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四认同机制 社会运行的协同方式（第1页）

四、认同机制：社会运行的协同方式

无论是交往机制，还是竞争机制和创新机制，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发挥的作用不同，但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都力图通过激活社会主体的活力来增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社会协调的能力。然而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即在激发各种社会主体的活力的同时，如何以一定的方式凝聚不同的社会主体，使之共同推进社会的协调发展；要不然，社会运行就会陷入分裂乃至失序的困境之中。实践证明，在全球化过程中，认同问题日益成为每个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问题，认同机制日益成为社会运行方式中的重要协同机制。强调认同，就是在不同社会领域高度分化的同时强调合作与协调，在不同主体相互竞争的同时强调共同的价值取向。在全球化时代，交往、竞争、创新越是发展，认同就越是必要。

认同机制是相对强制机制而言的。在传统社会，强制机制是社会协同机制的主导形态，它强调的是权力中心对社会成员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通过法律、行政、条例等强制手段要求社会成员在行为和观念上普遍服从由权力中心制定的社会规范。在这种强制机制中，只有权力中心才是社会行为规范的制定者和主体，而其他社会成员只能是行为规范的执行者和客体。传统社会之所以采取强制方式实现社会统合，这与传统社会的特定结构有着密切关系。传统社会作为相对封闭的社会，其社会结构往往是以权力为中心的垂直化结构，其社会运行的主导方式是权力支配方式，所以传统社会在协调各种社会要素的问题上必然采取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随着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现代社会的结构从垂直化开始向扁平化转变，同时，现代社会从以权力为单一中心的统治逻辑向多元主体并存的治理逻辑转变。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客观上要求社会协同方式从强制机制向认同机制转变。与刚性的强制机制相比，认同机制更具有弹性，它所强调的是社会成员根据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内在需求，通过自下而上的过程自发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不仅以此作为联系社会成员的精神纽带，同时也以此作为政治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在认同机制中，统合主体从权力中心转变为社会成员，权力部门反而成为认同的对象。进而言之，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所服从的是特定的权力和权力部门，如服从皇帝个人而形成皇权崇拜和臣民意识；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所认同的是普遍化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而非某个具体的个人或部门。具体的个人或部门只有符合这种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才会赢得人们的认同。因此，认同机制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实现协同发展的主导机制。

如果说认同机制是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那么认同机制的作用和地位也正是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凸显的。对于认同机制对现代社会的协同作用，西方新制度主义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了独到的看法。新制度主义认为，文化乃是一个国家所共享的公共品，它的功能在于降低交易成本。虽然现代社会的经济交换和经济往来通常需要诸如货币、制度等“硬件”，但是这些“硬件”能否相互磨合，还要看文化认同这个“软件”。如果离开了文化认同，人们的社会分工与交换就会变得困难，至少是加大了成本和代价。新制度主义的这些看法提出文化认同机制对现代社会的重要影响无疑是有价值的，但其局限是只从静止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待认同机制。事实上，考察认同机制，更要关注社会发展，即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认同机制。

在现代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认同机制的统合功能主要是通过文字、民族语言和印刷术等手段加以实现的。从历史发展看，文化的统合功能最初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的。因为文字使得社会领域中的社会与文化相分离，使文化系统相对独立，并使文化传统在整个社会中引导价值观念并世代相传。而且，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文字曾是一些政治权贵和宗教上层人物的特权，用来作为统治社会的工具。在文字之后，民族语言则成为推进国家统一、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工具。恩格斯指出：“语族一旦划分……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ten]开始向民族[Nation]发展。”[38]伴随着印刷术等媒介技术的发展，文化又从特定阶级的垄断中得以解放而面向社会大众，进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共同价值观，最终形成了一定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如在西方现代社会发展初期，就是首先借助“文艺复兴”的方式重新激活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传统启动的，而后又推动理性的发展和个体的独立，逐步培育现代性的因素。可以说，正是这种文化传统，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重要纽带和强大力量。

随着现代社会的深入发展，认同机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如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自由、平等之类的价值观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的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而这种情况也已为历史所证实。[39]

在马克思看来，平等和自由等现代价值观就根源于现代社会的商品生产，体现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之中，是资本逻辑在人们观念领域中的表现。这些价值观也反过来也推动着商品生产与交换，进而推动着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在马克思之后，葛兰西进一步指出，西方市民社会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主要是指“私人利益的体系”和“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从属于“经济基础”，而葛兰西则将市民社会纳入“上层建筑”范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剖析市民社会的功能变化。如果说市民社会在马克思那里突出的是经济的维度，那么在葛兰西那里突出的就是文化的维度。正是在市民社会的嬗变中，葛兰西意识到，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可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部分，分别对应的就是具有强制性的政治领导权和基于“同意”基础上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正是通过对“强制”和“同意”的区分，进一步阐发了“文化领导权”理论。葛兰西指出，资产阶级就是通过认同的构建淡化了阶级统治的强制色彩，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果不经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同意和认可，就无法转变成为普遍有效的价值观。也就是说，离开了以“同意”为基础的认同，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就无法实现。所以，认同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重塑合法性的重要机制。资本主义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从原先的二元对立，走向了相互交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认同机制对于社会统合的重要作用。

当现代社会步入全球化时代，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流在不断扩大和加深的同时，文化认同机制愈发显得重要。认同机制所要追求的目标是建立起社会主体的自我同一性和社会领域之间的一致性与协调性。在全球化中各种观念和思潮的相互交流、交锋和交融过程中，文化认同的危机日益呈现，主体的自我身份在全球交往中日益模糊，导致人们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看似荒唐，但又确实非常现实，需要认真思考、对待。

事实上，在全球化条件下，认同问题的出现就源于全球化过程的一系列矛盾之中。首先，全球化过程始终贯穿着地域化与超地域化的矛盾。一方面，全球普遍交往使人们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性”的不断生产过程也就是全球文化超地域化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又离不开每个民族和国家的参与，所以地域化的力量并未随着全球化过程而消失。其次，地域化与超地域化的矛盾又衍生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一方面，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在力求参与全球化、体现全球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特征也必须要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才能真正落地实现。最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在文化领域同时就体现为世界文明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全球化是与现代化交织在一体的全球化，全球化必然产生出反映现代社会的普遍发展趋势，这在思想文化领域必然体现为世界文明；另一方面，参与全球化的主体是各个国家与民族，而这些国家与民族必然带着一定的民族文化传统参与全球化，这就难免产生矛盾。此外，世界文明与民族文化在其碰撞中又形成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有些国家力求将自身的特殊文化上升为普遍文化，并在全球范围内强力推行自身的文化观念，这就形成了一定的文化霸权；这种文化霸权推行的结果，又催生了后发国家的文化自觉，并与之抗衡。因此，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成为认同机制在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在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的分裂和交锋。每个国家和民族的认同问题正是在这些矛盾的展开过程中日益凸显出来的，以致成为全球化时代备受关注的公共议题。

全球化过程中这些矛盾的充分展开，强烈呼唤着认同机制的建构。认同机制的建构，离不开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共同推动。从主观上说，认同的目标是同一性的建立，即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身份的明确；从客观上说，认同的前提是差异性的存在，如果没有差异的存在，也就无所谓自我认同。由于自我同一性与客观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始终贯穿于认同机制的建构过程之中，因而全球化时代这些矛盾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认同机制的现代建构。

虽然全球化的矛盾日益突出了认同机制的重要性并推动着认同机制的建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矛盾也给认同机制的功能发挥带来了重大的挑战：

首先，全球化在客观上造成了权力中心与权威空间之间的分离。在传统社会中，权力中心往往与权威空间高度重合，因而权力中心能够通过灌输和教化的方式建立起共同价值观。而在现代社会中，权力与权威出现了分离。从权力和权威的内涵来看，权力更多地强调了控制与服从的关系，具有强制性的色彩；而权威更多地侧重于认同的力量，是人们在权力关系中自愿认同的结果。权威的建立固然需要权力的参与，但是拥有权力并不等于拥有权威。步入全球化之后，与权力中心相分离的权威空间进一步裂变为多重权威空间。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多重权威空间“可以不与固定的领土相连接。遵守的人群也许遍布整个世界，而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也许他们恰好出在同一地理区域并从属于相同的组织”。[40]这种多重权威空间的相互交织，意味着人们即使处于同一个区域，但在观念上也可能服从于不同组织的权威，或固守本民族的价值观，或推崇其他国家的价值观，这就对认同提出了挑战。毕竟，共同权威的形成是认同机制所追求的效果，而拥有权威的主体或原则又是认同机制进行统合的重要力量。

其次，由于多重权威空间的出现，全球化使得身处同一区域的人们在文化观念上出现了多重认同，这就使认同机制的统合功能陷入拼接化和碎片化的困境。在全球交往中，许多文化既不是所谓“普遍文化”，也不再是纯粹的本土文化，而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拼接的产物。这在一些后发国家中尤为明显。一些后发国家虽然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但又渴望保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特性，这就存在着矛盾。在这些矛盾没有很好地解决之前，只能将各种异质性文化简单地拼接在一起。而这种拼接化的进一步演变和发展，便是碎片化。同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人可以具有不同的价值主张，而且往往以彼此对立的方式在公共领域发生激烈的争执。不同派别、不同族裔、不同地区、不同代际的人们都会发生激烈的价值观冲突，从而撕裂整个社会的共识。多元价值观的同时并存，本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因为现代社会本身就是多元社会，而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交锋也会推动社会共识的凝聚。在现代社会中强求价值一致，既不必要也不可能。但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价值不能长期停留于碎片化状态，必须要将各种碎片化的文化价值凝聚成具有总体性的核心价值，这就要在整个社会中形成比较坚实的共识基础。

最后，价值观念的拼接化和碎片化又会进一步影响到每个个体，使每个个体在价值观念上陷入各种矛盾同时并存的悖谬状态，这进一步加大了认同机制维系社会成员的难度。有的学者形象地指出：“如果说一个人因为既是工程师又是艺术爱好者，既是严厉的父亲又是友善的同事，既是严谨的职工又是洒脱的旅游家，从而呈现出多重自我认同，那么一个人同样可以既是矢志不渝的爱国者又是国外先进技术的推崇者，既喜爱中国古代艺术品又乐意在星巴克喝咖啡，既上网抨击美国人霸道又努力争取到美国留学的机会，从而呈现出多重文化认同。”[41]对于这种个体身上存在的多重文化认同相互交织的现象，还有些学者将其视为全球化时代中的“精神分裂”。这种说法客观上反映出了一定的现实。既然每个个体都存在着多重文化认同之间的冲突，那么要在整个社会中建构认同机制，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这些现象虽然给文化认同机制和社会协同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也促使我们加以认真探索，寻求合理的解决。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我们还是应当根据全球化的特点来形成新的认同机制：

第一，文化自觉是文化认同的必要前提。在全球化尚未充分发展的条件下，人们的文化认同主要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而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也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所谓文化自觉，有没有文化自觉似乎也问题不大。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日益增强，逐渐从自在状态转向自为状态，因而文化自觉也就提到了国人面前，并且成为文化认同的前提。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自觉，一个国家和民族就会丧失自主性，即使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积累再深厚、文化资源再丰富，也只能沦为世界文化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在文化发展上始终处于客体的地位。

第二，文化认同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毋庸置疑，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建立认同、达成共识的宝贵资源，但是对于这个资源如何使用，则是关系到认同机制能否建立的关键问题。事实上，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复兴，恰恰是在全球化语境中被激活的。传统文化并非是游离于全球化之外的古董，而是被全球化所催生出的现代产物。因此，传统文化要想真正成为维系社会成员的共识基础，就必须经过现代转化，同时不能排斥全球化的合理成果。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仅仅是纵向维度上的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同时也是横向维度上的国际转化。如果传统文化不能转化为世界文化，那么这种传统文化也就不能被视为一种具有现代生命力的文化形态。

第三，文化认同必须要在文化竞争中展开。在全球化语境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机制必须在开放的环境中加以建构。一些国家在融入全球化之后，由于文化上的冲突而转向了自我封闭，在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时又陷入了文化孤立主义，这对于文化发展和文化认同是极为不利的。游离于全球化进程之外的文化认同，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特殊文化的顾影自怜，最终会丧失文明进步的活力。在开放环境中进行文化认同和文化整合，就要敢于参与文化竞争。在不同文化的竞争中，既要扬长避短，更要取长补短，最终在借鉴和吸收其他文化的过程中丰富自身文化，提升认同效果。

总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激活文化传统，进而在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文化认同，不仅能够有力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进步，也能有效维系社会团结，凝聚社会共识。认同机制与交往机制、竞争机制和创新机制相互配合，必然会形成与全球化趋势相协调的社会运行机制，从而实现社会有序、合理和健康的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0～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