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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结构的全球重构（第1页）

一、社会结构的全球重构

社会结构的本质与形成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从社会发展纵向规律的维度上理解社会结构，将社会结构理解为社会发展的“横截面”，继而将社会结构理解为政治国家与非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将社会结构理解为经济基础、政治结构、社会领域和意识形态相互交织而组成的有机体，这种有机体结构是在社会发展的纵向过程中形成的。尤其是在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中，人们将社会结构理解为社会发展的特定产物和内在结构，继而将社会结构机械化地理解为各个社会系统的整合。按照这种理解，社会结构充其量是具有不同功能属性的社会领域的一种联结方式，至于不同社会领域以何种方式联结，则是由社会的纵向发展所决定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对于社会结构的理解是用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分析代替了对于社会结构的本质属性问题的进一步追问。事实上，这种以社会结构的要素分析代替社会结构的本质追问，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马克思指出，“任何机体的有差别方面，都处于由机体的本性所产生的必然的联系之中”。[1]也就是说，社会结构作为一种机体，其中的“各个被划分的方面”，即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都不足以揭示出这种社会结构的“本性”。所以，如果仅从社会发展的纵向规律的单一维度出发，人们往往只看到社会结构的阶段性特征和组成要素，而无法把握到社会结构的本质性维度，从而只能停留于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的一般性关系的抽象论说，因而无法揭示出社会发展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具体而又复杂的互动关系，亦即无法深入解释社会结构的形成机制。因此，要想揭示出社会结构的本质属性，就不能仅仅依靠社会发展的纵向规律，同时要深入横向发展的维度之中加以重新审视。

从人类社会横向发展的规律来看，社会结构在本质上是人类交往关系的规范化产物。马克思曾经对社会结构问题有过十分经典的论述，指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角度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机制，并且把社会结构理解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三个组成部分。这种理解固然无可非议，但是值得追问的是，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把握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的呢？

从马克思上述这段话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要是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把握社会结构，亦即将社会结构理解为交往关系的规范化。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绝不是像古典国民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在抽象的个体意义上的劳动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直接是一种社会化的生产，正是由于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古典国民经济学家所虚构出来的“抽象的个体”才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化生产的现代生产，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生产。在人类改造自然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之中，人类并不是以孤立的方式进行，而是在各个个体的共同活动的协同条件下进行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共同活动离不开个体之间的相互交往。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3]换言之，人类社会是人类交往关系的凝结，因此社会结构的本质属性不能离开人类的交往关系而得以揭示。

一方面，人类的社会生产不能离开社会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社会关系也正是在这种现代生产之中而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比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考察资产阶级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4]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5]正是由于社会关系在物质生产的具体过程中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同时这种社会关系不断趋于稳定化和规范化，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结构。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的那样，

整个地说来，全部社会结构都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逐层整合为一个在总体上协调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人们之间交往关系制度化的产物，这种产物一旦形成又反过来成为人们进行交往活动所依据的规范，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都受到这种规范或制度的限定和调节。[6]

从人类社会的横向发展规律来看社会结构，也就是从交往关系出发把握社会结构，因而社会结构即是人类交往关系的规范化形态。正是通过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交往关系，形成了生产关系的总和，即形成了经济结构；正是人们在政治和精神领域的交往关系，形成了包含政治和法律在内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最终整合成为社会结构。总之，由于交往关系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所以在全球化条件下对社会结构加以重新审视才有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从交往的角度看，全球化在本质上即是人类普遍交往的结果和具体实现形式。在进入“世界历史”之前，人类各个地区与国家之间的交往程度是较低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在相对独立和封闭的条件下实现社会发展。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人类交往得到了空前发展，交往关系成为一种普遍关系而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正是由于世界历史即全球化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关系。首先，从最为直观的意义上，全球化的交往实践在交往范围和深度上得到了空前发展。在范围上，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的交往直接扩大到整个世界的交往，交往关系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地理界线而成为一种普遍交往。在深度上，即使是在经济交往内部，也从原来依靠贸易的商品交换逐步深化到了货币形态的交往和资本形态的普遍交往。其次，交往从原来的偶然行为变成了一种必然趋势，原先有限的、间歇性的交往成为常态化的交往形态，以至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能离开这种全球交往关系而孤立存在。再次，交往的领域得到了空前扩展，从原来的经济交往而逐步深入到了政治交往、社会交往和精神交往，正如马克思所说，“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7]最后，从其发展的趋势和效应来看，全球化的普遍交往取消了原来人们之间依靠血缘或地缘而形成的“人的依赖性”，逐步走向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是全球普遍交往的阶段性特征），并将最终实现“人的独立性”（这是全球普遍交往的未来趋势）。

既然交往在全球化条件下快速走向普遍化，那么，普遍交往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各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在全球化时代，普遍交往对于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为：

第一，全球化的普遍交往赋予每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以鲜明的开放性特征。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结构上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社会结构具有封闭性，后者的社会结构具有开放性。如果从社会发展的纵向演进来看，社会结构的开放性主要体现为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从原来的高度同化的状态转化为各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分化状态。如果从社会发展的横向联系来看，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则主要是指摆脱过去的封闭状态而进入处于世界历史的普遍联系中的开放性结构。马克思曾以亚细亚社会为例，指出传统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主要体现为土地私有制的缺失、分散孤立而又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体系和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三位一体”的结构。[8]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使前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形成了超稳定结构。随着交往关系的深入发展，这种以自给自足和自我封闭为特征的传统社会逐步解体，从而“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9]。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结构之所以能从封闭走向开放，取决于交往关系的普遍化。马克思曾经从世界市场的开拓、货币关系的深入发展、资本逻辑的全球统治等维度揭示了这种交往关系普遍化的现实进程。在全球化时代，交往关系越是普遍化，那么社会结构就越具有开放性。

第二，全球化的普遍交往使得各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从垂直化转向扁平化。各个国家社会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同时也是从垂直化转向扁平化的过程，社会结构的扁平化由此成为全球化时代社会结构的鲜明特征。以东方社会为例，马克思指出，在东方社会中，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正是在社会机体未完全分化而又分散孤立的条件下才建立起了金字塔式的垂直结构。在这种垂直化的社会结构中，只有共同体才是唯一的实体，相对于共同体而言，个体只不过是附属物。然而，随着原来的共同体社会结构逐步瓦解，个体开始冲出传统共同体关系的人身束缚而实现了相对的独立性，“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10]从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演变中便可发现，社会结构的扁平化主要是指个体的独立化，而个体的独立化则离不开交往关系的普遍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生产过程之中的分工越是纯粹，抽象个体意义上的劳动才有现实的可能；同样，正是由于交往关系的日益普遍化，世界历史的实现程度越是充分，个体的独立性越是纯粹，社会结构才越是扁平化。与此同时，正是由于社会结构的扁平化，才使得社会结构内部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加强，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全球化普遍交往关系的深入发展。在全球化时代，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发展同时使得社会控制方式从原来的依靠人身依附关系而形成权力纵向统治的刚性方式，逐步转变为以横向的物质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多元主体平等治理的弹性方式。

第三，全球化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特征。虽然全球化的普遍交往使得每个社会的结构都具有了与世界历史相关联的开放性，然而这种开放性仅仅是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结构的一般特征。如果从各种社会结构的具体情况来看，全球化的普遍交往并没有使得各种社会结构趋向同质化，而是呈现出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对于先发国家而言，其社会结构无疑具有强势的扩张性；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其社会结构的演进无疑具有被动的外生性。各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之所以会呈现出差异性，其原因在于，当每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同样都是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先发国家出于资本增殖的追求而主动地选择了开放性道路，而有的国家的社会结构则是在全球资本关系的统治下以被动的方式走向开放。对于先发国家而言，其开放性的社会结构具有一定的扩张性，如在经济上，“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1]；在意识形态上，先发国家出于自身的资本自由流动的需求，而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向全球推广。这些现象都充分彰显了先发国家社会结构的扩张性，其扩张性的根源就是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内在本性。相反，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其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往往是由外部输入的。马克思曾专门分析过英国的殖民扩张对于印度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现象，如果没有英国的外部输入，印度的社会结构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未分化状态，从而陷入停滞状态。“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12]因此，马克思在强烈谴责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侵略和掠夺的强盗行径的同时，也深刻地指出：“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3]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如何在保持自身社会结构开放性的同时又能够保持社会结构的主体性，这是能否在全球化中坚持自主发展的关键问题。正是由于先发国家社会结构的扩张性与后发国家社会结构的受动性同时并存，才构成了全球化普遍交往的复杂图景。进而言之，各个国家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并非是随机分布和偶然形成的，而是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所构成的一个相互矛盾而又同时并存的总体性。所以，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社会结构之间的差异性既是全球化普遍交往的产物，更是全球化普遍交往的动力，如果各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完全趋同，那么在这种均质化的全球空间中，普遍交往也就走向了历史的尽头。

第四，全球化的普遍交往促使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全球性特征。在全球化普遍交往的深入发展中，不仅各个国家不同的社会结构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全球分布，同时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也形成了各自的普遍联系，从而在不同领域中都形成了全球性秩序，分别构成全球性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是源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这样一个重要区别，即传统社会是各个社会领域未分化的社会，而现代社会则是各个社会领域逐步分化的社会，在这种分化的过程中，各个社会领域分别获得了属于自身的相对自律性。这种自律性特征在全球化时代也在不断发展，从而展开了不同领域的各自全球化过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个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化也从经济全球化的单一形态深入发展到了各个社会领域的全球化，因而在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中都形成了全球性的新秩序：在经济上，各个国家之间形成了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全球政治秩序；在社会上，形成了以全球问题为导向的全球公民社会；在文化上，则是形成了以多元交融为特征的全球文化格局。

第五，全球化的普遍交往同时也使社会结构各个领域之间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社会领域的全球化程度都在加深，但是各个领域的全球化程度并不相同，这就形成不同领域全球秩序之间的不平衡性。众所周知，在各个领域的全球化实践中，经济全球化的实现程度最为充分，而政治全球化则由于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存在，很难达到“一体化”的程度，这就形成了全球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不平衡性。相应地，以自由放任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与以宏观调控为核心的国家干预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仍将长期存在。再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来看，在全球化过程中，某些国家权力固然会因诸多限制而相对弱化，但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仍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民族国家依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因而全球政治秩序与全球公民社会之间呈现出非对称性的特征。社会结构中各个领域发展的不平衡性表明，原先的社会发展纵向规律中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原理不能简单地套用到全球层面，而必须要在社会发展的横向联系中加以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合理把握全球社会结构各个领域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普遍交往的条件下，世界历史与民族国家、社会机体与各个领域、协同整合与高度分化之间的种种矛盾始终贯穿于当今时代的社会结构之中，由此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复杂图景。对于社会结构的复杂图景，在社会发展纵向规律单一维度上的传统社会结构理论已经无法予以有效解释，而必须要在纵向发展与横向联系的双重维度中加以把握，这正是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审视社会结构问题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