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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的合理应对（第1页）

三、风险的合理应对

在全球化时代，风险已成为社会发展必须给予充分考量的关键性因素。要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绝不能回避各种风险，应该在全球和国内两个层面上予以积极应对。风险应对得当，就会有助于抓住风险带来的发展机遇，规避风险带来的发展代价，使得社会发展在复杂的环境中稳步前进。

对于世界风险，国际社会已有较多的关注与讨论。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世界风险的承担问题。具体来说，风险的积极应对必须解决风险责任主体的确定，即风险归责、风险承担的公平正义问题。

首先是风险归责的问题，即必须明确某种风险的责任主体是谁，是由谁造成的，由谁来承担后果。例如，在生态问题上，不同的国家和组织对于同一种生态问题例如“全球气候变暖”的归责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国家和组织将其归因于自然规律的作用，有些国家和组织将其归因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大量碳排放或新兴发展中国家碳排放的近期增多，有些国家和组织则认为是由于各国政府生态保护政策的滞后与不完善。而对于气候变暖的处理，不同的国家和组织所关注的焦点也各不相同，有的关注气候治理中各国参与“碳减排”等行动是否积极，有的关注气候治理行动中的责任分配是否公平等。如此截然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归责争论，不仅会使一些本来不存在矛盾的国家和组织之间发生冲突，而且会激化已有的国家和组织之间的矛盾冲突，还可能会因为某一种风险归责观点而产生新的利益群体，乃至增加新的冲突。[5]

其次是风险的分配与承担问题。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风险在生产、消费体系中的分配与承担。在全球生产体系中，风险总是随着生产的扩大而不断增强，规避一种风险的行为本身就有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所有企业都标榜可以规避其本身原有的风险，并且保证不会带来新的风险，但这种无风险承诺往往无法实现。风险规避与新的风险生产常常是同一个过程，消费者在购买某一个规避风险产品的同时也购买了一个新的风险，因此，风险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被置于一个充满冲突的场域之中。二是风险转移与规避过程中的分配与承担。风险转移是规避风险的重要方法之一。风险转移意味着风险的分配与承担问题也发生了变化。把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从城市迁移到郊区或农村，这样做并不能减少风险，只是将风险转移到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群体中，其结果可能会引发新的社会风险。当多种风险并存时，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群体的风险选择会有所不同，有的愿意优先处理某一种风险，有的愿意优先处理另一种风险，这种不同的风险选择会引起社会的分化与重组，还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风险与矛盾冲突。[6]

在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合理，造成了全球风险承担的不平衡、不公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风险能力方面存在重大差距，在风险代价承担方面又存在巨大不平等，发达国家总是想方设法向发展中国家转嫁风险，以风险来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就迫切需要解决好风险的分配与承担问题。

一方面，全球风险生产与传播的普遍性客观上决定了承担风险应当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和义务。在“地球村”中，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风险共同体”。风险的生产和传播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的现象，应对社会发展风险是各个国家、各个群体都必须共同承担的全球性责任。从全球经济危机到全球气候变暖，从全球恐怖主义活动到全球传染病蔓延，各个国家、民族都面临着风险的威胁，无人能幸免。风险使前现代化和早期现代化时期所构筑起来的各种边界失去效力，现代化的各种风险迟早会对那些生产它们或者从风险中受益的人们构成打击，这种打击乃是由于人们自身的活动造成的，是一种“自我逆反”的实践效应。风险面前人人平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阶级、不同职业的人们在风险社会中同样面临风险，同样产生对风险的焦虑，因而超越风险社会的努力是各个国家、民族所应承担的共同义务。风险社会要求不同国家超越种族和民族差异、宗教信仰差异、意识形态差异等，通过各自不同的努力来为风险社会寻找合理发展的出路。这种“全球风险共同体”，其目的是为了寻求集体福祉，其成果不只是惠及某些成员和参加者，而是惠及世界所有公民。也就是说，不同国家、民族都应该积极参与到各种政策制定、经济运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中去，促使各种行为主体不能仅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完全按照工具理性行事，应当按照相关国际准则，积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合理地开展相关活动。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发展的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与承担是显著不平衡的，因而，共同的风险又成了世界分裂与社会分化的重要因素。风险社会虽然使全人类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同时为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甚至不同国家之间的凝聚整合创造了机遇，但是，风险社会又可能成为促使世界分裂、社会分化的力量。这是因为人们对风险的关注、对安全的寻求不会停留在抽象的层次上，而是要回到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人们会把抽象的风险信息和风险理念转变为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利益紧密相关的观念，进而形成化解风险的理念和方案。由于文化背景、价值观念、认知方式、生活水平、社会氛围等方面存在的分化和差异，使得不同国家、群体在将风险信息和风险理念变成具体化、地方性的风险现象时，所形成的观念各不相同，关注的重点和解决的倾向也不会相同。原本可以在风险社会中实现认识与行动一致的主体却又分化为许多不同的群体和组织。特别是由于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秩序，使得社会发展的风险在全球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分配与承担显著不平衡、不公正，由此造成了新的分化与分裂。需要指出的是，风险社会的分化机制不仅仅是由于价值观与文化的差异造成的，更是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造成的。每一个利益群体都力图通过影响风险分配来实现自我保护、自我发展，并以这种方式来规避可能影响其利益的风险。

实际上，在全球资本生产支配下，风险分配逻辑与财富分配逻辑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生产资料占有与财富分配会形成特定社会的阶级结构；而风险分配则会进一步强化这种社会结构的重组，形成新的风险利益与责任集团。由于财富分配造成了阶级和阶层的差异，风险分配也会在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进行，风险承担不公平与财富分配不公正并驾齐驱，从而在“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之间产生了某种结构性关联。正如贝克所说：“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叠。”[7]一个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越大，冲突就会越激烈，这本身就是风险社会的一个诱因，有可能破坏社会的安定有序。不同种类风险的分布与阶级阶层结构是相关联的。财富分配中处于弱势的贫困阶层在应对全社会共同风险时，会面对更多困难，付出更多代价。例如，贫困阶层可能因为支付不起昂贵的住房支出而不能搬到没有工业污染的地方，也没有多少话语权为减少环境污染而斗争，更没有政治影响力来维护自己的经济政治权利。然而，经济富裕的阶层却不会面临这些风险。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在许多发达国家里，工业区周围聚居着众多工人和贫民，而资本家则居住在工业污染很少、环境优美的城郊或景色宜人的海滨。总的来看，财富分配的逻辑在全球化时代以更为复杂的形式被不断强化，而风险分配的逻辑反映着财富分配的逻辑，并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对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二者共同构成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加剧了社会结构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值得指出的是，与财富的增长与分配导致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出现分化与重组相对应，风险的存在、扩散和分配，以及防范和克服风险所做的努力也会促进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分化与重组，并形成新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风险社会不仅带来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风险现象，而且因风险分配又会导致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调整、世界经济政治结构的分化与重组。从根本上说，全球化时代风险分配与承担的不平等结构源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等结构，特别是全球资本生产的不平衡结构。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出表现为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而植根于资本生产的风险生产与防范也就相应地出现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进而出现了多极分化与分裂，这种分化与分裂无疑会打破原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

要克服当前全球风险分配与承担的不平等，关键是要坚持和践行“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国际合作原则，建立公平公正的全球风险治理体系。“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onbutDifferentiatedResponsibilities）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制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核心原则。该原则是在综合考量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上的巨大差异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首先强调全球风险责任的“共同”性，即是指全球每个国家都要承担起应对气候变化的义务，所有国家都必须齐心协力、相互扶持来共同应对和解决全球危机。其次是强调在承担“共同”责任的同时，不能忽视“有区别的”责任。从历史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造成全球风险的责任上是存在重大区别的。发达国家要对其历史排放和当前的高人均排放负有重要的责任，今天的气候变化和生态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为此，发达国家需率先减少碳排放，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产业升级、减少排放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的条件下，应采取积极措施减少碳排放，适应气候变化。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风险问题上，已将这一原则作为全球风险治理的法律框架和基础性机制，并推进了一系列具体协议和措施的达成。例如，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召开峰会，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2014年11月APEC会议期间，中美达成了联合减排协议。2014年12月联合国利马气候大会上，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出席了本次利马气候大会，还有770多个国际组织派遣代表参会，共同商讨和推进减排目标的实现。

在全球风险治理过程中，中国的发展必须加强对风险的合理应对。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发展的风险具有特殊性。中国所面对的风险环境，带有明显的复合性特征，即传统风险与现代风险并存叠加。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压缩式发展”或“跨越式发展”交织在一起，即在短时间内要走完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由此造成中国“时空压缩”的发展格局。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共存，因而前现代风险、现代风险与后现代风险三种类型的风险并置叠加在一起，复杂程度大为增加。中国不仅面对着多种风险并存的状况，而且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国情”都扩大了这些风险的影响和后果。如中国人口数量多、密度大，风险一旦发生就会危及更多生命安全；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因而风险意识差，一旦发生风险就容易引发恐慌或做出非理性的行为；现代科技的发展提高了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过度的开发利用又使本已负荷很重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恶劣，触及生态底线；风险的社会治理体制和机制还未完全形成，治理存在许多缺陷，容易引发新的风险；国家在动员、整合、规范资源利用中具有权威性，但社会风险治理结构不合理，权力过度集中不利于分散风险和责任分担；社会信任结构处于不断变革中，传统的共同体（如家族、社区、单位等）的信任结构被现代化所打破，但适应于现代性社会的更大范围的社会信任尚未形成，人与人之间容易出现过度怀疑或过度信任的不当行为，不利于新的共同体构建。[8]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这些风险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应对风险的机制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尚处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现代社会的各项制度和体制还未完善，因而国家仍是现代社会制度建设、现代化进程推进的主导力量，国家仍是建设各种风险应对机制的核心。

风险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关键是怎么应对。现代社会快速发展，肯定会面临风险。只要人们能够科学地认识和应对风险，那么风险就可能被有效规避，进而转化为某种机遇。也就是说，风险应对得当，就会有助于抓住风险带来的发展机遇，将风险转化为发展的财富，增强社会发展的动力。例如，2003年我国爆发的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一方面暴露了当时中国社会风险预警和应对机制的种种不足，但另一方面，随后采取的种种积极应对措施，则使得中国公共健康系统及其他风险预警应对机制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提升，从而为以后规避同类风险的爆发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能力。

成功地应对风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重要的是解决观念、行为问题。

首先是要树立科学的风险观和风险忧患意识。对于现代风险，应当有一个理性的思考与把握。这就是在追求社会发展时，我们既不能认为无视代价而盲目推进，也不能因其风险而一筹莫展；既要对发展充满信心，也要对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风险给予充分估计和冷静观察，防患于未然。在推进发展的进程中，培养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观念，在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的时候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到潜在的风险，测算风险成本与收益，自然会有利于减小风险甚至规避风险。

要树立科学的风险观和风险忧患意识，应当突出“风险反思”。在现代化研究中，“反思性现代化”已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对于风险，同样需要加强反思性，因为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变得日益复杂，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以往的线性思维，用复杂性思维对社会风险加以反思，以此增强在应对风险上的观念和行为自觉。由于在全球化时代整个世界是一个充满千丝万缕联系的网络，同时又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情都有可能通过网络传播放大而产生“蝴蝶效应”，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这样的复杂性，应当增强全社会的风险反思能力，健全社会风险反思机制，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提高全方位的风险应对能力。建构多元化风险应对机制，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应对风险能力。同时，还要强化风险综合治理，扩大社会民主参与，建立起双向沟通、双向合作的风险治理机制，在政府、企业、社区、社会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合作关系。

其次是要建构合理的风险治理机制。应对全球社会风险，仅仅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不行的。中国要顺利推进社会发展，必须积极参与全球风险治理，依靠各国之间的团结协作，共同抗击风险。国与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使跨国资本的流动可以得到更有效的监控，关税壁垒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拆除、国际性活动的风险可以得到更有效的防范。这就需要在各民族国家之间突破国界构筑起共同的风险治理网络、信任互惠关系、问责和调解机制。良好的国际合作可以运用有效的政治手段去防御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全球化风险，为平等、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奠定基础。[9]为此，归根结底，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自主发展与全球协调发展的关系。一方面，风险应对的关键是要提高中国自主应对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自主发展必须与全球发展相协调。全球风险日益将国家利益共同体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必然要求把中国自主发展纳入全球协调发展的整体进程之中，促进自主发展与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

[1]参见杨雪冬：《全球化、风险社会与复合治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61～76页，2004（4）。

[2]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15～10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3]参见洪晓楠、林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策略回应》，《学术交流》，5～9页，2007（4）；刘婧：《风险：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东岳论丛》，193～196页，2005（1）。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参见李友梅：《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种新路径》，《社会》，1～14页，2008（6）。

[6]参见李友梅：《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种新路径》，《社会》，1～14页，2008（6）。

[7][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15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8]参见杨雪冬：《全球化、风险社会与复合治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61～76页，2004（4）。

[9]参见沈湘平、于天龙：《风险社会与和谐社会》，《山东社会科学》，59～62页，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