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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走向生态文明（第1页）

第三章走向生态文明

一、生态文明概念的产生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揭开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序幕。胡锦涛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生态文明观念。但在这之前，我国一直有少数学者在探索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出路，并已有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只是在“发展的呼声”如同海啸的年月，少数人的声音显得极其微弱。

如果我们追索朴素的生态文明思想，那么或可追索到中国古代的《易经》。实际上，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朴素的生态文明，先秦许多思想家都有朴素的生态学思想，如老子、庄子、荀子、孟子、管子等。我在此只简单叙述“生态文明”概念的当代思想起源。

先看当代中国学者的论述。

张春燕在《百年一叶》一文的开头写道：“当‘生态文明’已成为国策时，鲜有人知道，学术界最早提出这一划时代概念的人，是一个现年高逾104岁的老人，西南大学的叶谦吉教授。”张春燕的这篇文章发表于《中国生态文明》2014年第1季号。据张春燕的文章描述，1987年5月，在全国生态农业研讨会（在安徽阜阳市召开）上，叶谦吉说：“我们要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

余谋昌教授是我国最早致力于环境伦理学研究且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他的环境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他明确论述生态文明的文章发表于2006年9月。余先生说：“20世纪中叶，人类工业文明达到它的最高成就，伴随它的生态危机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这种危机成为时代转变的拐点。它表示工业文明开始走下坡路，一种新文明——生态文明成为上升的文明。”[1]

1990年李绍东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题为《论生态意识和生态文明》的文章。该文认为，文明是指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的进步状态，与野蛮、丑恶、落后相对立。生态文明就是把对生态环境的理性认识及其积极的实践成果引入精神文明建设，并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生态文明是由纯真的生态道德观、崇高的生态理想、科学的生态文化和良好的生态行为构成的。为建构生态文明，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要强化生态知识的覆盖面，要建设良好的社会生态生理环境，要使生态文明制度化。之后，谢光前于1992年在《社会主义研究》发表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初探》，沈孝辉于1993年在《太阳能》发表了《走向生态文明》，刘宗超和刘粤生于同一年在《自然杂志》发表了《全球生态文明观——地球表层信息增殖范型》。沈孝辉认为，古代几大农业文明的衰落都是由于自然系统的衰落，人与周围环境的生态平衡破坏而导致的结果。可是历史上的生态破坏毕竟是局部的，此地破坏了，彼地仍然良好，因此文明的消逝也是局部的，此地的文明衰落或覆灭了，彼地仍会产生和发展出文明来。然而当代的问题不同了，无论是生态破坏，还是环境污染，都是全球性的。因此全球环境的恶化必将对世界文明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解决环境恶化的关键在于人类应当正视自己的行为所招致和可能招致的环境后果，并对大自然的逆变肩负起不可推脱的责任。为拯救世界和人类自己，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均需进行一场深刻的环境革命，这样才能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途径，建立一个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互不损害、共同繁荣、以环境保护为旗帜的人类新文明——这就是生态文明。

在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检索到的最早论述生态文明的专著是，1992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张海源著的《生产实践和生态文明》。该书应是我国最早的书名包含“生态文明”的一本书。该书把环境保护上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作者在引言中说：“根据环境污染的现实，保护环境已成为每个国家的政府、社会公民共同的紧迫任务。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和结果就是建设现时代的生态文明。”该书声称“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如何建设及为何能够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但没有仔细界定何谓生态文明，谈论的主要是生产实践中的环境保护问题。故该书还不是专论生态文明的专著。

最早的论述生态文明的专著应是1999年出版的刘湘溶编写的《生态文明论》。该书认为，生态文明是文明的一种形态，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文明。生态文明不仅追求经济、社会的进步，而且追求生态进步，它是一种人类与自然协同进化，经济—社会与生物圈协同进化的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总对策。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文明的全面变革，它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主体的自觉选择，既是我们所憧憬的理想境地，又是已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

我本人于1987年开始关注环境问题，那时第一次读到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论述，为之深感震惊。我在1996出版的《人类的家园》一书中着力论证，现代工业文明已陷入双重危机——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这两种危机是内在相关的，正因为现代人失去了精神家园，才在物质丰饶中纵欲无度，正因为人们在物质丰饶中纵欲无度，人类才深陷生态危机而不能自拔；人类必须重建其精神家园，才可保住地球[2]。在《中国应对人类走向生态文明做出较大贡献》（《吉首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一文中，我认为：“人类文明必须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才不致因过分‘发达’而自毁。现代人类文明是重物质轻精神、重智轻德的文明，正因为如此，现代人类文明才表现出种种病态，有强大的力量而无使用自己强大力量的智慧乃是种种病态之一端。人类须走向精神与物质并重、德与智并重的境界，文明机体才能达到高度健康的水平。中华文明不必在现代性的框架内与其他文明一较短长，但可为走向生态文明、走向精神成熟而为人类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叶平教授也是我国较早研究生态伦理的优秀学者。他在《生态哲学的内在逻辑：自然（界）权利的本质》（《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一文中说：“生态伦理学扩展了利益的概念。所谓生物利益，是指在地球生物圈社会中限定的（利益），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利益。承认生物的利益就要改变传统的只有人才有利益的观念。这是人类生态文明的新进展。”

国外也有零星的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系教授费切尔（Irischer）在《论人类生存的环境——兼论进步的辩证法》（最初发表于《宇宙》英文版1978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人们向往生态文明（ecologicalcivilization）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这种文明与舍尔斯基所说的技术国家不同，是以设定有一种自觉地领导这一制度的社会主体为前提的，达到这种文明要靠人道的、自由的方式，不是靠一群为在世界范围内实行生态专政服务的专家来搞，而只靠大多数人从根本上改变行为模式。把一切希望完全寄托于无限进步的时代即将结束。人们对自己所幻想的终能无限驾驭自然的时代究竟能否实现，已深感疑惑。正是因为人类和非人的自然界之间处于和平共生状态之中，人类生活才可以进步，所以必须限制和摒弃那种无限的直线式的技术进步主义。”[3]费切尔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最早发表于1978年，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论述生态文明的文章。该文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在批判工业文明（industrialcivilization）的同时指出了生态文明的基本发展方向，这便意味着生态文明将是超越工业文明的一种新文明。

据刘仁胜博士说，在英语世界当中，罗伊·莫里森（RoyMorrison）在其1995年出版的《生态民主》（Eocracy）一书中，首次专门论述过“生态文明”，并将“生态民主”作为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2006年，他又专门出版了《生态文明：2140》（Eco-Civilization2140）一书，进一步探讨了可能存在于未来22世纪的“生态文明”。莫里森说：“生态文明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人类生活与欣欣向荣的生物界保持动态的可持续性平衡；人类不与自然为敌，而是存在于自然之中。第二，生态文明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基于我们做出新的社会选择的能力。”[4]

当然，国外有许多与生态文明论相关的著述，其中托马斯·伯里（ThomasBerry）提出的“生态纪”（EcozoicEra）概念与“生态文明”概念最为相近。伯里认为，即将出现的生态纪是人类以地球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参与地球进化的新时代，在转向生态纪的历史过程中，人类对实在和价值的理解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将深刻地影响我们对生存之起源和意义的看法，这种变化将不限于人类共同体的单个部分，而将波及整个人类共同体。变化甚至也不止于人类秩序，还将涉及整个地球的地理生物秩序[5]。

可见，在2007年之前，已有少数学者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代表着生态文明研究和建设的转折点，从此之后，生态文明研究和建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

2012年11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标志着对中国共产党“**”时期意识形态的进一步的纠正。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上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否则会受到自然界的报复。又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6]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所必需的产业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科技创新和制度建设。