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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时空与发展方式（第2页）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51]

从马克思的这段话可以看出，自由时间之所以不同于劳动时间，是因为劳动时间是受制于生存需求的必然性的物质生产时间，而自由时间是为了实现自身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内在目标的时间。虽然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存在着质上的区别，但二者也存在着有机联系：自由时间的增加必须要建立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基础之上。在此意义上，人的发展过程表现为劳动时间不断缩短、自由时间不断增加的过程，实质上是人的需求从物质生存需求向自由发展需求的进步过程。如果离开了自由时间，那么人就无法摆脱物化状态，人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正如马克思所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不如一头役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变得如野兽一般。”[52]所以，马克思格外重视自由时间的重要意义。

从时空转换的角度看，劳动时间的节约和自由时间的增加，在空间上表现为人的交往空间的不断增加，从而为人的发展奠定空间基础。马克思高度重视人的交往空间扩展对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曾经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53]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也就是人的交往空间的扩大过程，从特定的区域扩大到整个全球范围。为什么人的解放离不开交往空间的扩大呢？对此，马克思回答道：“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54]也就是说，交往空间的逐渐扩展不仅是指人的活动空间的开拓，同时也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不断丰富和全面能力的不断提升。更为重要的是，交往空间的扩展离不开劳动时间的节约和流通时间的缩短。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55]与其说是“时间消灭空间”，毋宁说是“时间解放空间”。自由时间正是通过劳动时间的节约和流通时间的压缩这两种方式转化为不断扩大的交往空间，从而“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56]，进而实现人的发展。

自由时间的增加与交往空间的扩展表明，社会时空对于人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人们还应看到，要想实现社会时空对于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理论上的逻辑推演，同时必须借助社会经济各项具体条件的客观支持。在当代中国，首先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从而实现劳动时间的节约；其次，当自由时间随着科技创新而不断增加的同时，还必须要构建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否则自由时间不会自动转化为人的发展空间。最后，我国还要通过城乡一体化等一系列建设，积极推进空间正义的实现，为人的发展消除相互隔离的空间障碍的同时，也为人的发展生产出更多的公共性空间，最终在“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同体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推进我国社会的合理发展。

[1]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19～2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5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3]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5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82～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英]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6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37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28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2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2][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286～29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3]DavidHarvey，TheLimitsofCapital，Blackwell，1982。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57～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汪民安：《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国外理论动态》，2006（1）。

[17]任平：《论空间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江海学刊》，27～31页，2007（2）。

[18][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3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388～38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1][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3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22][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37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5～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