“寻求目标”策略水平较低，致使两国幼儿在延迟时间长短上存在差异。

从录像记录的延迟期间的典型行为来看，中国幼儿是注视或近距离欣赏奖励物，有时也会玩自己的手、看四周或玩铃，一些幼儿还走向母亲寻求安慰或帮助，少数幼儿出现了唱歌或离座行为；澳大利亚幼儿大部分时间是离座绕房间转圈走、坐在或躺在地上玩，或看房间四周、玩自己的手或衣服，但也会时不时地看一下奖励物，一些幼儿会问母亲问题，一些幼儿会唱歌，还有少数幼儿会自语“那个阿姨什么时候回来，我想让她快点回来”“我必须得等”。

综上，通过实验2的研究可以看出，中澳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存在差异，澳大利亚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水平总体高于我国同龄幼儿，表现在他们使用较高的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显著多于我国幼儿，使得他们的平均延迟时间显著长于我国幼儿，完成选择等待任务的人数也显著多于我国幼儿。但是，中澳幼儿在延迟策略选择的发展特点上也表现出相似性，即都相对较少地选择低水平的无意义策略和高水平的自我言语控制策略。

表9-26中澳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延迟策略对延迟时间的影响

四、讨论

（一）3～5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的特点

本实验1与实验2的结果均表明，高水平的自我言语控制策略在自我延迟满足过程中对3～5岁幼儿的行为抑制作用不具有显著优势性。这可能是受幼儿期言语发展特点所制约。鲁利亚研究曾发现，言语控制的来源（成人儿童）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行为起着不同的调节作用：在1。5～3岁，只有成人的外部言语能够控制儿童的行为，儿童的自我言语并不奏效，且成人言语只具有控制行为的启动功能（initiatingfun），不具有抑制功能（inhibitingfun）；在3～5岁，成人言语具有控制儿童行为启动和抑制两种功能，而儿童的自我言语只具有控制行为的启动功能，抑制功能还不完善。

实验1还发现，3～5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3岁幼儿延迟策略使用少，平均延迟时间短暂；4岁幼儿以使用寻求策略为主，平均延迟时间显著延长；5岁幼儿完成选择等待任务的人数明显增多，以使用寻求策略和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为主，开始使用“冷”系统进行自我控制，平均延迟时间更长。从延迟时间的结果来看，这与米歇尔的研究基本一致。但米歇尔以中间年龄为分界点，将幼儿分成2组做自我延迟满足发展的年龄差异检验，结果没有得出显著性效应。他自己认为这是由于其研究在被试幼儿的年龄取样分布上范围狭小所致，并不能说明在幼儿不同阶段自我延迟满足表现不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而本研究则突破了米歇尔研究在年龄组取样上的这一局限性，按幼儿年龄段即3岁、4岁、5岁分组取样，样本具有代表性，能代表该年龄段内幼儿的发展特点，以此研究成果为幼儿教育服务。我们拟从3～5岁幼儿期的神经生理、注意调配与工作记忆等方面的心理发展水平特点来理解这种发展的差异性。

首先，神经生理学研究发现，前额叶损伤病人对延迟折扣（delaydisg）判断表现出强烈冲动性，表明大脑前额叶是参与抑制过程的重要生理机制，而4～5岁正是大脑前额叶发展的冲刺期，儿童抑制机制得到飞速发展，这就为自我延迟满足在幼儿4～5岁时得到显著发展奠定了生理基础。

其次，米歇尔的冷热系统（hot）理论认为，受年龄发展因素影响，“热”系统发展得早，“冷”系统发展得晚。在人生最早的几年里，“热”系统发挥主要功能作用，在自我延迟满足中具有优势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冷”系统发展起来，开始在自我延迟满足中发挥优势作用。儿童最终能否完成等待取决于两种系统的相互作用。本研究也发现，3～4岁幼儿更容易被奖励物的唤醒特征所驱动，行为不假思索，而去近距离欣赏奖励物，甚至采用几乎按铃的无意义策略；而5岁幼儿因其注意调配灵活性的明显增强，促进了“冷”系统的发展，所以倾向于选择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来分散对奖励物的注意，从而大大地延长了延迟时间。

最后，依据认知心理学观点，在自我延迟满足过程中个体的决策或选择必然会受延迟折扣原则的影响，冲动性强的幼儿就会在中途放弃延迟或违规。幼儿从4岁起就能长时间注视奖励物，并将注意视线不断转换于延迟与即时奖励物之间，这实际上正是幼儿对两个奖励物价值进行比较的过程，且随着年龄增长，幼儿中途放弃延迟或违规的冲动行为逐渐减少。从来自工作记忆执行功能的研究获悉，个体决策（deaking）的冲动性与其工作记忆容量大小直接相关，工作记忆容量小者更容易在延迟折扣判断上做出冲动决定，工作记忆容量大者则反之。有研究还表明，工作记忆加工容量正是在4～5岁幼儿期得到迅速发展，这就使得幼儿能够在某段时间内根据情境变化，处理较大量的刺激信息，从而降低行为决策的冲动性，促进了自我延迟满足。

此外，实验1中延迟策略对延迟时间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进入3岁幼儿回归方程的6种延迟策略的标准化回归系数都低，延迟策略的使用对延迟时间的预测还很难分出主次重要性；对延迟策略水平的方差分析结果也表明3岁幼儿的水平2寻求策略和水平3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显著少于4岁和5岁幼儿，所以3岁幼儿还不太会使用延迟策略，平均延迟时间短暂。在4岁幼儿的回归方程中“寻求目标”策略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最大，其对延迟时间的预测比其他延迟策略具有更大的相对重要性；对延迟策略水平的方差分析结果也表明，幼儿4岁时水平2寻求策略的作用开始具有明显优势性，所以平均延迟时间得到延长。在5岁幼儿回归方程中“寻求目标”和“动作分散”两种策略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大小相当且都很高，“动作分散”对延迟时间的预测开始显示出相对重要性；对延迟策略水平的方差分析结果也表明，幼儿5岁时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的作用开始显示出明显的优势性，所以5岁幼儿在使用寻求策略的同时，还使用了具有受内部自我控制驱动性质的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这比4岁幼儿主要使用的具有受外部情境驱动控制性质的寻求策略更易于幼儿自我控制，所以平均延迟时间更长。由此可见，从量与质的两个方面可以说明，每一个年龄段内幼儿主要使用的延迟策略类型不同，不同性质的延迟策略类型可以对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延迟时间做出预测。

（二）中澳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跨文化比较

实验2结果表明，中澳4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存在差异，澳大利亚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水平高于我国同龄幼儿。表现为澳大利亚幼儿主要使用自我控制性质的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平均延迟时间长；而我国幼儿，主要使用外部调节性质的寻求策略，平均延迟时间短。我们认为这种差异主要由不同文化因素影响所致。由于中澳两国主流文化性质不同，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存在很大差异。而作为一个国家主流文化核心成分的价值观念是沉淀在人们深层心理结构中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倾向等，它弥漫于整个社会中，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影响人们所有的选择和行为准则。这种价值观念的差异渗透到教育领域，就使得中澳两国在家庭、幼儿园对儿童的教养方式与内容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导致两国幼儿发展的差异。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年轻移民国家，深受英国文化影响，建立了以从英国移植来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为主流核心文化的多元文化价值观体系，十分强调个人选择的价值、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用澳大利亚人自己的话说，“‘生活的意义’不能等着别人去发现，然后再放在我们中的其他人身上——我们必须赋予我们自己的人生以自己的意义，否则它们将毫无意义”。在他们的价值观中，特别强调个人有责任控制自己的生活，个人应该独立自主地去探索世界，人生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种价值观渗透到澳大利亚的家庭与幼儿园日常教育中就是非常强调把儿童看作是年幼的学习者，教育者要充分理解每一个儿童的个体发展。例如，澳大利亚幼儿教师为了制定出充分尊重与理解儿童发展的课程，她将自己与教学助理一同讨论出的课程内容，发给每个幼儿的家长，或与家长进一步讨论，请家长针对每个孩子的人格特点提出自己的建议。这种做法不仅体现出家、园教育价值观念的一致性，更为尊重幼儿人格自由发展提供了基础。另外，在幼儿园环境建设上，为了能够为幼儿提供自由选择活动与材料、独立解决问题、创造和做决定的机会，澳大利亚幼儿园给儿童多是创设各种具体实际的生活情境，让儿童在这些具体生活情境中去发现问题、自主解决问题，这样就促进儿童各种自助技能（self-helpskills）、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使他们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为儿童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这样就使得澳大利亚幼儿具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在自我延迟满足模糊等待情境中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更倾向于主动采取一些策略而坚持完成等待，特别是更倾向于选择离开座位在房间里开展大范围的自主活动，或以各种动作来分散等自我分心策略，这些策略水平较高，可促进延迟维持，所以他们平均延迟时间较长。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价值取向是重传统重权威，正如荀子所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至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这种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形成中国人的崇尚权威、尊重长辈的观念和习惯。在教育上就是崇尚教师，形成教师对学生他控的教育模式。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的这种传统他控教育的模式约束着儿童人格的自由发展。例如，在家庭生活中，中国父母更多是作为孩子的行为监督者，告诉孩子该做什么与不该做什么，甚至包办代替，限制了孩子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得孩子对父母产生强烈依赖感；在幼儿园中，仍然存在教师对儿童的高控制，儿童对教师的高依赖现象。教育者对幼儿的发展依然要求整齐划一，强调集体活动的一致性，给儿童提供自由选择活动的机会较少，往往忽视幼儿的个体差异。尽管我国幼儿园教育在当今也开始提倡发展幼儿人格的自主性教育，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巨大惯性与潜在影响，新教育理念的实施步履维艰。这样就导致了在失去了成人控制的自我延迟满足模糊等待情境中，幼儿独立思考、解决问题以及有效调节与控制延迟的能力相对欠缺。

同时，实验2也表明，中澳幼儿在延迟策略选择上也具有相似性，即都相对较少地选择高水平的自我言语控制策略。这表明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发展除受文化因素影响外，还要受年龄因素的制约。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促进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发展，既要注重以人为本，依据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的特点，又要深入开展学前教育改革，全面实施自主性教育，尊重幼儿本身的发展特点与个体差异，为幼儿创设独立选择与解决问题的情境，激发幼儿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主动性，以促进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

五、结论

第一，3～5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表现为3～5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平均延迟时间随年龄增长而延长；3岁幼儿完成选择等待任务的人数少，使用延迟策略少，平均延迟时间短暂；4岁幼儿主要使用寻求策略，平均延迟时间显著延长；5岁幼儿完成选择等待任务的人数明显增多，主要使用寻求策略和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平均延迟时间更长；自我言语控制策略在整个幼儿期始终不具有显著优势性。

第二，澳大利亚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水平高于我国同龄幼儿。澳大利亚幼儿完成选择等待的人数多，更多使用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平均延迟时间长；我国幼儿完成选择等待的人数少，更多使用寻求策略，平均延迟时间短。其差异主要是由于两国文化价值观念不同，导致两国教育方式与内容存在差异所致。然而受年龄因素制约，中澳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策略选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