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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的多维审视(第1页)

一、全球化的多维审视

虽然全球化早在16世纪就已初露端倪,后随工业革命的推进呈现出加快发展的势头,但真正意义或典型意义上的全球化则是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形成的。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了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等全方位的沟通和融合,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对于这样的全球化,人们固然有着各式各样的看法,但它毕竟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诚如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所说:“人们既可以否定、攻击全球化,也可以为它欢呼,但是人们无论如何评价全球化,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1]既然全球化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和历史发展的潮流,那就必然会对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具体来说,全球化在各个国家的实际发展过程中主要扮演着这样一些“角色”:

一是作为时代背景的全球化。对于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尽管可以做出不同角度的概括,但全球化无论如何都是当今时代的一大显著特征。可以说,全球化“划”了一个时代。全球化将每一个国家都牢牢地编织在世界体系之网上,以至每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全球化寻求独立的发展。就此而言,全球化既是各个国家发展的大背景,又是其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每个国家的发展既不同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又离不开世界的整体发展。当然,由于各国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进入全球化过程的时间不同,推进发展的条件、前提和起点不同,在全球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结果和所遇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同样是全球化的背景,对一些国家的发展是有利的,而对另一些国家的发展则不利。但不管是利还是弊,只要是想谋求发展,就不可能离开全球化,问题只在于如何参与全球化,如何推进自己的发展。

二是作为社会发展内在要素的全球化。全球化不仅是各个国家发展的时代背景,而且是其发展的内在要素。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在大系统和小系统(或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之中,大系统可以看作小系统的外部环境,然而大系统质的规定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小系统质的规定性。如果将全球化同其中任一国家的关系看作大系统与小系统的关系,那么,这一国家的发展显然带有全球化的规定性。事实上,在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发展中任何一个重要问题的产生和提出,都不完全是孤立的,而是程度不同地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而且,就问题的影响而言,也是全球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蝴蝶效应”非常明显。如2007年开始暴发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演化成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而后这种金融危机又传导到世界各国,引起了全球性的金融动**,给许多国家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由于经济发展日益一体化,因而全球化对于各个国家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外在的影响,而是通过各种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直接作用和影响。所以,全球化又是各个国家发展的“内生变量”。

三是作为历史发展高度的全球化。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高度。这种高度首先表现为人类历史被推入一个新阶段,其鲜明特征是人类社会由分散发展走向整体发展。在此阶段,无论是发展的内容还是发展的形式,无论是发展的深度还是广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能不能站在这样的高度上审视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种高度也同时体现为一种历史发展的潮头与走向。尽管全球化不可能代替民族化,但它毕竟代表了历史发展新的趋势和方向,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进程。能否自觉地把握这一趋势和潮流,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发展和如何发展。这就客观上要求每个国家必须认真研究全球化的新情况、新特点,善于根据这些新情况、新特点来审时度势地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全球化作为历史发展的新高度,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新起点。要成功地推进发展,必须立足于这样的新起点,在新起点上看好路,起好步。因此,在新起点上加以新谋略,这是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是作为发展工具、手段的全球化。全球化常常是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众多国家之所以积极关注并热衷参与全球化,目的是为了加速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就此而言,全球化是被当作发展的工具和手段来运用的。全球化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工具和手段,就在于它能为各个国家创造巨大的发展空间,搭建广阔的发展平台,提供较多的发展机会,形成统一化的发展机制等。所有这些,都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条件。所以,现代化必须借助全球化,离开全球化的现代化不过是天方夜谭。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哪一个国家是关起门来迈向世界现代化行列的。各国竞相加速现代化,又必然会大大扩展世界性的交往与联系,推动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与现代化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向前推进的。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被作为发展工具、手段利用的意识和行为,在西方发达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同时得到了畸形发展。就总体状况来看,当代全球化基本上是被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这些国家常常是在经济上把全球化作为资本扩张、获取世界超额利润的工具,在政治上把全球化作为威胁其他国家、民族,进而统治世界的工具,在文化上把全球化作为传播西方价值观、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工具,诚如不少学者所说,“全球化”正在被新自由主义所控制,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有鉴于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审慎地对待全球化,并自觉利用全球化来维护自己的主权、捍卫自己的利益。

五是作为发展“问题”的全球化。在社会发展视域中,全球化不仅是作为发展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出现的,而且是作为“全球问题”出现的,全球化由此成了“全球问题研究”的同义语。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所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但毋庸讳言,全球化在带来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全球化本身的问题,如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形成的劳资矛盾、南北差距、贫富悬殊、世界化与民族化冲突等问题;一类是全球化产生的负面影响或效应问题,如近年来人们谈论较多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石油问题、贸易问题、气候问题、发展风险问题等。无论哪一类问题,都是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影响着全球化本身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各个国家的正常发展。全球化和各个国家能否健康地发展,就在于能否有效地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性质和特点是全球性的,因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必然是全球性的。对于关涉人类命运和人类利益的“全球问题”,其解决绝不可能仅靠一个国家、地区,而是需要全球性的共同努力。因此,如何加强合作以解决全球问题,这是每个国家发展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也是发展中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总的说来,全球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是多样的,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尖锐复杂的,以至研究发展就不能无视全球化。这种情况的出现,客观上要求确立一种全球化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在考察社会发展问题时,不能仅仅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角度来考虑,必须同时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善于用全球化的视野来审视民族性的问题,以期达到对问题的全面理解和把握。这绝不是主张要用全球性思维代替民族性思维,而是旨在合理地看待两种思维的关系,对全球性思维给予应有的重视并恰当地对待其运用和发展。对于民族性思维,超越并不是脱离,而是在思维方式上立足于民族性但又不局限于民族性,坚持用全球性来反观民族性,进而提升和推进民族性。因此,立足民族性而又超越民族性,这正是思维方式调整的基本要义。由此观之,研究今天的中国发展,必须确立这样的全球视野或全球向度。特别是在对时下常常提到的“中国问题”的分析和“中国经验”的把握上,全球化的视野和向度有其独特的价值。

首先来看“中国问题”。何谓“中国问题”?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其实并非那么简单。说到“中国问题”,这里不可能做出详尽的罗列与概括,但至少可以分为这么几类:第一类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一般性问题。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其规模还是力度都是空前的,由此引发的问题也是空前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由于我们发展的背景不同、起点不同、所处的国际位置不同、推进方式不同,因而导致的发展逻辑不同,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也颇为特殊。第二类是中国发展本身特有的问题,如民生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就业问题、城乡问题、地区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公平正义问题等,日益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遇到过,但其复杂性和严重性远没有中国这么明显,因为中国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生产水平差异、文化教育差异等如此之大,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能否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第三类是我们同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上述环境问题、气候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等,都是各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必须认真应对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摆脱这些问题的制约。就此而言,这些问题又同时是中国问题。总之,不管是哪类问题,都同全球化直接相关。且不说第一类和第三类问题具有明显的全球性,就是第二类问题即中国自身的特殊问题也同全球化交织在一起。看似中国“自身”的问题,实际上同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就业问题直接受到全球产业变动、全球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农业和农民问题受到世界粮食供求状况的影响,等等。因此,今天我们所讲的“中国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中国的问题”,而是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既然是“面临的问题”,那就不仅是中国性的,同时也是全球性的。这就是我们考察“中国问题”的基本立足点。

再来看“中国经验”的认识和把握。对于经验的认识,同样离不开全球化的视野和思维。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它卓有成效地解决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明显地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经验,如渐进改革、扩大开放、稳定协调、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与做法。由于这些经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因而又被特称为“中国经验”。这些经验既不同于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过去那些失败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是吸收了它们的经验教训,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发展经验。它既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又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

作为经验,总是有其可借鉴性。没有可借鉴价值的经验不成其为经验。可借鉴性的基础是什么?就是经验所具有的一定的共通性或普遍性。中国经验无疑是中国社会的财富,是中国发展的创造,因而具有鲜明的特殊性;但是,中国经验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探索的重要成果,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因而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我们的发展研究不仅要强调“中国经验”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或在社会发展理论中加入中国的特色和元素,更要通过经验的总结,将其进一步升华,经由全球视野中的开放式的对话和交流,凸显这些经验对于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只有这样,中国经验才能对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做出双重贡献。也只有这样,中国经验才能得到全面准确的认识和把握。面对全球化新的发展局势,我们的发展研究确实需要一个高度的理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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